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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文物 2019-09-11 14:18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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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来中国做学术讲座

    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境内日前发现一处存在大量西夏文化遗迹的塔龛悬葬遗迹,此次考古中发现的塔龛悬葬数量达53处。据考古专家介绍,这是我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塔龛悬葬遗址。

 
 
发掘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发掘单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 周原博物馆发掘领队:钟建荣   

  3月14日至17日,应金昌市有关方面邀请,中国科学院西夏文化研究中心委员、武威西夏文化研究所所长孙寿龄和武威市博物馆原馆长党寿山等专家一行在金昌市境内考察。

    常乐墓地位于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常乐镇南2.5公里太青山北麓山前台地上(当地人俗称“半截子山”),该墓地最早发现于1985年,墓葬分布区域达数万平方米。为配合“西气东输”、“中营高速公路”等国家、自治区重点工程建设,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卫市文物管理所组织专业人员,先后于2002年、2004年、2009年对该墓地开展过三次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墓葬近百座,出土各类文物五百余件(组)。墓葬形制包括土坑墓、石室墓、砖室墓等多种类型,出土文物以铜钱、陶器为主。墓主骨骸经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骨骼人类学专家韩康信先生鉴定,属蒙古种近代东亚类型。墓葬时代从西汉中期延续至东汉早中期。

    2012年3月12日,应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邀请,美国斯坦佛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中心教授伊安·霍德(Ian Hodder)和琳•麦斯凯尔(Lynn Meskell)来华进行学术访问,并分别在社科院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做了学术讲座。

    姚家墓地位于陕西岐山与扶风交界地带的周原遗址之东部边缘,东距美阳河约400余米,南距著名的旅游胜地——法门寺约2.5公里。墓地是2010年5月陕西考古研究院已故技师史浩善同志据当地群众提供的线索发现的。为进一步了解墓地特征,经国家文物局批准,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与周原博物馆组成考古队,于2011年11月至2013月1月,在姚家墓地及其周邻区域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钻探、调查与发掘。

  考察队伍在永昌县城北10公里处圣容寺花大门附近的一处悬崖上发现两处西夏石刻。据专家鉴定,这是著名的塔龛石刻,这两处塔龛长宽高分别为30cm×30cm×25cm、30cm×35cm×25cm。

  
    2012年4月~7月,为配合“西气东输”三线工程,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人员对该墓地南部区域进行了第四次考古发掘。本次按地形及墓葬分布,分东、西两个区域在两条山梁上进行了发掘,其中西侧山梁为I区,东侧山梁为II区。两区间距约300米,中间隔南北向山洪冲沟。两区共发掘墓葬25座,其中汉代墓葬24座,清代墓葬1座,扰乱坑2座。汉墓中,6座为双人合葬墓,其余均为单人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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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伊始,考古队在全面总结与思考周原遗址以往田野考古工作的基础上,根据岐山周公庙遗址田野工作的理念与方法,提出了“站在墓地的角度挖墓葬,站在聚落角度挖墓地”的工作思路,把厘清墓地所在的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区域聚落结构为本年度工作总体目标,并制定了具体工作方案。简言之,就是以姚家墓地的钻探、发掘为工作重心;用“抽样式钻探方法”钻探周邻重点区域;用“聚落结构调查方法”大范围调查周原遗址东部区域。通过一年多的工作,基本实现了预期目标,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据永昌县当地人讲,在花大门石刻山,他们也见过这样的一些石洞,但并不知道是做什么的。经知情者指引,考古专家在花大门一带共发现53处塔龛。这些塔龛石刻中有西夏文“佛”和西夏马的图案。53处塔龛上部均用锐器刻画了佛塔造型。

    墓地I区北侧紧临中(卫)~营(盘水)高速公路,发掘墓葬12座,编号为12SCM1~12SCM11、12SCM25(处于高速公路以北,与其他墓葬相距较远)。其中M10打破M11,属清代墓葬,其余均为汉墓,墓葬分布较为密集,墓葬形制多样,相互间无打破关系。小型长方形土坑墓有3座(M1、M2、M25),其余均为中型的南北向带斜坡墓道的“凸”字形洞室墓,其中砖室墓2座(M5、M7),石室墓1座(M3),木椁土洞墓5座(M4、M6、M8、M9、M11)。由于平田取土,M1仅存墓底,人头骨已无存,M8墓葬仅存墓道,墓室被完全破坏,K1可能为一座遭平田取土破坏的砖室墓,坑内出土有残人骨两具及五铢铜钱、琉璃耳珰等随葬品。其余墓葬上部1~2米的表土层已被破坏,现存墓葬长度多在5~7米,墓道前端多有破坏,但墓葬形制基本清楚。

    12日上午,琳•麦斯凯尔(Lynn Meskell)教授在社科院考古所做的讲座题目为《卡塔胡由克(Çatalhöyük)的雕塑世界:物质性、流动性和实践》。卡塔胡由克遗址出土的雕塑资料,尤其1961到1965年的发现的人形雕塑和动物雕塑,引起了全世界学者的广泛注意。詹姆斯•麦拉特(James Mellaart)先生对这些雕塑的解释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来学者对卡塔胡由克遗址出土雕塑的认识。

  
    钻探确定了姚家墓地的范围,共钻探发现西周时期墓葬和车马坑132座,其中包括2座带一条墓道的大墓。该墓地是一处单纯的墓地,可分为南北两区。北区墓葬均为南北向,墓葬规模较大,南区墓葬绝大多数为东西向,均为小型墓葬。姚家墓地是周原遗址目前唯一一处墓地范围和墓葬数量均清楚的墓地。特别要强调的是,以往在周原遗址仅发现1座带墓道的西周大墓,而此次姚家墓地2座带墓道大墓的发现,可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周原遗址各墓地的等级与性质。东西向墓葬与南北向墓葬,分两区共处一个墓地的现象,未见于以往周原地区西周时期墓地中。此特点与丰镐、洛阳、琉璃河及天马——曲村墓地等都邑聚落墓地相类,而有别于周公庙、孔头沟等高级贵族采邑聚落墓地。就平面分布而言,南北两区差异明显,南区成排成列整齐分布,北区则相对松散无序。

  孙寿龄说:“经初步判断和分析,我们认为这种塔龛是用来供奉僧人圆寂火化后的舍利的,这是塔龛悬葬的新发现,目前在国内尚未发现有类似的报道和资料,永昌县此次考古发现的塔龛悬葬,是迄今国内首次发现,也是唯一的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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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有关资料记载,西夏时,在西北佛教盛行的地方,僧人坐化后,他们的舍利被放在龛内,或者得道高僧直接在龛内坐化圆寂,即为塔龛悬葬。在此次考古发现中,有专家认为,位于悬崖上的塔龛中,最大的一款可能是当时高僧用于修行的地方,亦有可能是高僧坐化葬式的一种。(记者宋喜群 通讯员贺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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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代在卡塔胡由克遗址开始的田野工作试图通过运用新的方式方法来获取更多信息。现在,新建成的遗址整合数据库使我们能够估计堆积在建筑物、垃圾和墓葬中的雕塑的数量和类型。而遗址的堆积情况也反映了雕塑本身不能体现出来的流动和流通过程。和典型的“表现派”的或美学的雕塑研究方法不同,目前的研究倾向于研究雕塑的考古出土环境,尽量从堆积中获取与堆积形成过程相关的信息。这些信息表明,雕塑的种类以动物雕塑为多,之前被认为是女神的雕塑也有可能是熊;而之前认为突出女性特征的雕塑,也可能只是对于老年人身体特征的一种描述。因此,卡塔胡由克遗址女神崇拜雕塑的观点受到挑战。另外,出土于房址内和房址外垃圾中的雕塑的种类没有区别,同样说明这些雕塑之间的功能没有差别,也不是用于仪式的,而是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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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大家对讲座中提到的问题展开了积极的讨论,气氛热烈。

 

12SCM17墓葬全景(西-东)

 

铸铜遗存

  
    II区北侧紧临“西气东输”二线管线与中(卫)~营(盘水)高速公路,二线管线地带为09年发掘区域,本次发掘墓葬在其南侧。共发掘墓葬13座,编号为12SCM12~12SCM24,均为汉墓。墓葬分布亦较为密集,其中M22、M23分别从北、南两端打破M24。小型长方形土坑墓有6座(M12、M14、M16、M20、M23、M24),其余7座均为中型的东西向带斜坡墓道的“凸”字形木椁洞室墓(M13、M15、M17、M18、M19、M21、M22)。K2亦可能为一座遭平田取土破坏的土坑墓,坑内出土扰乱人骨1具。M20人骨为青年女性,出土时缺头骨,较为特殊。M22墓室后期有自燃现象,墓室棺椁、人骨及随葬品烧毁严重。M24头骨为M22挖墓道时损毁或搬移。其余墓葬人骨基本完整。30具出土人骨经吉林大学体质人类学专家鉴定,可确定性别的有男性12具,女性15具,死亡年龄多集中在25~35岁上下的青年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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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地大部分墓葬埋葬不久即遭盗扰,人骨移位,整体保存状况不佳。随葬品以陶器、漆木器、铜钱及少量的车马明器为主,墓主身份应属汉代拓边平民。出土陶器以罐、壶、灶、釜、甑、灯等为主,铜器有铜镜、带钩、铃铛等种类。出土漆器有漆盒、案、耳杯、木筷等,大部分器表有彩绘,以云气纹为主。木质器物有供案,鸟首木杖,木屋、木俑、车、舂等明器以及木梳、图章、手杖等实用器。铜钱以货布、货泉等莽钱以及汉代武帝~宣帝时期五铢为主,其中大布黄千、契刀五百等新莽时期的一些货币本地区以往发掘中较为少见。另有一些铅锡明器、琉璃料器等随葬品。   

    下午,伊安·霍德(Ian Hodder)教授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做的讲座题目为《卡塔胡由克(Çatalhöyük)的社会变化:一个9000年前的土耳其小镇》。这个题目讨论的是国际考古队于1993至2011年在土耳其中部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卡塔胡由克的田野工作成果,主要关注在大约1500多年时间里的气候变化、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和象征意义。卡塔胡由克遗址以时代早,面积大和各自独立的众多房屋紧密排列为主要特征。这些房屋都没有门,大家通过梯子从屋顶进入到室内。在大约1500年的时间里,这个遗址上积累了约21米厚,18层相互叠压的房屋堆积。这些房屋以共同的崇拜、共同的历史、共同的居住台地等模式聚集在一起,创造了土耳其早期城市生活的历史。

    在钻探的基础上,考古队发掘了2座带墓道大墓、44座无墓道中小型墓葬及北区1座马坑。发掘中小型墓葬虽均遭严重盗扰,但仍劫余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石器、骨蚌器、原始瓷器和陶器等,其中青铜器以车马器与兵器为主,均出自北区墓葬。值得提出的是,在一些中型墓中出土了不少精美的玉器与原始瓷器,如M23中的龙凤纹玉牌、M18中的玉鹦鹉与圆雕玉伏兽,堪称玉器中的精品;M30出土的原始瓷簋、觯、尊,尤其是前两器类在周原地区乃至全国尚属首次发现,为探讨北方原始瓷器产地这一长期聚讼不决的难题提供了新的数据。另外,在M19中还出土1件阳燧,是迄今周原出土的第二面阳燧。   

    本次发掘中,有2座墓葬保存较好。其中M7为南北向带棺床的单室砖墓,属男女双人合葬墓。墓室内随葬品基本保持原状,有棺木两具,棺底板已朽残。棺床前地面散放有封门余砖以及支棺的短木柱。东棺上放置陶灶、壶等少量随葬品,棺内葬一青年女性,随葬品有铜镜、木梳、木质图章等女性妆奁物以及铜铃、玉石块等玩赏物。其余大部分随葬品置于西棺上,有彩绘木供案、丝织衣物、彩绘木狗、木鸡、木屋明器、手杖以及陶壶等陶器,棺帮上的封棺束腰隼上墨书有“一”至“六”的编号题记。棺内为一老年男性,人骨较为粗壮,头部有砍痕及锐器创孔,系非正常死亡,棺内随葬有铁刀一柄。该人骨经初鉴属欧罗巴人种,在该区域同时期墓葬人骨鉴定中少见。另外墓室内还出土车马明器、漆器以及剪轮半两、大泉五十等钱币,为墓葬断代提供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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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墓葬特征而言,本次墓葬基本相同于周原以往发掘墓葬,但个别墓葬随葬陶甗特征系周原地区首见。墓地两区墓葬起始年代不晚于西周中期偏早阶段,延续使用至西周晚期。但两区相比,北区墓葬均无腰坑、无殉牲,随葬兵器有毁兵现象,一些墓随葬陶器仅见鬲、罐,均乃浓周系文化墓葬特点;而发掘23座墓中7座有腰坑,个别有殉牲,均无兵器随葬,多随葬多件陶器,且具有偶数同形现象,乃商系墓葬特点。由此两区墓葬族属或有差别,至于二者是何关系尚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最后大家就房屋的共时性、饮食习惯、埋葬行为、艺术品功能和聚集原因等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本次发掘最关键的是,北区2座带墓道大墓的发掘。两墓均形制特殊,M7墓室四角各有一条窄而短的斜道,与北京琉璃河遗址M1193四角“墓道”形制相类。M8墓道整体呈弧形弯曲,此形制墓道以往仅在殷墟西区与应国墓地发现过两座。如此形制差异甚大的带墓道大墓共属同一墓区的现象,在以往全国西周墓地中尚未见到。两墓均南北向,墓室在北,墓道在南,墓道与墓室等宽,墓底无腰坑,亦未见殉牲;但规模差异较大,M7口长约6.46、宽3.86米,墓室面积近25平方米,墓道口长约25米,而M8墓口长4.8、北宽3.6米,墓室面积仅约18平方米,墓道口部曲线长16.9米。需要强调的是,M7墓深11.2米,斜坡墓道底部直通墓室椁顶,而M8墓深13.6米,墓道底部与墓室交接处距墓口7.5米,位于墓壁中腰。就葬具而言,两墓均具一棺一椁,但M7棺椁北边有一东西横置的头箱。两墓均盗扰严重,多数随葬品已脱离原位出土于盗洞之中,仅有葬车车轮及所附铜构件与少量随葬品保留在原位。所见随葬品有铜车马器、兵器、玉石器、原始瓷器、陶器、蚌器、骨角器、海贝、卜甲等,另M7还出土有一小片金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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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SCM7东棺棺内遗物

 

  

M7墓室

    M17为东西向带墓道的土坑椁室墓。椁室用木柱围成,上下铺盖厚木板,潮隔防腐效果明显。墓室打开后棺木保存完好,棺盖上前后放置两个竹筐及木屋模型,顺棺盖放置有一柄鸟首木杖及木供案,另有灶、罐等陶器以及五铢铜钱。棺前地面放置案、盒、耳杯、木筷等漆木器及罐、灯等陶器,漆盒内盛食物,罐内盛有粮食,各类随葬品保存状况相对均较好。后部竹筐内主要盛放鸡蛋、肉串、排骨等物,筐底竹篾有标记随葬物的墨书题记。前部竹筐内有盛放作物种子的纱织包裹,棺前陶罐内亦盛放有粮食,可辨品种有麻子、谷子等。木屋由木板拼接而成,内有木俑、木鸡、木狗、木牛以及木舂等木质明器。棺内尸骨虽朽,但体表衣物尚存,上身穿细麻布衣物,面部蒙白色丝织物,脚穿黑布鞋,身下铺草席。这两座墓葬能在地下较好地保存两千余年,除了当地干燥少雨的气候条件外,与墓葬营建自身良好的密闭、隔潮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根据出土陶器、车马器及墓葬形制特点判断,M7年代为中期偏晚阶段,M8年代略早,或为西周中期偏早阶段。两墓均有兵器随葬,M7出土1件石琮,据此根据以往研究判断,墓主均为男性。至于墓主人的等级与族属,由于未出土文字数据,尚难以明断,但两墓均为带墓道大墓,说明墓主人等级不低于诸侯国国君、王室重臣或高等级采邑主。其随葬的车辆数量远少于井叔墓地M157,说明该墓墓主人身份等级或略低于后者。从整个姚家墓地及大墓所属墓区看,两座大墓是此墓地的最高统治者,若按以往西周时期墓葬埋葬制度是聚族而葬,因此其所属北区中小型墓主族属当与大墓族属相同,而有别于南区小墓。北区中型墓葬特点已如前文分析具有更多的周系文化特征,因此,我们倾向于认为其族属为周系民族。

    该墓地本次发掘墓葬时代主要以西汉末新莽时期至东汉早期为主,汉代时今宁夏中卫一带属安定郡下眴卷县管辖,该墓地的发现与发掘为研究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葬俗礼仪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尤其是本次发掘的M7与M17两座墓葬保存状况与出土漆木器、丝织物等遗物以及尸骨棺木的完整性在该地以往的汉墓发掘中较为少见。(王仁芳  陈晓桦)

  
    为寻找与姚家墓地对应的居址遗存,进而深入认识聚落形态,考古队对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区域进行了详细调查,调查面积约8平方公里。调查结果初步揭示了该区域西周遗存的形成过程,首次确定了周原遗址西周早期的东部边界,进一步明确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聚落的东部边界。本次调查特别重视对“空白断坎”和“空白区域”的调查与记录,另外还注重了调查区域微地貌的记录与形成原因的调查判断,并籍此初步划分了调查区域的功能区。发现周原遗址东部边缘区域的聚落形态属“居葬分离”模式,不同于周原遗址西周聚落中心区域“居葬一处”的聚落特征。
 
  
    在调查的基础上,对许家北与姚家西两个地点钻探了约15万平方米。许家北的小范围钻探,发现了两条壕沟和7座墓葬,以及一些灰坑,初步确认了该区域的居址性质。姚家西的大规模钻探,发现了大量居址遗存以及少量墓葬,不仅确认了该居址区的范围,还对居址内涵有了初步了解。两地点之间的“条带式钻探”,了解两地点间的空白区域,确认了两区域居址遗存应分属两个不同的功能区。   

    为进一步了解两地点遗存特征,两处共试掘居址遗存约108平方米。在姚西居址区发现了一处制作(鹿)角镞的作坊,不仅基本搞清了角镞制作的工序与工艺,还初步认为以往周原遗址发现的所谓“骨镞”,应多为“角镞”。这是西周文化中首次发现的角镞作坊。该作坊内还发现了制作骨牌饰的相关遗物,表明该作坊还应生产其它骨器。另外,在姚西居址区的个别灰坑中,还发现了3块陶范、少量铜渣,以及2件制铜工具“螺丝钉状陶管”,表明该居址区或其附近还应有铸铜作坊。这些遗存的发现,将有助于周原聚落手工业的深入研究。

    总之,本年度田野工作,不仅深化了周原遗址西周时期文化、聚落与社会的深入研究,还应是探索周原遗址田野考古工作新模式的一次积极尝试。(种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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