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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文物 2019-09-15 23:2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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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走出国门探源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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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 神木县文体局  发掘领队:孙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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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新伟在科潘遗址考古现场。   资料图片  

    石峁遗址位于陕西省榆林市神木县高家堡镇洞川沟附近的山梁上,地处黄河支流秃尾河及其支流洞川沟交汇处。遗址所在区域属于低山丘陵区,沟壑纵横,支离破碎,海拔在1100-1300米之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半坡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开展了调查及小面积发掘,并征集到一批极具特色的陶器和百余件精美的玉器,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然而,由于石峁遗址未经过大规模考古发掘,其文化面貌、玉器与文化遗迹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朗,因而其遗址范围、年代及文化背景等问题一直聚讼不休。

 

  20世纪初,中国的西部还是西方考古学家的乐园,大批文物甚至流失海外;曾几何时,中国考古人还只是埋首于自己的土地,而对其他文明进行研究和发表见解还依靠着二手的文献资料……而现在,中国考古正在走向世界:从亚洲蒙古高原到中美洲热带雨林,从丝路沿线到非洲海滨,都可见中国考古人的身影。

  
    2011年由省、市、县三家文博机构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石峁遗址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全面了解了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现状,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址。2012年,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榆林市文物勘探工作队、神木县文体局联合组队,对石峁遗址重点发掘及复查,取得了重要收获。现将主要收获汇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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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古调查:规模宏大的石城聚落  

 

  以世界文明为广阔背景,用更丰富的视角认识中华文明特色

 
    2012年度石峁考古队对城圈结构和城垣走向展开了细致勘查,确认石峁城址由“皇城台”、内城、外城三座基本完整并相对独立的石构城址组成。   

发掘单位: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阿坝州文物管理所 金川县文物管理所发掘领队:孙智彬   

 

    皇城台是当地百姓对这一砌石高台地的称呼,位于内城偏西的中心部位,为一座四面包砌护坡石墙的台城,大致呈方形,台顶面积8万余平米。目前保存最好的石墙位于东北角,总长度约200米,高3~7米。

    川西北地区位于青藏高原东麓,紧邻甘青地区。早在上世纪初,该地区已经发现彩陶并引起关注,后来在该地区的历次调查和发掘中,发现数处出土彩陶的遗址。新世纪以来,四川考古人员在岷江上游、大渡河上游做流域调查发现了更多出土彩陶的遗址,并对汶川姜维城、茂县波西、营盘山、马尔康哈休等遗址进行了试掘工作,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此类遗址的文化面貌。但学界对其文化性质争议较多,对该区域文化交流、生业形态以及聚落结构等问题鲜有涉及,亟待通过更多田野资料解决。
 
  
    刘家寨遗址就是近年四川基本建设中新发现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二嘎里乡二级阶地刘家寨上。高程约2650米。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并受其大力支持,2011年9--11月、2012年5--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联合阿坝州、金川县文物管理所分两次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共计3500平方米发掘面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或许很多人会问:国内的考古和文物抢救保护工作已经任务繁重,为什么还要走出国门?中国对自己文明的研究都还有待深入,为何还要顾及其他文明?

    “皇城台”没有明显石墙,系堑山砌筑的护坡墙体。据称,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皇城台”东北侧还可见7级石墙,本次调查发现部分墙体多有3~5级结构。  

  
    刘家寨遗址地层共有5层,堆积深度从20~180厘米不等,至生土时整个遗址发掘区高低起伏。两次发掘共清理新石器时代各类遗迹350处,其中灰坑298座、灰沟1条、房址16座、陶窑址26座、灶7座、墓葬2座。出土陶、石、骨、角等小件标本逾6000件,仍有大量陶器正在拼对修复。

 

 
    内城将“皇城台”包围其中,依山势而建,形状大致呈东北—西南向的椭圆形。城墙大部分处于山脊之上,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5700余米、宽约2.5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1米有余。

    通过田野发掘及初步整理,有如下收获:   

  “探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的过程和中国文明的特征,固然是一个热门课题。但逻辑是,想搞清楚中国文明是怎么回事,却连其他文明是咋回事都搞不清,那你对自己的文明也不可能认识得有多清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西北大学和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负责人王建新说,之所以要到国外考古,很大程度上是希望通过考古发掘逐步了解世界文明,以世界各文明为广阔背景,以更丰富的视角、更深刻地认识中华文明的特色,也更睿智地洞察未来的发展之路。

  
    外城系利用内城东南部墙体,向东南方向再行扩筑的一道弧形石墙,绝大部分墙体为高出地面的石砌城墙,现存长度约4200米,宽度亦为2.5米左右,保存最好处高出现今地表亦有1米余。

    一、刘家寨遗址灰坑主要为圆形或者近圆形,有一定数量为不规则形。剖面呈锅底状和直筒状者或袋状。部分灰坑壁、底发现工具痕。坑内堆积多为含草木灰较多的沙土,夹杂较多红烧土和炭粒,出土较多陶片和动物骨骼,筛选、浮选发现较多细石器、炭化植物种子。个别灰坑内堆积形式特殊,几乎只埋藏大块陶片,或集中堆积大量大型动物骨骼。   

 

  
    依据地形差异,石峁墙体建造方法略有差异,其构筑方式包括了堑山砌石、基槽垒砌及利用天险等多种形式。在山石绝壁处,多不修建石墙而利用自然天险;在山峁断崖处则采用堑山形式,下挖形成断面后再垒砌石块;在比较平缓的山坡及台地,多下挖与墙体等宽的基槽后垒砌石块,形成高出地表的石墙。这些石墙均由经过加工的砂岩石块砌筑而成,打磨平整石块多被用于砌筑墙体两侧,墙体内石块多为从砂岩母岩直接剥离的石块,交错平铺并间以草拌泥加固。

    二、房址出土于不同层位。早期层位只见方形木骨泥墙房址和圆形柱洞式房址,基槽宽约15~20厘米,柱洞径小,建筑面积仅有数平方米。晚期层位出现方形石墙建筑,这类房屋基槽较深,墙体一般达50厘米厚,多开间,甚者有二进深,建筑面积数十平方米。部分房址内堆积含大量草木灰。

  “我们之前对其他文明的研究,基本上只能依靠外国人的文献和材料,姑且只能算是‘二次研究’,自然是难以做出显著成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洪都拉斯科潘遗址发掘领队李新伟表示,境外考古研究能帮助我们从最基础的工作和第一手资料开始,更深入、更自主地了解世界文明。

  
    本次调查发现了城墙越沟现象,在内、外城城墙上均发现有石墙由沟底攀山坡而上的迹象,外城还发现了沟壑底部的加宽石墙。上述迹象首次将石峁城址基本闭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独立空间,也为探讨石峁早期地貌变迁及环境提供了重要资料。利用Arcgis系统测量及面积推算,内城城内面积约210余万平方米,外城城内面积约190余万平方米,石峁城址总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在“皇城台”和内、外两城城墙上均发现有城门,内、外城城墙上发现了形似墩台的方形石砌建筑,外城城墙上还发现了疑似“马面”的建筑。

    遗址南部区域堆积较厚,保存有4处活动面。其中可辨识的3处为建筑遗迹内活动面。

 

  
    结合新石器时代晚期内蒙古中南部及陕北地区修建石城的传统,考虑到城墙范围及遗址主要文化遗存分布范围的高度一致性,依据调查成果,初步判断石墙与遗址主体遗存的年代一致,石峁遗址属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之间的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

  
    三、刘家寨遗址出土陶窑分为三类:一类向下挖坑作操作间和火膛,多保留操作间、火门、火膛和火道,窑室不存。这类窑操作间多为椭圆形深坑,打破生土,火门呈“U”字形,上部横放一块石板,火膛呈锅底状,草拌泥抹筑,残存上部直径在60~100厘米左右,火膛正中插有一块楔形长石块,起支撑窑室底部作用。

  王建新回忆,2011年,西北大学、国家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组队进入塔吉克斯坦考古调查。“当地学者问我们:‘法国、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的考古学家早就来了,你们怎么现在才来呀?’可知,我们进入中亚开展考古工作实在是太迟了!”

    外城东门址:体量巨大、结构复杂、筑建技术先进  

    另一类不见操作间,多依斜坡地形向下挖坑作为火膛,在坡顶加工修建窑室,并以“八”字形、“=”形和圆弧形火道与火膛相连。此类窑址窑室多被毁。

 

 
    2012年5~11月,为了解决石峁城址的年代问题及进一步了解城址布局及功能区,我们重点发掘了外城北部的一座城门遗址。 

   
    第三类陶窑是挖长方形小坑作灰膛,上盖石板,平地起建圆形窑室,窑室壁厚约15厘米,残存高度约30厘米,此类窑可能为馒头窑早期形制,如2012Y11、Y15。发掘中解剖Y15时发现窑室底部红烧土为草拌泥抹筑,烧结面达3~4层,最上一层烧结面与四周窑壁之间存在明显分界线,推测其为多次加工使用所致。灰膛内含大量灰白色灰烬。

  资料显示,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跨出国境首先集中在柬埔寨、蒙古、乌兹别克斯坦等周边国家,后来则跨越到了肯尼亚、洪都拉斯等国。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位于外城东北部,门道为东北向,由“外瓮城”、两座包石夯土墩台、曲尺形“内瓮城”、“门塾”等部分组成,这些设施以宽约9米的“『”形门道连接。从地势上来看,外城东门址位于遗址区域内最高处,地势开阔,位置险要。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掘区内发现数处红黏土堆,土质较为纯净,曝晒后质硬。最大的一处堆积达数平方米范围,残存高度10~30厘米。这些土堆是否与制陶有关,还有待检测分析。

 

  
    东门址门道内揭露出上、下两层地面,上层地面及其上层堆积内出土的遗物较为丰富,可见主要陶器有细绳纹高领鬲、方格纹单把鬲、花边鬲和宽流鬶、篮纹折肩罐等;下层地面上多见一些绳纹和篮纹陶片,数量略少,陶器主要为鬲和罐两类。上、下两层出土陶器在器形、器类和纹饰方面具有较为明显的差异。石峁外城东门址门道内上、下地面叠压关系明确,两层地面间隔一层厚约40厘米的混杂土层,下层地面以下是一层厚约30厘米的黑褐色硬土,东门址的主体建筑及相关设施均修建于在该层之上,且石墙主体基槽亦掏挖其上。因此,该层为外城东门修建时的地基铺垫层。地层关系表明,石峁外城东门上、下两层地面可将城址的年代分为早、晚两个阶段,代表了修建及再建两大主要使用时期。东门址上、下两层出土的遗物分别属于内蒙古中南部、陕北及晋西北地区常见的龙山晚期和夏时期遗存。因此,石峁东门址乃至石峁石城的年代当在龙山晚期至夏代早期阶段。

 

  “应该说,之前一些境外项目的实施有其偶然性,并非完全是考古学家主动走出去。现在我们则是进入了主动阶段,有能力、有愿望,也有良好的国际环境支持考古研究走出国门、系统研究其他文明。”李新伟介绍,“201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与洪都拉斯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所签订合作协议,拟定与哈佛大学合作联合开展科潘遗址考古工作;2015年,考古工作正式展开,这也是我国首次介入世界主要古代文明中心的核心地区的考古发掘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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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潘被称作玛雅世界中的雅典,是玛雅文明最重要的核心城邦之一。科潘遗址则是世界文化遗产。“关于科潘遗址的考古研究已有100多年的历史,也一直代表着玛雅文明研究的最高水准,但对科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多为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考古学界的‘主场’,他们长期占据着世界文明研究制高点、垄断文明研究话语权,而中国却对玛雅文明的历史和文化研究甚少,尤其缺乏依据考古发掘获得的第一手资料进行的基础研究。”李新伟说,我们主动走出去,将极大地改变这些状况。“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考古大国,我们不满足于只作为局外人旁观国际舞台,也渴望成为世界考古强国、文化强国。”

 

刘家寨遗址正射影像图(注:玉米地为去年发掘的1000平方米)

 

石峁城址外城东门正射影像(上为东)

   
    四、遗址内清理的2座墓葬均位于房址附近,依墓主骨骼特征初步判断为十岁多的儿童,均不见随葬品。M1为土坑竖穴墓,仰身直肢。M2埋葬于圆形灰坑底部一侧,俯身直肢。

  凭借务实态度和责任感,“中国正努力成为世界考古领军者”

  

    同时,与丰富遗迹相对应,遗址内出土大量陶、石、骨器等人工制品及丰富的动物骨骼。   

 

    “外瓮城”平面呈U形,将门道完全遮蔽,但与门道入口处的两座墩台之间并未完全连接,南北两端留有通道。外瓮城石墙经过多次修葺,外瓮城石墙废弃之后进行过重建,并在其东南角处新建了一座石砌方形房址。发掘所获玉铲和玉璜均出土于外瓮城石墙北端的倒塌墙体和倒塌堆积中,其中两件玉铲出土于北端东西向短墙向北倒塌的墙体内。南端墙体的倒塌堆积中发现阴刻石雕人头像残块。

    出土陶器分夹砂陶和泥质陶。夹砂陶多为平底,褐陶、灰褐陶居多。方唇上多压印绳纹,也有部分压印花边口,器身饰以绳纹、交错绳纹、附加泥条堆纹等。泥质陶分彩陶和素面陶,彩陶主要为红褐陶,少量灰褐陶,多在盆、钵、瓶上饰黑彩,常见弧线纹、弧线三角纹、网格纹、圆点纹、垂幔纹、水波纹、草卉纹等纹饰。另外,泥质陶中也有抹光灰陶和黑陶。部分陶器器耳较发达,鸡冠耳、鋬耳、钮耳都有发现。可辨器型主要有侈口深腹罐、长颈圆腹罐、重唇口尖底瓶、彩陶平底瓶、折沿盆、卷沿盆、带流锅、钵、杯、器盖、陶球、陶环、陶拍等。

  走出国门的中国考古队,没让国内外的关注者们失望,一连串惊喜随之而来。

 

  
    石器以磨制石器为主,也出有较多打制石器。石料多为硅质岩、石英、石英砂岩、页岩。磨制石器有斧、锛、刀、镰、凿、镞、锤、磨盘、磨棒、杵、笄、环、璧、纺轮等;打制的石制品有刮削器、小石片、细石核、细石叶等;还有少量利用天然形状略做加工的大型石器,如带柄石斧、鹤嘴石锄等,这在四川均为首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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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骨器主要以动物肢骨加工而成,主要有骨锥、针、凿、削、刀、匕、镖、笄、环、骨柄石刃刀和其他骨饰品。也有少量制作精美的蚌、角、牙饰品。骨锥数量巨大,是为该遗址特色,制作精细、粗糙皆有。部分骨锥并未加工,只见轻微使用痕迹。骨锥锥尖有锋利、厚钝之别,后者与出土的大量钻孔陶片应有联系。小型骨片长1厘米多,壁薄,刃端使用痕迹明显,部分骨片尾部有钻孔,可能为拴系用。据出土的抹光泥质陶器刮痕观察,可能与这类骨片有关系。

  2010年到2013年间,北大考古队先后4次对肯尼亚的5个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还对以往出土的中国瓷器进行了三次调研。

 

    通过对出土动物骨骼初步辨识,有猪、羊、鹿、麂、獐、猴、豪猪、龟、鱼、禽类等,尤以羊、鹿、獐为大宗。    发掘中还发现有少量窑汗和沾有朱砂的石片。  

 

玉铲出土(照壁墙北端)

    通过刘家寨遗址埋藏堆积和出土遗存可知:南部三道石坎将晚期房址分为三排,每排分布2、3座房屋。早期房址主要为木骨泥墙式和柱洞式,晚期多石墙结构。结合残存的活动面,大体可以勾勒刘家寨遗址内部居址结构。   

  “在曼布鲁伊村遗址的发掘中,考古队发现了永乐官窑青花瓷和明早期龙泉窑御用官器瓷片。这两种官窑瓷器的年代与郑和航海年代吻合,很可能是郑和船队从官窑定制的礼物,从而基本确定了郑和曾到访非洲的事实,极大地推进了关于郑和航海壮举的研究,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秦大树曾带队去肯尼亚考古,他说:“陶瓷调研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不但让中国学者在外销瓷研究、世界贸易史、航海史研究领域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也使世界相关领域研究的专家学者对海上丝绸之路强大的商业生命力和影响力有了更清晰的认识。”

  
    夯土墩台以门道为界对称建置于南北两侧,长方形,外边以石块包砌,墩台内为夯打密实的夯土,条块清晰、夯层明显、土质坚硬。夯台外围包砌一周石墙(暂称“主墙”)。在墩台外侧即朝向城外的一侧墙体外围还有一层石墙,紧贴主墙,将墩台东侧墙体以及东部两拐角完全包砌(暂名“护墙”)。护墙之下有一道宽1.2~1.5米与墙体走向一致的石块平砌长方形平面,形似“散水”。墩台朝向门道一侧的主墙上分别砌筑出3道平行分布的南北向短墙,隔出4间似为“门塾”的空间,南北各2间,完全对称,个别门塾还有灶址。门塾地面加工规整、踩踏痕迹明显,早、晚两期地面可以门道对应。

    26座陶窑并无明显分布规律,②、③层下开口的陶窑数量较多,结合遗址内②下开口的大型灰沟(G1)中堆积主要为草木灰烬,不排除与烧陶有关。此外,结合2012Y11等的清理,我们推测部分活动面或房址可能与陶窑有直接关系,如存放陶泥、制作陶器、阴干陶坯等。

 

  
    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6、宽约14米,主墙厚2.7~4.1米,护墙厚1.5~2.8米,散水宽1.2~1.5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6.7米。紧贴西侧主墙又增修一道石墙,宽1.3米,将墩台西南拐角包砌。这道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为夏时期修葺增补而成。

    前些年,在茂县营盘山遗址发现了常见于黄河流域的灰坑葬,这次在刘家寨遗址居址附近再次发现,为探讨川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埋葬习俗提供新的材料。   

  2014年5月,王建新团队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盆地南缘山前地带开展的春季考古调查工作结束,一天上午,王建新在撒马尔罕市内的考古研究所遇到了国际著名考古学家、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教授托蒂,托蒂带领的团队当时已在撒马尔罕盆地开展考古调查工作15年了。

  
    南墩台顶部夯土长约17、宽约11米,主墙厚4.2米左右,护墙厚2~2.5米,散水破坏严重,最宽处约1.3米,墩台最高处距龙山晚期地面约5.6米。夏时期在坍塌墩台西侧砌筑了一些护坡短墙,并利用墩台西侧的空间修建了一座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以石砌房址F7为主体。F7平面呈方形,室内面积约10平方米、屋墙宽约80、高约60厘米,门道向西,室外平铺石板,形成类似“庭院”的独立空间。F7内出土花边罐、细绳纹高领鬲等晚期陶器,院墙的倒塌堆积内发现有石雕人面像1件。

    概言之,刘家寨遗址文化内涵与营盘山、姜维城等遗址出土遗存相似,与甘青地区大地湾第四期、师赵村第四期、东乡林家及白龙江上游马家窑文化等遗存面貌相近。年代大体处于仰韶时代晚期。不过,刘家寨遗址遗存丰富程度超出川西北地区以往任何已发掘的同时期遗址,是四川境内一处极为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对研究当地新石器时代晚期考古学文化及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陈苇)

 

    外城城墙与墩台两端接缝相连,墙体宽约2.5米,沿墩台所在山脊朝东北和西南方向延伸而去。  

  “听说我们也在这里开展考古调查工作,他很瞧不起我们,很不客气地对我们说:‘我们已经调查了15年了,你们还调查什么?你们会调查吗?’当天下午,我们在考古研究所汇报了我们本季度调查工作的主要收获,法国、意大利等国的学者也参加了汇报会。当托蒂了解到我们在古代游牧文化聚落考古研究的思路和方法的指导下,在他们已调查过的区域内新发现了一批古代游牧文化的聚落遗址,其中包括大型聚落遗址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变了。他立即想要与我们谈合作。”王建新感慨,通过务实努力,我们在古代游牧考古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方面已在国际上居于领先地位,这才能得到外国考古学大腕的尊敬。

 
    进入门道后,南墩台西北角接缝继续修筑石墙,向西砌筑18米后北折32米,形成门址内侧的曲尺形“瓮城”结构。石墙墙体宽约2.5米。这段墙体在门道内侧增修了一道宽约1.2米的石墙,两墙紧贴并行。结合城址内地层关系,这道增修的石墙修建于晚期地面之上,当属于夏时期修补遗迹。在此段石墙墙根底部的地面上,发现了成层、成片分布的壁画残块100余块,部分壁画还附着在晚期石墙的墙面上。这些壁画以白灰面为底,以红、黄、黑、橙等颜色绘出几何形图案。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下层地面下发现集中埋置人头骨的遗迹两处,均有24个头骨。一处位于外瓮城南北向长墙的外侧;一处位于门道入口处,靠近北墩台。这两处人头骨摆放方式似有一定规律,但没有明显的挖坑放置迹象。经初步鉴定,这些头骨以年轻女性居多,部分头骨有明显的砍斫痕迹,个别枕骨和下颌部位有灼烧迹象。这两处集中发现的头骨可能与城墙修建时的奠基活动或祭祀活动有关。

 

    除外城东门的发掘外,本年度还试掘了内城的几处地点:圆圪旦、后阳湾、呼家洼、对面梁和夜蝙蝠塔,出土了一些龙山中期至夏时期的典型陶器。   

  科潘遗址发掘也不乏让哈佛大学的专家们眼前一亮的惊喜出现。“玛雅人相信万物都有生有灭,建筑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到一个时期,就会把之前的建筑推倒,在此基础上构筑起新建筑。于是累积起来,不同时期的建筑最终形成了一层一层的结构,就像‘俄罗斯套娃’一样。”李新伟说,中国考古队在发掘时通过“解剖”,发现了至少三个时期的建筑,这为了解科潘王国的发展演变历史提供了重要信息。“1990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主持的考古队对居址东部进行了发掘,但他们并没有对居址进行深入解剖,我们算是填补了他们工作的一个空白。”

    学术意义及初步认识   

 

    2012年度对石峁外城东门址的考古发掘,确认了体量巨大、结构复杂、构筑技术先进的门址、石城墙、墩台、“门塾”、内外“瓮城”等重要遗迹,出土了玉器、壁画及大量龙山晚期至夏时期的陶器、石器、骨器等重要遗物。   

  王建新团队在中亚地区看到了不少掠夺式考古的痕迹,很多探方挖掘后甚至不回填,考古现场满目疮痍,“许多国家的考古队来到这里,只管攫取文物资料、不管文物保护,这是十分不负责任的。”王建新说:“我们在中亚的考古发掘工作,始终有一个理念,那就是一定要有负责任的考古态度。我们不仅对发掘的探方全部回填,对发掘的墓葬,特别是大型墓葬还进行了实地保护,有的建了展示大厅,将来将建起小型的遗址博物馆。”中国考古队的这些“靠谱”行为,受到了普遍赞誉。

    发掘工作最为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清理出一些层位关系明确的遗迹和一批年代特征明显的陶器和玉器,为确认了石峁城址的年代提供了重要证据。结合地层关系及出土遗物,初步认定石峁城址最早(皇城台)当修建于龙山中期或略晚,兴盛于龙山晚期,夏时期毁弃,属于我国北方地区一个超大型中心聚落。规模宏大的石砌城墙与以往发现的数量庞大的石峁玉器,显示出石峁遗址在北方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石峁石城面积在400万平方米以上,其规模大于年代相近的良渚遗址、陶寺遗址等已知城址,当是目前所见中国史前时期最大的城址。发掘工作不仅为石峁玉器的年代、文化性质等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背景,更对进一步理解“古国、方国、帝国”框架下的早期文明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王炜林、孙周勇、邵晶、杨利平、胡珂、邵安定、康宁武、项世荣、屈凤鸣、周健、刘小明)

 

  尊重、关心和维护他国的文化遗产,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

 

  我国西北地区曾一度是西方探险家和考古学家的乐园,那时候我们对自己的文化遗产都无力保护,现在终于有实力、有心胸去了解和认知其它世界主要文明,这让考古专家们自豪和振奋。

 

  “在科潘的整个工作过程比预想的都要顺利!比如,我们担心当地政府可能并不是非常支持,而西方权威学者也不一定能真心相信和帮助我们。实际开展工作之后,感受最大的就是来自当地政府和人民以及哈佛大学学者们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帮助。”李新伟感叹,中国国力的增强、国际影响力的提升,“让大家相信中国能做好一切事情。”

 

  对于中国考古学界来说,境外考古是我们深入了解和理解所在国家和地区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基础工作。“但是意义不仅如此,由于考古工作可以遍及城市、农村、山地、草原、沙漠等各种区域的工作方式,境外考古还可以全面深入地了解工作区域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等现状。”王建新指出,欧美、日韩各国纷纷将海外考古工作列为文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系列项目的持续开展,大大提高了他们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和亲和力,加深了他们对这些国家历史和现状的了解。

 

  秦大树也举了个例子,“肯尼亚陆上考古成就令当地学者和民众为之兴奋,他们为自己祖先创造的文明感到骄傲,也为找到了中非友谊源远流长的历史而感到高兴——从发掘结果来看,曼布鲁伊和马林迪两个遗址的创始年代都可以推定在9至10世纪,比英国学者之前认定的14世纪向前推进了四五个世纪;肯尼亚出土的中国瓷器年代最早的可追溯到9世纪,表明早在晚唐时期,中国商品就已经抵达这一地区;发掘出的永乐官窑瓷器,基本确定了郑和到访非洲的事实。”

 

  “虽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现在我国的境外考古还只能算是刚刚起步。”采访中,专家纷纷表示,目前我们对其他国家文明的知识储备、专业研究、人才培养都还不够充分,国家层面的政策支持也还欠缺,要想进入世界文明探源的前列,争取世界文明研究话语权,依旧任重道远。

 

  王建新展望,预计经过10年至20年的努力,我国考古学家可以在一些国家和地区、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在世界考古学的大多数研究领域取得话语权,在某些研究领域取得研究的主导权。“到那时候我们才能说,世界考古学迎来了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

(原文刊于:《人民日报》2016年11月24日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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