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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2018年第3期

辽宁阜新发现3500年前古灌渠

发布时间:2018-06-14文章出处:辽宁日报作者:郭平文

由“高领”陶片确定出遗址

在考古界有句话,叫做“怕软不怕硬”,就是说石建筑在土层里比较容易鉴别,而土质遗迹鉴别则相当困难,全凭经验、眼力甚至是感觉。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务欢池镇务欢池古代灌溉水渠遗址正是深埋在土层当中,极其容易被忽视的古代遗迹。直到今天,这一遗址仍然是中国北方发现较早、较完整的古代农田灌溉系统。

务欢池原名“勿欢池”,后来误作“务”。发现务欢池遗址的诱因是当地的闹德海水库需要修建引水工程。得知这一施工消息后,1991年6月,辽宁省考古所和阜新市文物部门立即调派人员到工程沿线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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褐陶四系壶 高10厘米,口径5厘米,底径5厘米,泥质褐陶,直口、长径、鼓腹,腹施四系,平底,通体磨光,青铜时代出土文物。

当年考古人员在调查时发现了特征比较明显的夹砂陶片,陶片多为陶器颈部,它的突出特点是“高领”,由此考古人员初步判断这是一处带有高台山文化特征的遗址,距今约3500年。

在阜新市博物馆,博物馆馆长、研究员胡健引领记者到青铜时代文物的展橱前,他指点记者进行分辨。通过陶器来判断其所存在的年代和文化属性就简单多了:高台山文化类型的陶器特征明显——陶器有个“高领”,或者说“长脖颈”,就像动物界中的长颈鹿一样易于识别。

1991年10月,调查组对这一遗址进行了勘探复查,摸清了遗址的大体范围,进一步确认其文化性质应属于北方青铜时代高台山文化类型,随即申报国家文物局批准,进行抢救性发掘。

3500年前的灌溉水渠工程复杂

研究员、曾任辽宁省考古队队长,现任辽宁省考古学会理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委员辛岩告诉记者:“我们最初还不知道那里有古代灌溉水渠,古灌渠是在发掘过程中发现的。”

务欢池遗址位于阜新县职业高中所在地周围。遗址地势北高南低, 北依阜新彰武公路,南临务欢池河,东西两侧为小支流河,务欢池河水向东北流约15公里汇入阜新县境内绕阳河。覆盖面积约12万平方米,遗址面积较大。不过初步勘探发现,遗址的文化堆积较薄,而且单一。

经勘探,考古人员可以确切知道,遗址内有青铜时代的墓葬。

胡健说:“务欢池遗址灌渠的发现纯属偶然,我们当年发掘时,发现墓地周边有人工开挖的沟坑遗留,最初以为是壕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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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墓葬遗址中,经常可以发现古人为了防止洪水冲毁墓地而人工开挖的排水沟。但是在务欢池遗址,随着发掘的深入,考古队员渐渐否定了这一分析,因为沟坑遗留不仅仅分布在墓葬周围,还向远方延伸,虽然扩大了一些发掘面积,仍然没有找到尽头。

据介绍,在当年务欢池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共发掘出17条沟类遗迹,总长约245米。从发掘出沟渠的分布格局看,发掘区域仅是其中的部分段落,纵横交错的沟渠仍向四周延伸。

这些沟渠是当年人工挖修成的,呈上宽下窄、两壁斜直的倒梯形,沟底为平底。从沟的宽窄、深度上分类,可分大型沟、中型沟和小型沟。它们又分东西、南北走向,沟与沟纵横交错,相互连通。沟与沟交汇处都呈喇叭口的形状。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部分沟渠的交汇处,考古人员发现了较深的圆形柱洞遗迹。

根据这些柱洞分析,这是古人在沟间设置的蓄水、排水设施。

同时考古人员还在遗址发掘区域的东北角,发现大型沟与几条中型沟的汇合处,形成了一个三角区。考古人员分析,这是大型沟与中型沟的水通过三角区汇合又分流。

辽宁省已故考古学家孙守道当年是务欢池遗址发掘的首席专家。根据发掘与研究,他认为务欢池遗址的沟渠网络“最可能为灌溉稻田的水渠遗迹”。

为水稻种植传播路径提供证据

因为务欢池遗址发掘出土了35座墓葬,并出土了一批陶器、石器、骨饰品和铜环等,这为最终确定遗址年代提供了重要考古依据。

据介绍,务欢池遗址墓葬中的器物及墓制与沈阳新民高台山文化内涵最为相同。从专业分析来看,两者之间都是土坑竖穴,单人侧身屈肢安葬。随葬陶器主要以高颈壶、高圈足钵为主,钵倒扣在壶上。同时,陶器都是手工制作,采用泥条盘筑、上下套接的方法。陶器圆球腹,竖桥状耳。大部分施有红陶衣,口沿一般内侧多有抹斜,壶颈部套接处有叠压堆纹带,堆纹带上饰有指压纹。

高台山文化距今3500年,据此可以推断务欢池遗址中的墓葬也属于这个年代。

由于在发掘时,没有发现墓葬和沟渠之间的打破关系,不容易直接判断古灌渠的年代。

但是,当年考古人员清理古灌渠时,发现一部分遗物与墓葬中随葬品时代相同,是当时人们生活中使用的器皿。由此分析,是先有沟渠,然后才有墓葬的出现,两者属同一时代文化中的不同时期遗存,沟渠的年代稍早于墓葬,也就是早在3500多年前的夏末商初时代,那里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引水灌溉、播种水田的农业生产技术。

孙守道将务欢池遗址古灌渠同国内国际古代水稻种植的传播线路联系起来,认为这一发现将增加我国水稻种植传播路径。

近年来的考古研究表明,稻作农业在我国向北传播路线,大致沿东、西两条路线北上。长江下游的东线,从长江下游地区出发,沿海岸线和近海北上,在距今7400年至6400年的北辛文化时期到达连云港地区。在此后4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时期,稻作文化沿海岸线继续北上,到达山东日照、莒县及蓬莱一带。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酝酿,稻作农业从胶东半岛经庙岛群岛抵达辽东半岛。传至辽东半岛的稻作农业,一部继续北上到达阜新地区; 一部沿海岸线东进至朝鲜半岛,继而南下至日本列岛。

(原文标题:阜新发现3500年前古灌渠 图文转自:《辽宁日报》2018年06月11日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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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年10月12日~18日,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属中亚国际研究所和土耳其文化部的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姜波博士赴土耳其安塔利亚市,参加为期7天的学术会议。

    九月的印度,依旧有着夏日强烈的阳光,号称“印度硅谷”、“科学城”的班加罗尔,却因为地处南部高原而别有一丝清凉。2009年9月13日至17日,在国家高等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Advanced Studies,简称NIAS)宽敞明亮、花木葱茏的英式风格庭院里,第七届世界冶金史大会(The Beginning of the Use of Metals and Alloys,简称BUMA会议)成功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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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国际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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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国际研究所(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Central Asia Studies, 简称IICAS )创立于1995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调成立,旨在推动有关中亚历史、语言与考古等领域的研究与合作,总部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目前中亚国际研究所的会员国有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塞拜疆、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韩国和中国。研究所的主要学术执行机构为学术委员会,现任所长为乌兹别克斯坦的Shahin Mustafayev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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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AS院内的会议中心

Akdeniz大学学术演讲会后合影

 

    本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有四项:一、召开IICAS学术委员会年度工作会议,审核Shahin Mustafayev所长提交的研究所年度工作报告,讨论研究所的学术活动与经费使用情况;二、在安塔利亚的Akdeniz大学召开有关丝绸之路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学术演讲会,由土耳其国内学者就“土耳其与丝绸之路研究”发表相关演讲;三、由土耳其文化部、外交部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土耳其全国委员会组织参观安塔利亚古城、Aspendos古城、安塔利亚博物馆等,考察土耳其的文化遗产保护状况;四、在Akdeniz大学观摩丝绸之路纪实影片“SON KERVAN”(英文题目为“The Last Caravan”,意即“最后的商旅”)和“丝绸之路摄影展览”。

    国际冶金史大会是由北京科技大学柯俊院士和美国哈佛大学麦丁教授(R.Maddin)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共同发起的国际会议系列。首次会议于1981年在北京召开,其后分别在河南郑州(1986年)、三门峡(1994年)举办了第二、三届会议。在日本(1998年)和韩国(2002年)相继举办两届后,北京科技大学在2006年承办了第六届大会,同时庆祝柯老九十华诞。由于主办者的努力和学者们的鼎立支持,这个国际会议已经成为国际冶金史学界的盛会,声誉日隆,影响愈来愈大。今年参加会议的近八十位学者来自中、印、英、美、德、法、意、日、挪威、毛里求斯、以色列、土耳其、葡萄牙、伊朗、澳大利亚等15个国家,除印度学者外,中国学者和官员一行十九人,是此次会议最大的代表团。参加这届会议的学者中有很多是世界知名的学者,包括创办人之一的已经九十高龄的麦丁教授。会议还成立了由十五人组成的新的委员会,英国伦敦大学学院(UCL)的任天洛(Thilo Rehren)教授和北京科技大学的梅建军教授当选为主席,柯俊教授和麦丁教授成为名誉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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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塔利亚博物馆藏亚历山大帝雕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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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0月14日IICAS的学术委员会会议上,姜波作为中国学者,就有关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作了发言,受到与会学者的关注。与会各国学者纷纷表示,中国是有关中亚历史、语言和考古研究的重要参与方,中国古代文献和考古新发现对于古代中亚历史的研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希望中国学者在相关研究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也希望中国政府积极推动有关古代中亚历史的研究。

 

 

麦丁教授和笔者在现场合影

 

 

 

    本次大会的主题是“材料和文明”,分为八个专题,包括铜、铁、锡、锌等古代金属的冶炼,以及金属器的制作、使用、技术交流等,共十三场会议,包括六十场演讲和十二个板报(poster)。会议论文集中收录了72篇摘要,铜和铁仍旧是最主要的话题。其中关于古代钢铁技术的论文20篇,而关于青铜的论文,也有20篇之多,其中8篇探讨青铜  器的铸造技术、8篇涉及古代的铸铜遗址考察和传统铸造工艺调查,其余的论文则探讨了金属的冶炼问题,包括 7篇关于铜、3篇关于锌、2篇关于金、2篇关于锡、1篇关于铅的文章等。此外,还有3篇论文探讨了货币的合金成分和制作技术。论文涉及的地理范围相对集中,80%都是关于亚洲地区(主要是乌拉尔山脉以东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其余有7篇近东、5篇欧洲、3篇非洲地区的论文,而没有关于美洲地区的文章,这一方面显示出学者们的兴趣点所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世界范围内研究的不均衡状态。

 

    古代世界的冶金和交流是许多学者关心的热点。来自美国匹兹堡大学的考古学家林嘉琳(katheryn M.Linduff)作了题为《哪个矿是你的:冶金技术在欧亚大陆东部和东亚之间的传播》的演讲,她主要借用了“共享社会领域”(shared social fields)的概念,考察了公元前2千纪中叶以后的2000年里中国北部和西部的情况。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考古学家伊安·格洛弗(Ian Glover)则考察了南亚的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转变的情况,指出这个转变是相当迅速的。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博士研究生黄维分析了甘肃马家塬遗址出土的金属器物,指出表面富锡的器物使用了镀锡工艺,而这种工艺可能是在公元前221年以前从地中海北部通过欧亚大陆传播到中国西北的。

 

    铁器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铁的冶炼技术以及对社会的影响上,学者们探讨了印度、泰国、以色列、中国、伊朗的早期铁器技术。比如来自伊朗伊斯法罕艺术大学的阿马米教授(S. Mohammadamin Emami)使用定量的X射线衍射(QXRD)和原子力显微镜(AFM)分析了伊朗中部一个公元前1世纪的遗址所出土的炉渣。来自伦敦大学的任天洛教授(Thilo Rehren)宣讲了其与哈罗德·亚力山大·维尔慧真(Harald Alexander Veldhuijzen)合作的研究,对公元前930年约旦Tell Hammeh遗址出土的世界上最早的冶铁炉进行了技术陶瓷分析(technical ceramic analyses),并探讨了这些早期的铁是怎样制作的,以及这种技术如何进入公元前1千纪开始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文化、经济和社会。来自中国广西民族学院的黄全胜研究了广西兴业县最新发现的宋代冶铁遗址的情况,首次确定了锰作为助熔剂在中国古代铸铁冶炼中的应用,研究还显示岭南地区的早期冶铜和冶铁的遗址中都出土同一类传统的直吹管,而这些吹管的样式与东南亚和南亚古代冶铁遗址中出土的极为相似,显示出这些地区的文化联系。北京科技大学的韩汝玢教授介绍了对辽宁北票两座石棺墓出土的28件金属器的检测分析。北京科技大学的潜炜教授则通过文献考证,研究了“镔铁”一词的出现和演化,并辨析其真实的含义,研究指出:镔铁并非真正的大马士革钢,而是一种坩埚炼钢的产品,类似普拉特(pulat)钢那样的中间产物,可能是沿着丝绸之路从国外输入的。

    关于青铜器的制作、使用和交流,是本次会议另一个重要的议题。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的文物保护专家徐得娜(Donna Strahan)研究了中国佛像制作从块范法向失蜡法的转变,她认为早期的佛像是使用块范法制作的,公元550-620年间部分佛像开始用失蜡法制作,其后一段时间两种方法共同使用,大概在7世纪中叶失蜡法变成唯一的制作佛像的方式。来自印度国立高等研究院的莎拉达·斯尼维森(Shrada Srinivasan)教授是我们这次会议的组织者,她个人作了一次演讲,并提交了一份板报,她的演讲主要是对印度南部铜合金制作的传统工艺调查。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刘煜则在复原商代晚期青铜器铸造工艺流程的基础上,指出青铜器的铸造是两大技术体系--制陶和金属冶铸的有机结合,双方互相适应、不断调整的结果。中国绵延的黄土环境,在此基础上新石器时代既已高度发达的制陶技术,直接关系着为何中国青铜时代会选择陶范铸造这样一个工艺系统,而不是锻造或是其它铸造方法。来自北京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陈坤龙对陕西汉中地区出土的商代青铜器做了详细的材料检测和工艺考察,指出这些青铜器具有不同来源,那些具有本地风格的璋形器和镰形器由某些特殊的合金如铜砷(Cu-As)、铜锑(Cu-Sb)和铜-砷-镍(Cu-As-Ni)等制成,而那些具有典型中原商式风格的容器则由铜锡(Cu-Sn)、铜锡铅(Cu-Sn-Pb)合金制作而成。研究显示:尽管位于中心的商王朝对于周边地区有极其强烈的影响,汉中地区可能仍然有属于自己的青铜铸造业,并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关于早期金属铜、锡、铅、金和锌的冶炼,铜及其合金的研究是最多的,比如北京科技大学的梅建军教授对于新疆伊犁地区的早期青铜冶金的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贠雅丽对于青铜时代云南西部何家山遗址出土的金属遗物所作的分析检测,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的梁宏刚对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出土铜器的分析检测等等。来自班那罗印度教大学(Banaaras HinduUniversity)的普罗黑客·阿帕德耶(Prabhaker Upadhyay)研究了古代印度金属锡的获得和使用的情况,由于过去认为印度并没有锡矿,因此通常认为锡是从伊朗、阿富汗、中亚以及东南亚等地区传入的。但是近年来印度很多遗址发现了锡,这些地区通常也有采矿活动存在,他的论文讨论了这些可能产锡的地域以及获得的途径。来自意大利的亚丽桑德拉(Alessandra Giumlia-Mair)通过对匈牙利Csongrad 村出土的120件匈奴金器的成分及工艺进行分析,区分出不同的技术传统,这反映出“匈奴王国”多元的种族构成。

    从研究方法上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利用各种理化分析手段对金属遗物、炉渣、矿石、陶范、炉壁进行检测,从而获知各种金属的冶炼、金属器的制作、使用以至交流的情况,比如北京科技大学孙淑云教授对于中国古代焊接材料和焊接技术的检测及研究,有些研究中还会使用复原实验去模拟某一个冶金过程,比如来自法国博物馆保护和研究中心的大卫·布加里(David Bourgarit)教授对于黄铜配制中锌渗透入铜的工艺过程所作的模拟实验。另一类则主要是运用考古学观察、传统工艺调查以及统计分析的手段,侧重于对考古遗物、遗迹现象的描摹、工艺过程的记录以及作坊组织管理形式的讨论,进而探索技术与社会、经济、文化之间的关联。比如法国巴黎第三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布莱斯·文森特(Brice Vincent)对于Angkor时代(12-13世纪)高棉青铜工艺的考察,来自伦敦大学学院的博士研究生李秀珍对于秦朝青铜兵器的研究等等。

    此次会议未设分会场,故所有的演讲都有全体学者倾听和讨论,会议的效果非常好。由于持续四天的会议非常劳累,主办方安排了印度的舞剧和《印度南方的珠宝》的专题演讲,将学者们带入美轮美奂的艺术世界。在会议圆满结束之际,日本的著名学者永田和宏(Kazuhiro Nagata)教授宣布第八届冶金史大会将于2013年在日本举办。

经过数天的会议、讨论和考察,学者们之间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更被印度古老神秘的文化深深感动。相会在东方,一切都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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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的参加者们在mysore附近的一座印度教神庙内合影

 

 

 

(责任编辑: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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