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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文物 2019-09-27 21:16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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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土司考古又获新成果——遵义皇坟嘴、赵家

  在中国西南土司遗址申遗考古工作的基本框架下,从2012年至今,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海龙屯、养马城等关屯遗址,对新蒲土司墓地、团溪雷水堰墓地等进行了系统清理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而播州杨氏13世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墓地,第一次发掘于1957年,仅仅对杨粲墓室进行了清理,对其墓地格局没有基本认识,而据杨粲墓出土墓志铭文“杨粲葬于本堡”的线索,皇坟嘴被史家推断为播州早期司治“白锦堡”所在地。带着以上两个目的,经国家文物局审批同意,于2017年2月启动对皇坟嘴墓地时隔60年后的的再次发掘,取得了新的重要收获:一是确定了杨粲墓前3座于早年即已开口的石室残墓为杨氏土司墓;二是在对白锦堡司治的寻找过程中,在与皇坟嘴墓地隔湘江河相望的赵家坝发现两座石室残墓,其中的一座在1957年清理杨粲墓时一并进行过清理,并将女室雕刻搬迁至贵州省博物馆收藏,经此次清理发掘,确定为土司墓,并发现了一座疑似土司夫人权殡厝葬墓,使确定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增加到5处。

    本报昨日9版报道《法人违法令文物保护防不胜防 新疆一施工单位擅自开工 努尔加水库汉唐墓葬被毁》后,立即在该古墓所在地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和昌吉市文物界引起巨大反响。今天上午,昌吉市文物局有关领导专门打来电话,向记者通报了此事的最后处理过程。

  2015年8月至9月,为配合中新广州知识城南片区狮龙大道工程项目建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广东省和广州市文物局的组织下对项目全线进行了考古调查和勘探工作,确认沙岭有先秦墓葬和明清窑址等遗迹分布。沙岭位于广州市黄埔区九龙镇汤村南部,为一西北—东南走向的椭圆形低矮小山岗,海拔高程45.6米。2017年8月下旬,随着狮龙大道项目施工的开展,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工程范围内的沙岭遗址展开了抢救性考古发掘。至2017年12月30日发掘工作结束,共布设探方(沟)28个,实际发掘面积约2200平方米,共清理春秋时期墓葬69座、宋墓2座、明清墓26座、明清窑址2处和灰坑11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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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坟嘴墓地

    据昌吉市文物局介绍,此案发生后,昌吉州、市文物部门于2012年5月23日立案调查。执法人员在随后的调查取证过程中,证实了违法事实。认定该企业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之规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之规定,决定给予该企业罚款人民币5万元的文物行政处罚,并于2012年6月11日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该企业在法定的期限内履行了行政处罚决定。鉴于该企业在违法建设施工后,能积极配合文物部门执法工作,同时对违法行为也有正确的认识,态度较好,并书面保证配合文物部门做好考古勘探、考古发掘工作,尽量恢复施工前的墓群周边地理环境。此案于2012年6月15日结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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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坟嘴墓地位于遵义市南部新区深溪镇坪桥村皇坟嘴,处在湘江主河道的二级台地上,皇坟嘴原称官坟嘴,也称之为“官坟坝”。宋代曾建白锦堡治于此,后迁至穆家川,遂废为墓地。墓地后方为台形地,在其上发现上、下两个清代营盘。墓地由杨粲墓(M1)、杨嘉贞墓(M2)、杨炯墓(M3)、杨斌墓(M4)4座土司墓构成。

    随后,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进入墓地进行抢救性挖掘。据参加挖掘的副研究员于建军介绍,此古墓葬群距今已有两三千年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青铜时代晚期乃至早期的铁器时代,最晚可追溯到汉晋时期。这片古墓葬遗址应该是古代游牧民族的聚居地。共发掘古墓葬53座,墓葬类型主要以圆形石堆墓为主,还有部分在新疆比较罕见的墓葬类型。如一种墓葬最外层是方形石围,最里面有圆形石圈。这种墓葬过去只在欧亚草原上发现过,在新疆还不多见。墓室结构最下层有圆形篷木,上层也用树木把人的尸体盖住。

发掘区俯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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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墓葬葬式均为头向西、脚向东,有少量的双人葬、曲肢葬,还有多人葬。此次考古发掘出土的陶器绝大部分是实用器,均为手制,素面,器底多见小平底、圆底;铜器有短剑、箭镞、铜刀、铜镜等,另外还出土有石器、箭囊等多种文物。

  以原始瓷豆和夔纹硬陶罐为时代特征的春秋时期墓葬皆开口于第②层下,多为东西向,大致顺山势排列,相互之间没有迭压打破关系。墓口形状以圆角长方形或椭圆形居多,墓壁多弧收,少量见生土二层台,多不规整。几乎每个墓的墓口都有打破墓室原坑填土的灰土堆积,内含夔纹陶罐残片等,有不少墓葬灰土堆积漫过墓口,形成一个不太明显的封土遗迹。墓内人骨、葬具等均不见保留,有超过半数的墓葬未见随葬品,其中不乏规模相对较大的墓葬。有随葬品的数量也不多,一般三五件,共出土硬陶、原始瓷、铜、石和玉器等70件(套),原始瓷豆是最常见的随葬品,有不少是用残器随葬,当属“碎物葬”习俗的反映。

皇坟嘴墓地和赵家坝墓地位置图

    于建军大胆推测,这里两三千年以前的环境和现在相比,地形变化不大,但是地貌却发生很大的变化,因为这里有水而且很平坦,以前肯定是水草丰茂,据当地牧民说,在十几年前或者是更早一点这里草场保护的非常好,但现在荒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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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粲墓(M1)于1953年发现,2014年,为配合《播州杨氏土司遗存考古调查项目》的实施,对墓地进行系统勘察,并对杨粲墓前3座土司墓进行测绘、拓片、照相等资料收集工作,并将其编号为M2、M3、M4。此次对墓地的发掘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弄清了杨粲墓前3座土司墓葬的身份, M2、M3、M4分别为杨氏18世杨嘉贞、23世杨炯、27世杨斌墓。

 

墓葬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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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出土原始瓷和陶器特征来看,沙岭墓地与广州增城浮扶岭、萝岗来峰岗、中新广州知识城榄园岭等墓地的文化面貌相同,年代在西周至春秋时期。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较深,部分有生土二层台,个别墓葬有腰坑,随葬品以原始瓷豆和方格纹硬陶罐为主等都是它们共同的特征。墓口普遍存在灰土状堆积,而且几乎都是呈坑状打破墓室原坑填土,器型较大的夔纹硬陶罐残片都出土于灰土堆积中,很有可能是在下葬后不久举行过专门的祭拜仪式。与增城浮扶岭墓地稍有不同的是,沙岭墓地墓葬分布相对疏朗,墓坑相对较宽,深度也不及浮扶岭墓地深,这与榄园岭、来峰岗等墓地相同,呈现出区域性的特点。有超过一半的墓葬没有随葬品是沙岭墓地最突出的特点,有随葬品墓中出土的原始瓷器和玉石器的等级也普遍不高,这说明它是比增城浮扶岭更低一等级的墓地,这也更说明了以博罗横岭山墓地为代表的增城东部和博罗西部一带是这个时期的中心区。(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张强禄 田茂生 王 慧)

杨嘉贞墓全景

 

  杨嘉贞墓(M2)位于杨粲墓(M1)左前方,距离杨粲墓100米左右,墓坐东向西。该墓为播州杨氏18世土司杨嘉贞夫妇合葬墓,为播州首座确认的元代土司墓葬。墓葬为长方形双室石室墓,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均由封门、前室、墓门和后室组成,墓室用红砂石构建而成。在墓室前发现拜台、墓道、排水沟、八字墙、隔墙、石台子等遗迹。男室底板石下存有腰坑,腰坑中置一方形石板,石板内凿有圆柱形孔,腰坑由于被盗,仅在里面发现鎏金青龙、玄武各一件,并在腰坑石内底部发现残损铜锣一件,青龙、玄武盛装于其内。在墓前隔墙处发现墓碑一通,墓碑正中篆书“资德大夫宣慰宣抚都指挥使湖广等处行中书省左丞上护军杨公之墓”,左上方楷书“至正十七年岁次丁酉十二月十三日壬午”,右下方楷书“孝孙资德大夫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户侍卫亲军都指挥使上户军元鼎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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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墓

  杨炯墓(M3)位于杨粲墓(M1)右前方,距离杨粲墓130米左右,坐东向西。该墓为长方形双室合葬墓,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由前室、墓门和后室组成,均由整石板构筑而成。男室底板石下存有石质腰坑,遗物不存。男女墓室前中轴线上均发现墓志各一盒,墓志出土时盛装于石盒之中。杨炯墓志盖篆书“明故怀远将军播州宣慰使司宣慰使杨侯墓志铭”,志文楷书,约770字,记录了播州杨氏家族史、部分土司传承关系及杨炯事迹。田夫人墓志盖篆书“明故旌表贞节夫人田氏墓铭”,志文楷书,830余字,记载了田氏家族史、部分杨氏土司传承关系及田夫人守节事迹。由于该墓数次被盗,大多随葬品已不存,在清理女墓前室时出土有釉陶俑、骑马俑、铜器、棺环等40余件,男墓室前出土棺环、铁锁和瓦当,其中女室出土的陶俑较为完整,形象丰富,生动逼真,为研究明代播州服饰、雕塑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提供了丰富实物例证,极为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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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墓出土骑马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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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墓出土陶俑

  杨斌墓(M4)距杨粲墓(M1)约200米,墓坐东朝西,该墓为杨斌夫妇合葬墓,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由墓道、墓门和后室组成,墓室由整石板构筑而成,内壁光滑,无雕刻。由于该墓被盗严重,仅在男室填土中发现泡钉3颗,在墓室外发现青石碑帽和一块残碑。1985年,曾在该墓南20米民房侧的土坎下出土一方墓志盖和一块残碑,碑下部分已残损,被砸断后埋入土中,碑正中篆书“诰封淑人谕祭旌表祈适名门克敦妇道相夫尽职训子承宗忠孝……”(下缺),碑上款楷书“嘉靖贰年癸未岁……”,下款亦为楷书“孝夫前四川按察司按察使杨斌”,其下有正方形篆文图章一方,印文为“两朝赐蟒龙玉带”。据墓碑记载,此墓是明代播州土司杨斌夫人俞氏之墓无疑。这座墓葬结构、规模与高坪墓地5室墓和新蒲杨烈墓相同,是新确认的又一座播州杨氏土司墓葬,应该为播州杨氏27世土司杨斌夫妇合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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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元鼎墓出土青铜器

  赵家坝墓地

  赵家坝墓地位于遵义市红花岗区深溪镇坪桥村沙新组大林山山腰,当地人称“官坟”,南与皇坟嘴墓地隔湘江相望,相距仅600米。墓地由杨忠彦墓、杨元鼎墓和疑似土司夫人墓3座墓构成。经过发掘确认,墓地中的M1、M2为播州杨氏第19世土司杨忠彦墓、20世杨元鼎墓、M3应为明代某土司夫人墓。

  杨忠彦墓(M2)位于杨元鼎墓(M1)右后方,坐北向南,墓葬处在大林山山腰,多次被盗,墓葬破坏极为严重,墓室均被打开。经清理,该墓为长方形三室合葬墓,墓顶封土大部分被破坏,残存封土高0.8米。三墓室结构基本相同,整个墓葬由封门、前室、墓门、后室及墓前四级台子组成,墓室材质为青石。在第二级台子上三墓室中轴线上位置原有三碑座、碑及碑帽,东室碑及碑座都已破坏,中室及西室碑座保存较好,碑座上饰莲瓣纹,发掘时西室墓碑座及碑帽垮塌于第三级台子上,碑断裂风化严重,碑帽雕成两面坡瓦顶样式。碑正中篆书“元故播郡夫人田氏之墓”,碑左侧从上至下楷书“……年岁丙子……冬念八日壬午”,碑右侧楷书 “孝孙□□大夫播……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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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彦墓全景

  杨元鼎(M1)墓西距杨忠彦(M2)约20米,位于忠彦墓左前方,座北向南。该墓为长方形双室合葬墓,墓顶封土保存较好,残存封土东西长14.5、南北宽6米,残高1~1.6米。男女墓室结构基本相同,整个墓葬由封门、前室、墓门和后室及墓前三级台子组成,墓室材质为青石、墓门及台子包边墙用红砂石。该墓多次被盗,大多随葬遗物已不见,最重要的发现是在第一台子上发现的女室墓志铭,墓志由志盖和志文石组成,墓志保存较好。墓志碑文文字阴刻,女室墓志盖篆书“明故前资德大夫播州军民宣慰宣抚使上户军杨元鼎夫人播郡田氏夫人墓铭”,志文楷书,约980余字,记录了部分思州田氏家族史、播州杨氏土司传承关系、田夫人贤德事迹及其夫杨元鼎生平。根据墓志的相关记载,结合播州杨氏夫妇合葬的葬俗,确定该墓为播州杨氏20世土司杨元鼎夫妇合葬墓。另在女室前室的填土中出土香炉一件、瓶两件,出土时香炉位于两瓶中间,即通常所说的“三供”,三件器物均为仿古青铜器,造型独特、纹饰精美,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精品。

  M3位于杨忠彦墓(M2)右前方,西距M2约40米。经清理,该墓为长方形土坑木椁墓,单室,封土基本不存,整个墓葬由墓室、墓道和墓前三级台子组成,墓室为土坑,中间放置棺椁,棺椁均已坍塌,但大致能看清其形状及结构,周边填满石块,墓道与墓室间有不规则石头垒砌成门的形状,墓道两边堆满石块。该墓未发现盗洞,但在棺椁内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也未见人骨痕迹,仅在棺内发现大量木炭。M3墓室前台子与M1、M2类似,结构基本相同,均用条石砌成包边石墙。在第一级台子上发现一双耳罐,上盖碗。在第二级台子上发现一整石雕成的碑座,在清理过程中,发现一残碑,正中可见篆书“……氏墓”,左侧可见楷书“……慰使司宣……”,由残碑可知,该墓与播州杨氏相关,结合墓葬规模、棺椁内情况及入葬位置,我们推测该墓应该为明代某土司夫人,该墓为暂时下葬的场所,后期经过迁葬后,墓葬即被废弃。

  价值及意义

  皇坟嘴墓地及赵家坝墓地清理取得了系列成果,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及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通过两处墓地的发掘及墓主的确定,使经过考古发掘确认的杨氏土司墓葬由9座增至14座,丰富和完善了播州杨氏土司墓葬的序列,年代跨越元至明末,伴随着中央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羁縻·土司管理制度的演进过程,为宋元明考古和土司考古提供了重要的新资料,对贵州乃至整个西南地区土司制度及其文化特性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首次发现并确认3座元代土司墓葬,填补了播州元代土司墓的空白,且墓前建筑遗址保存基本完好,杨嘉贞墓腰坑内出土的“四神”,是目前播州杨氏墓葬中发现最早的实物资料,杨元鼎墓出土的“三供”仿古青铜器在播州也是首次发现,为元代播州历史、文化及元代中期以后至元明之际播州杨氏葬俗及丧葬制度的研究提供了直接、可靠的材料。

  皇坟嘴墓地及赵家坝墓地是继新蒲墓地、团溪墓地后全面发掘的播州杨氏土司墓地,墓地格局清楚,墓主等级身份及关系都很明晰,皇坟嘴墓地是目前确定的最早的一处附祖而葬的土司专属墓地,而赵家坝墓地却不附祖而葬,且有权殡夫人墓,可纵观播州杨氏土司丧葬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彭 万 周必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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