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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人物 2019-11-28 13:13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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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妃】舒妃的子女

脱脱别名蔑里乞·大用、托克托、脱脱帖木儿,蒙古族人,是元朝末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被誉为元代最后一个贤相。他信仰儒家思想、藏传佛教,担任过中政使、同知枢密院事、御史大夫、中书右丞相等职;他主编《辽史》、《宋史》、《金史》,治理黄河、镇压抗元红巾军,经过一系列改革让元朝一度清明起来。1356年,脱脱被迫自杀。人物生平 脱脱(Toqto'a),字大用,蒙古蔑儿乞部人。元仁宗延祐元年出生在一个地位显赫的贵族家庭里。 伯父元朝大臣伯颜,元顺帝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任中书右丞相,独秉国政达八年之久;父马札儿台,仁宗以来即居要职,伯颜罢相后即任中书右丞相。脱脱的死使得他殚精竭虑修补元王朝统治的堤坝付诸东流,也成为元王朝走向崩溃灭亡的转折点。 脱脱自幼养于伯父伯颜家中。稍长,就学于名儒吴直方。 直方,字行可,婺江浦江人,儒学素养很深,曾与方凤、谢翱、吴思齐等名儒交游过。后出游京师,任教于周王和世琜藩邸,和世琜出走后,改任上都路学正,脱脱父马札儿台对他的智谋大加赞赏,比之为诸葛孔明。于是延入府中教其子脱脱、也先帖木儿。 吴直方是脱脱的启蒙教师,后来成为脱脱的心腹幕僚。 少年时代的脱脱膂力过人,能挽弓一石,是一位显见的将才。但经吴直方的谆谆善诱,他接受了许多儒家文化,虽然不习惯于终日坐读诗书的生活,他的进步依然是很明显的。脱脱善书画,书法刚毅有力,酷似颜真卿;画竹颇得妙趣。他受儒家思想影响最大的是用儒家标准做人,他立下了“日记古人嘉言善行,服之终身”(《元史·脱脱传》)的志向。15 岁时,脱脱为泰定帝皇太子阿剌吉八怯怜口怯薛官。文宗图帖睦尔即位,他渐被擢用,天历二年任内宰司丞兼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不久命为府正司丞。至顺二年授虎将、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妥欢贴睦尔即位后,伯父伯颜有翊戴之功而独揽大权,他亦随之飞黄腾达,元统二年,由同知宣政院事兼前职升同知枢密院事。至元元年在挫败前右丞相燕铁木儿子唐其势余党塔里、塔剌海等的战斗中,立有战功,拜御史中丞、虎符亲军都指挥使,提调左阿速卫,进为御史大夫。伯颜是武宗海山的旧臣。致和元年泰定帝病卒后,他支持燕铁木儿发动政变,是拥戴文宗图帖睦尔夺位的第二号大功臣。燕铁木儿死,顺帝即位,伯颜独揽大权。唐其势不满,发动兵变,反被伯颜执杀。此后,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渐有奸谋”(《元史·伯颜传》)。脱脱是伯颜的亲侄儿,当然视脱脱为亲信,曾企图以脱脱为宿卫,以监视妥欢贴睦尔的起居。脱脱虽自幼养于伯颜家中,但目睹伯颜倒行逆施,势焰熏灼,深感事态严重,虑一旦事败,伯颜有杀身之祸,自己也会受牵连。于是一场以家族内部斗争为形式、关系到政权易人和政策变化的政变正在酝酿着。 开始,脱脱与生父马札儿台进行商议。脱脱对其父说:“伯父骄纵已甚,万一天子震怒,则吾族赤矣。曷若于未败图之。”其父虽然也感到事态严重,但不敢贸然付诸行动。脱脱乃问计于吴直方。直方曰:“《传》有之:‘大义灭亲。’大夫知有朝廷耳,家固不宜恤。”脱脱曰:“事不成奈何?”直方曰:“事不成天也,一死复何惜。即死亦不失为忠义耳。”脱脱顿足曰:“吾意决矣。”吴直方引经据典,为脱脱鼓气,终于使脱脱下了铲除伯颜的决心。 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关键是取得妥欢贴睦尔的支持和赞同。妥欢贴睦尔虽然年轻,但并不甘心做傀儡,脱脱测知伯颜擅权,“帝患之”;伯颜矫旨擅杀郯王彻彻秃,贬走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帝益忿之”;伯颜胡作非为,“帝积不能平”。特别是至元四年脱脱获知伯颜与太皇太后卜答失里谋立燕贴古思而废妥欢贴睦尔,把此事告诉了吴直方,直方教他“以密告于帝,令帝知而预为之防”。因而,脱脱与妥欢贴睦尔之间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但是在宫廷复杂的环境里,在伯颜的淫威下,妥欢贴睦尔未敢轻易表态,私下派心腹世杰班、阿鲁对脱脱反复试测后才释去疑心,表示支持脱脱采取行动。 至元五年,脱脱曾两次准备下手,均因准备不足而未下手。这一年,脱脱与伯颜的矛盾实际已经暴露。十一月,河南省台掾史范孟因不满其地位低下,假传圣旨矫杀行省长官,命原河南廉访使段辅居省中权事,自命为河南都元帅。五天后事泄被杀。这件事因牵连廉访使段辅,伯颜大怒,命御史台臣上章言汉人不可为廉访使。作为御史大夫的脱脱与吴直方商议,直方曰:“此祖宗法度,决不可废,盍先为上言之。”脱脱入告于帝,故御史台臣上章被妥欢贴睦尔驳回。伯颜知出于脱脱,大怒,言于帝曰:“脱脱虽臣之子,其心专佑汉人,必当治之。”(《元史·脱脱传》)再加上脱脱增兵宫门的事,使伯颜对脱脱愈益增疑。至元六年二月,伯颜约妥欢贴睦尔去柳林打猎,妥欢贴睦尔托疾不去。伯颜遂邀太子燕贴古思同往。脱脱密告妥欢贴睦尔曰:“伯父久有异志,兹行率诸卫军马以行,往必不利于社稷。”脱脱遂与世杰班、阿鲁合谋以所掌士兵及宿卫士控制京师,先收京城门钥,由亲信列布城门下。当夜,妥欢贴睦尔在玉德殿诏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中夜二鼓命太子怯薛月可察儿率30 骑抵柳林太子营,连夜将燕贴古思接回京师;即起草诏书,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奉诏前往柳林。诏书称:“伯颜不能安分,专权自恣,欺朕年幼。变乱祖宗成宪,虐害天下。今命伯颜出为河南行省右丞相。” 天明,大都城门紧闭,脱脱倨坐城门上等候。伯颜遣人来城下问故,脱脱传圣旨曰:“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惟伯颜一人而已。”伯颜要求入京向皇帝辞行,不许。所领诸军见伯颜失势,纷纷散去。伯颜无可奈何,南下而去。三月,命徙伯颜于南恩州阳春县安置,其在途中病死于龙兴路驿舍。 脱脱与伯颜的斗争虽然是元朝统治集团内部的争夺权利的斗争,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社会背景。自忽必烈推行“汉法”以来,蒙古贵族内部围绕着继续推行“汉法”还是抵制“汉法”的斗争一直很尖锐。伯颜擅权以来,排斥汉人,废除科举,采取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是元代后期一场罕见的抵制“汉法”运动。脱脱虽为伯颜之侄,从维护元朝统治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不满伯颜的“变乱祖宗成宪”,因而发动了一场在皇帝支持下的政变,驱逐了伯颜。有些士人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当他卒于龙兴路驿舍后,有人题诗于壁云:“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伯颜被逐后,妥欢贴睦尔命脱脱之父马札儿台为太师、中书右丞相,脱脱为知枢密院事,脱脱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马札儿台上台后,于通州置榻坊,开酒馆、糟坊,日至万石,又贩运长芦、淮南盐、热衷于经商敛财。脱脱让参政佛嘉问向皇帝上奏章弹劾,迫使马札儿台辞职,“养疾私第”,仍为太师。是年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 脱脱上台后,即大刀阔斧地废除伯颜“旧政”,推行一系列新政,史称“更化”。当时,妥欢贴睦尔图治之意甚切,对脱脱十分信任,把国家大事交给脱脱处理。吴直方在帮助脱脱决策上起着重要的作用,“国有大事、上命,必定于公,公亦慨然以泽被斯民为己任,有知无不言,言之丞相无不行,天下翕然,比后至元之治于前至元,公之功居多”。既然直方“言之丞相无不行”,那么,脱脱更化与“儒术治天下”就产生了必然的联系。 三史修撰 脱脱在执政期间还主持修撰辽、金、宋三史。由于更化政策的推行,伯颜专权时辞归的儒臣这时纷纷应召入国史馆,脱脱受命为三史都总裁官,以中书平章政事、康里人铁木儿塔识,中书右丞太平,御史中丞张起岩,翰林学士欧阳玄,侍御史吕思诚,翰林侍讲学士揭傒斯为总裁官,经过挑选淘汰确定了一批修史官,他们之中除汉人外,还有畏兀儿、哈剌鲁、唐兀、钦察等族的史学家。如此众多的少数民族学者参加修史,这在全部二十四史中是仅见的。脱脱虽然没有秉笔修史,但却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都总裁。他以江南三省前南宋的学田钱粮为修史费用,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辽、金、宋三朝谁为“正统”问题,长期以来争论不休,影响修史开展,脱脱主张三史分别撰写,各为正统,一律平等对待,“议者遂息”。 三史于至正三年四月开始修撰,至正四年三月完成《辽史》,脱脱命掾史仪礼鼓吹导从,自史馆进至宣文阁,甚为隆重。四年十一月《金史》成,五年十月《宋史》成。三史总共只用了两年半时间,除因有前朝修史基础外,主要是因为脱脱这位都总裁官用人得当,措施有力。《金史》、《宋史》完成之时,脱脱已辞去相位,故以中书右丞相阿鲁图、中书左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领三史事”。 开河变钞 脱脱第一次执政,推行更化政策凡三年又七个月,除因论证不足强行开大都金口河,造成沙泥壅塞、民舍被毁、丁夫死伤、劳而无功外,其他措举大体得当,朝政为之一新,汉儒们“知无不言,言无顾忌”(《元史·苏天爵传》),皇帝用功读书,注意节俭,颇有“励精图治之意”(《元史·脱脱传》),脱脱治国有方,“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至正四年五月,脱脱因病辞相。七年六月,马札儿台被右丞相别儿怯不花弹劾,帝命徙甘肃,脱脱力请同行以照料父亲,遂居甘州就养。十一月,马札儿台病死,脱脱回京师。八年,命脱脱为太傅,负责东宫事务。 脱脱辞相后,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先后任右丞相。这段时间有5 年多,妥欢贴睦尔虽仍有励精图治之志,也曾推出一些新政,但从整体来说,元朝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此起彼伏,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面对日益加深的社会危机,妥欢贴睦尔于至正九年闰七月命脱脱复为中书右丞相。 脱脱复相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下决心治理这疮痍满目的社会。当时摆在脱脱面前的有几大棘手的难题: 第一、河患引起的严重财政危机。 脱脱辞相后仅一个月,即至正四年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曹州、大名路、东平路等所属沿河州县均遭水患。元廷对之束手无策,以致水势不断北浸,到至正八年正月,河水又决,先是淹没济宁路诸地;继而“北侵安山,沦入运河,延袤济南、河间,将隳两漕司盐场,实妨国计”(《元史·贾鲁传》),大有掐断元王朝经济命脉之势。运河中断将危及大都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水浸河间、山东两盐运司所属盐场,将会使元廷财政收入急遽减少。本来已经空虚的国库面临着新的危机。 第二、河患加剧了社会动荡不安。 自从河患发生以来,河泛区的饥民和流民纷纷起来反抗,有的劫夺商旅,有的打击官府,所在有司无可奈何。全国各地不断爆发起义;至正四年七月,山东私盐贩郭火你赤起义,活动于鲁、晋、豫一带;六年六月,福建汀州连城县罗天麟、陈积万起义,湖南爆发吴天保领导的瑶民起义;七年十月,全国发生起义达二百余起;八年春,台州黄岩盐贩方国珍起兵反元;同年三月,辽东锁火奴和辽阳兀颜鲁欢分别自称“大金子孙”,起兵反元;九年,冀宁平遥等县有曹七七起义;十年,江西铅山、真州、泰州均有农民起义。 第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 脱脱去相后,以右丞相别儿怯不花为首的一派与脱脱父子有旧怨,别儿怯不花、左丞相太平、御史大夫韩嘉纳、右丞秃满迭儿等10 人,结为兄弟,曾弹劾马札儿台,使之远徙甘州。康里人哈麻与弟雪雪,因其母为宁宗的乳母,兄弟俩充宿卫士,为妥欢贴睦尔所宠幸。脱脱为相时,哈麻官任同知枢密院事,对脱脱百般趋附。脱脱去相后,遭到别儿怯不花等攻击,哈麻在妥欢贴睦尔处竭力为之辩护。至正九年,太平、韩嘉纳支持御史斡勒海寿列哈麻罪行劾奏,妥欢贴睦尔不得已夺哈麻、雪雪官职,而太平、韩嘉纳、斡勒海寿等均被贬官。未几,脱脱复为右丞相,为报答哈麻辩护之功,对太平等人进一步打击报复,使太平谪居陕西,别儿怯不花谪居般阳,韩嘉纳以赃罪杖流奴儿干致死,秃满迭儿出为四川右丞,途中被杀。脱脱重新召用哈府,从此埋下了杀身之祸。 至于官贪吏污、纪纲废弛、赋役不均等,已是积重难返的社会现象,脱脱复相后根本顾不上去治理这些问题。当务之急是解决财政危机和治理黄河。 解决财政危机最快的办法是变更钞法。因为从至元后期以来,纸币发行猛增,不断贬值,以后历代大量印钞,到至正年间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再加上伪钞横行,钞法已经败坏不堪。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建议变钞,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变钞,并提出了以纸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脱脱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进行了激烈的争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反对最坚决,但遭到了压制,脱脱终于下决心实行变钞。妥欢贴睦尔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下诏曰:朕闻帝王之治,因时制宜,损益之方,在乎通变。惟我世祖皇帝,建元之初,颁行中统交钞,以钱为文,虽鼓铸之规未遑,而钱币兼行之意已具。厥后印造至元宝钞,以一当五,名曰子母相权,而钱实未用。历岁滋久,钞法偏虚,物价腾踊,奸伪日萌,民用匮乏。爱询廷臣,博采舆论,佥谓拯弊必合更张,其以中统交钞壹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元史·食货志》)变钞的具体办法是:一,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日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二贯,而至正交钞的价值比至元宝钞提高了一倍,两钞则并行通用。二,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使钱钞通行,并以钱来实钞法。 至正十一年新钞与通宝同时发行,结果很快就出现了通货膨胀。“行之未久,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元史·食货志》)。变钞的最后结果是完全失败。 在实行变钞的同时,脱脱决心治理黄河。 早在至正八年二月时,元廷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命贾鲁为行都水监使,专治河患。贾鲁经过实地考察、测量地形、绘制地图,提出二策:“其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则用工省;其二,议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元史·贾鲁传》)。但他的建议未被采纳。九年,脱脱复相后,专门召开治河讨论会,贾鲁以都漕运使身份再次提出自己的治河主张,并进一步强调“必疏南河,塞北河,修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元史·成遵传》)。脱脱当机立断,取其后策。并不顾工部尚书成遵等抗争,坚定地说:“事有难为,犹疾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也,今我必欲去其疾!”(《元史·脱脱传》)脱脱明知“此疾难治”,也明知要冒巨大风险,还是坚决地“欲去其疾”;他深知越是不治,越是难治,越难治,饥民、流民问题越严重。脱脱是把治河当作制止“盗贼滋蔓”的重要手段来加以认识的。 至正十一年四月初四日,妥欢贴睦尔正式批准治河,下诏中外,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13路民15 万人,庐州等地戍军18 翼2 万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堵堤建成。整个工程计190 天。贾鲁按照他的疏塞并举、先疏后塞的方案,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 镇压起义 在鲁治河之时,白莲教主韩山童等抓住时机,凿好独眼石人一个,预先埋于黄陵岗,散布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五月初,韩山童与刘福通等在颍州颍上发动起义,元末农民战争爆发。 颍上起义爆发后,韩山童虽遭官府捕杀牺牲,刘福通则在占领颍州成功后,迅速进据河南朱皋、罗山、真阳、确山、汝宁、息州、光州等地,众至10 万。同年夏,彭莹玉兵起淮西。八月,邳县人李二、赵君用、彭大及其子早住等占领徐州;麻城人、铁工邹普胜,罗田人、布贩徐寿辉起兵蕲州。十月,徐寿辉克蕲水,建立天完政权。十二月,王权、张椿等攻占邓州、南阳,称“北琐红军”;十二年正月,孟海马等攻占襄阳,称“南琐红军”。二月,定远人郭子兴等攻占濠州。北、南、西三片地方的红中军几乎同时而起,来势之猛为元廷所料不及。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脱脱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当初廷臣议论治河时,有人认为中原必乱,脱脱把不同意见者压制下去后,岂料中原果然大乱。于是急忙遣兵镇压,结果事与愿违,起义烈火越扑越旺。所以在议政时,脱脱总是讳言这伤透脑筋的事。一日,妥欢贴睦尔把脱脱召去,怒责之曰:“汝尝言天下太平无事,今红军半宇内,丞相以何策待之?”脱脱汗流浃背,一时竟无言以对。 丞相的对策主要有二:一是加紧对汉人、南人的防范。凡议军事,汉人、南人官僚必须回避。一日,脱脱奏事内廷,事关兵权,回头看到中书左丞韩元善、中书参政韩镛随后而来、脱脱立刻命守门人拦阻不得入。于是上奏妥欢贴睦尔:“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诸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有一次,中书省吏员抱文牍,题为“谋反事”,送到脱脱处,脱脱视其牍,改题为“河南汉人谋反事”。这两件事说明,在关系到蒙古贵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脱脱仍然要借助民族压迫政策来维护其统治的。二是采取血腥镇压方式。颍州起义爆发后,脱脱曾派枢密院同知赫厮、秃赤率阿速军镇压,结果大败而归;不久又派其弟也先帖木儿等率十余万军进兵河南,结果在沙河不战而溃。脱脱还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义兵来镇压起义军,其中以沈丘的察罕帖木儿和罗山的李思齐最为凶狠,对中原红巾军威胁最大。 至正十二年八月,脱脱亲率大军出征徐州。当芝麻李等占领徐州后,尽有徐州附近州县,徐州地处黄河与运河交汇处,因此红巾军切断了通过漕运对大都的物资供应。九月,脱脱破徐州,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芝麻李被杀。脱脱班师回朝,妥欢贴睦尔加其为太师,于徐州为脱脱建生祠,立《徐州平寇碑》,以著其功绩。 徐州红巾军被镇压后,元军联合各地地主武装对北、南、西各部红巾军进行了疯狂的镇压,使各路红巾军被迫转入低潮。 贬死 在一派至正中兴、天下太平的假相下,元朝以妥欢贴睦尔为首的统治集团进一步腐化堕落了,政治更加黑暗。 脱脱复相后,对哈麻兄弟深为感激,提升哈麻为中书右丞。但脱脱对左司郎中汝中柏十分倚重,引起哈麻不快,脱脱改哈麻为宣政院使,且位居第三,于是哈麻对脱脱怀恨在心。哈麻为取悦于皇后奇氏和皇子爱猷识理达腊,找脱脱商议授皇太子册宝礼事,脱脱加以推托。哈麻善于媚上,偷偷引进西天僧教妥欢贴睦尔运气术,哈麻的妹婿、集贤大学士秃鲁帖木儿亦荐西天僧伽磷真来教“演揲儿”法(汉语“大喜乐”),使之修成房中之术,诱导妥欢贴睦尔淫乐。秃鲁帖木儿与老的沙等十人结为“倚纳”,引进公卿贵族家的命妇和街坊良家妇女到宫中,供妥欢贴睦尔和倚纳们玩乐,君臣全然不顾羞耻,男女赤身裸体作乐。丑声秽行,著闻于外,脱脱对哈麻一伙益加痛恨。这时,脱脱利用战争停息之时,对农业生产抓得颇为有力。至正十三年三月,脱脱用左丞乌古孙良桢、右丞悟良哈台建议,屯田京师地区,以二人兼大司农卿,自领大司农事,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至檀、顺州,东至迁民镇,凡系官地及原管各处屯田,皆引水利,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召募农夫诸费,给钞500 万锭,以供其用。当年收成甚佳。又于江浙、淮东等处立分司农司,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围堰之人各1000名为农师,教民播种,所募农夫,每名给钞10 锭。 正当红巾军暂时失败之时,泰州白驹场盐贩张士诚于至正十三年初起兵,攻破泰州、高邮。十四年正月,张士诚据高邮,自称诚王,国号大周,改元天佑。六月,士诚破扬州,南北运河再次梗塞。九月,妥欢贴睦尔再命脱脱出师,南征高邮。其诏书语句颇为恳切:“朕于丞相共理天下者也,天下多故,朕轸其忧,相任其劳,理所必致汝往。”脱脱总制诸王各爱马、诸省各翼军马,董督总兵、领兵大小官将,号称百万,连“西域西蕃皆发兵来助,旌旗累千里,金鼓震野,出师之盛,未有过之者”(《元史·脱脱传》)。十一月,元军抵高邮,双方战于高邮城外,士诚大败,退入城中不出。元军分兵破六合、盐城、兴化等地。 脱脱出师之前,命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以辅助其弟也先帖木儿代理朝政。汝中柏认定哈麻必为后患,劝脱脱除之。脱脱犹豫不决,命与也先帖木儿商议。也先帖木儿向来无能,又认为哈麻曾有功于己,不从。哈麻获悉后,将脱脱拖延皇太子册宝礼等事,挑拨奇皇后、皇太子与脱脱兄弟关系。脱脱出师后,妥欢贴睦尔命哈麻为中书平章政事。哈麻大权在握,即唆使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奏劾脱脱兄弟,奏章称:“脱脱出师三月,略无寸功,倾国家之财以为己用,半朝廷之官以为自随。又其弟也先帖木儿庸材鄙器,玷污清台,纲纪之政不修,贪淫之习益著。”妥欢贴睦尔轻信谗言,又害怕脱脱成为伯颜第二,先罢也先帖木儿职,又下诏削脱脱兵权。 诏书到达军中之时,参议龚伯遂对脱脱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师时,尝被密旨,今奉密旨一意进讨可也。诏书且勿开,开则大事去矣。”脱脱曰:“天子诏我而我不从,是与天下抗也,君臣之义何在?”不从,遂交出兵权,由河南行省左丞相泰不花等代为总兵。客省副使哈剌答曰:“丞相此行,我辈必死于他人之手,今日宁死丞相前。”言毕,拔刀刎颈而死。妥欢贴睦尔临阵易将,高邮城下百万元军乱作一团,“大军百万,一时四散。其散而无所附者,多从红军,铁甲一军入襄阳,号铁甲兵者是也”。高邮战役元军不战自溃,是元末农民战争的转折点,从此,各路农民起义军转被动为主动,重新掀起规模更大的武装起义高潮。大约过了10 年后,监察御史们上书说:“奸邪构害大臣,以致临敌易将,我国家兵机不振从此始,钱粮之耗从此始,盗贼纵横从此始,生民之涂炭从此始。设使脱脱不死,安得天下有今日之乱哉!”(《元史·顺帝纪》)脱脱先被安置于淮安路,不久即命移置亦集乃路(治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十五年三月,诏流于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流也先帖木儿于四川碉门。脱脱长子哈剌章肃州安置,次子三宝奴兰州安置,家产籍没。十二月八日(1356年1月10日),哈麻矫旨遣使鸩死脱脱于云南贬所,时脱脱年仅四十二。二十二年,平反昭雪,诏复官爵,并给复其家产。哈剌章、三宝奴召还朝封官。脱脱的后裔 据清代《大同府志》记载:“元丞相脱脱墓,府东百二十里大王村,有碑记,大同李氏,其后也。” 脱脱是元朝后期有作为的政治家。脱脱一死,元朝再无起色,直至灭亡!脱脱的书法 江南第一家白麟是郑义门祖上名号,淮公迁到浦江后,改原香岩溪为白鳞溪,示不忘本。元朝宰相脱脱亲书“白麟溪”三大字以立碑。据《义门郑氏祭祀薄》载:“白麟溪”石碑向立于崇义桥侧,年久失修,年久而损伤。乾隆十八年,将旧碑移至白麟溪桥头,靠祠砖砌。于原处再立新碑。人物评价 脱脱是元朝末年国家政治的关键性人物,早年元顺帝时期,帮助元顺帝驱逐专权擅政的伯颜。后来废除伯颜旧政,澄清诸王冤案,又进行改革,促进元朝的国力恢复。元朝在脱脱的手里得到了一定的改善,同时又因为其军事才能,元朝才能成功阻止前期农民军的发展。等到脱脱一去世,元朝政局发生彻头彻尾的转变,逐渐走向崩灭。

唐甄原名大陶,生于四川省达县,是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政论家,与遂宁吕潜、新都费密并称“清初蜀中三杰”,又和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并为四大著名启蒙思想家。唐甄生平事迹不详,《潜书》是他的代表作;他批判封建专制,提倡社会平等,大胆批判专制君主,是清初经世致用之学的积极倡导者。唐甄于康熙四十三年逝世,享年75岁。人物生平 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後更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於明崇祯三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岁。生平事迹颇隐晦,《四库总目》至将《衡书》著者「唐大陶」及《潜书》著者唐甄别为二人。幼年随父宦游,历吴江、北京、南京。顺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难浙江绍兴。顺治十四年丁酉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十月,遍游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二十馀年,後困於江苏,仍志在天下,冀为王者师,著述不辍。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潜书》,後附编者李之勤〈唐甄事迹丛考〉一文,最称详实。生平及著述:唐甄原名大陶,字铸万;後更名甄,号圃亭,四川达州人,生於明崇祯三年,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岁。生平事迹颇隐晦,《四库总目》至将《衡书》著者「唐大陶」及《潜书》著者唐甄别为二人。幼年随父宦游,历吴江、北京、南京。顺治二年南京城破,父子避难浙江绍兴。顺治十四年丁酉举人,曾任山西长子县知县十月,遍游河北、河南、湖北、浙江、江苏等地二十馀年,後困於江苏,仍志在天下,冀为王者师,著述不辍。1962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潜书》,後附编者李之勤〈唐甄事迹丛考〉一文,最称详实。唐甄的主要观点 政治主张 第一,封建君主没有推行富民政策,而实行的是忘民、虐发、害民之政,因而“四海之内,日益困穷,农空、工空、市空、仕空”(《潜书·存言》)。 第二,封建官吏横行掠夺民众财产,他们坐视民众疾苦不救,贪婪谋取一己私利。 第三,沉重繁多的赋税,加重了民众生活的困苦。 第四,财源枯竭,贷币量少,导致了财贷无法流通,“当今之世,无人不穷,非穷于财,穷于银也”。 他的社会政治启蒙思想,集中反映在他历30年而成的《潜书》中。是书不仅奠定了唐甄在清初启蒙思潮中的历史地位,而且对当时的儒学思想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心性学说 他继承发扬了从孟子到王守仁的尽性事功的心学思想,尖锐批判了程朱理学末流只谈心性、不重事功的空疏陋习。 唐甄最为推崇孟子的思想,孟子的思想具体地涵盖了“圣人之治天下”的理论。他又认为,自孟子以后,最能领悟圣人之学的人,当推陆九渊、王守仁二人。因此,他在继承了孟子的“尽心知性”和王守仁的“致良知”的心性思想上,又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心性理论。 经济思想 唐甄在经济生活方面,原有土地七十亩,可收租四十一石,江南税重,要纳赋税二十石,去其收入一半,不足维持家计。遂卖去土地,以所入款项六十多两银,从事商贩,遂得粗安。同时,由于其祖父唐自踩“居官廉,多惠政,尤振兴文教”,父亲唐阶泰,刚毅明达,“当是时,朋党附势相倾”,而“参议独立无所与”,唐甄出身于这样的家庭环境的教养下,他的做人,出处进退,如凤皇芝草,他的为文,提出了许多进步的经济政治观点和主张,这当然不是偶然的了。唐甄怎么死的 唐甄卒於清康熙四十三年,得年七十五岁。生平事迹颇隐晦。人物评价 唐甄对君主专制制度进行大胆的揭露和批判。他认为皇帝也是人,没有什么神秘,并指出皇帝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他认为“自秦以来,凡帝王者皆贼也”,“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尤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不布粟之富,而反不谓之贼乎?”,他们为了夺取皇位常常无故杀人,残害百姓。提出了“抑尊”,即限制君权的主张,要求提高大臣的地位,使他们具有同皇帝及其他权贵作斗争的权力,以 “攻君之过”,“攻宫闱之过”,“攻帝族、攻后族、攻宠贵”之过,使皇帝有所顾忌。唐甄还发展了产生于先秦的民本思想,强调民是国家的根本,离开了民,便没有国家的政治。他认为儒学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定乱、除暴、安百姓。如果儒者不言功,只顾自己,那就同一个匹夫匹妇没有什么区别。 唐甄的民本思想对后世有较大影响。 在唐甄思想深处,仍把国泰民安的希望寄托在贤明君主身上。他说:“天下之主在君,君之主在心。”唐甄提出的为君之道仍然没有跳出儒家的思想圈子。

舒妃是乾隆皇帝的妃子,出身叶赫那拉氏,是纳兰明珠的曾孙女,家世显赫,出身可与富察皇后媲美,甚至有人说她若能像令妃那样得宠,必然是皇后的人选。叶赫那拉氏13岁入宫当上贵人,同年封舒嫔,乾隆十三年晋封舒妃,之后生下皇十子。可惜,儿子夭折,舒妃也跟着失宠,默默度过余生,于乾隆四十二年逝世。人物生平 舒妃叶赫那拉氏,侍郎纳兰永寿与关氏(正黄旗汉军副都统含太公女,诰封一品夫人)之女。 雍正六年六月初一,叶赫那拉氏出生,比乾隆帝小17岁。 乾隆六年二月初七,时年13岁,叶赫那拉氏选秀入宫,初赐号贵人,同月十三日封为舒嫔。 乾隆六年十一月,行舒嫔册封礼。 乾隆十三年七月,诏封为舒妃。 乾隆十四年四月初五,时年21岁,行舒妃册封礼。 乾隆十六年五月十九日,时年23岁,生皇十子。 乾隆十八年六月初七日,皇十子殇,年三岁。 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三十日,时年49岁,舒妃薨,葬裕陵妃园寝。舒妃的子女 皇十子(1751年6月12日-1753年7月7日)未命名,幼殇,未封。乾隆十六年辛未五月十九日巳时生,乾隆十八年癸酉六月初七日子时殇,年三岁,随葬端慧皇太子园寝。舒妃傅恒 舒妃的父亲纳兰永寿与妻子关氏生了一个女儿,后来永寿又抚养了弟弟纳兰永福的两个女儿,史料都记载为永寿之女,分不清哪几个是亲生的,哪几个是过继的。 这几个女儿中,长女嫁给了平郡王纳尔苏第四子固山贝子福秀。 一女嫁阿巴泰裔孙护军参领希布禅。 一女嫁顺懿密太妃的嫡孙、胤禑之子愉郡王弘庆。 一女嫁代善裔孙二等镇国将军永?。 一女嫁给了乾隆皇帝,也就是后来的舒妃。 还有一女嫁给了傅恒。为什么说嫁给了傅恒?因为《永宪录》中称傅恒是“明氏婿”,“明”为明珠的汉姓;《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中记载群祀功臣之礼时,称“夫人那拉氏”祔祀傅恒。 纳兰永寿的这六个女儿,除了嫁给傅恒的一女外,其他五个女儿全部都嫁给了爱新觉罗家族。

谭其骧笔名禾子,生于浙江嘉善一个书香之家,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他毕业于暨南大学、燕京大学,一生致力于中国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成为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谭其骧主要《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长水集》等作品,对历代疆域、民族迁移、江流湖泊以及海岸的变迁等方面都有独到见解,对历史地理学方面有着突出贡献。人物生平 1911年2月25日,谭其骧出生于浙江嘉兴书香门第,谭其骧在2岁时就随父亲回到家乡,以后进家塾、小学、秀州中学。 1926年,因不满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对学生的无理处置,从秀州中学高中未毕业就愤然离校,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那时他才15岁。 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大学被封,他只得转入暨南大学。转入历史系后,他的才华受到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赏识。 1930年,写下了一篇六万多字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 1932年春,离研究生毕业还有半年,谭其骧就已写好论文,由伯父新嘉先生介绍,进北平图书馆当馆员。他当年就在辅仁大学兼课。 1933年,起又相继在燕京大学、北大等学校兼任讲师。同时在《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文。 1934年,协助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筹备成立禹贡学会。 1935年后,他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专在大学教书。是年秋至翌年夏曾到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 1936年秋回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兼任讲师。 1940年春,到贵州浙江大学任史地系副教授。 1942年,任贵州浙江大学任史地系教授。 1946年,随浙大回到杭州,并给上海暨南大学兼课。 1950年,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他转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 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5年,经吴晗推荐,到北京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1956年,九三学社复旦大学第二届支社委员会成立,谭其骧被选为主任秘书。 1957-1982年任系主任,兼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 1959年3月,郭沫若的《论曹操》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其后,谭其骧发表了商榷文章。在商榷文章中,谭其骧列举了古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是有毁有誉,甚至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也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话。 1960年6月,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1961年7月,九三学社复旦大学第四届支社成立,谭其骧当选为主委。 1963年1月28日,他出席了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座谈会。 1978年2月,因长期紧张工作所累,谭其骧突发脑血栓,不久又致半身不遂。 1980年4月18日,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召开大会,谭其骧出席了会议。同年11月,谭其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文科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2年至逝世,他又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将是一部包括历史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十多个专题图组上千幅地图的巨型地图集,将在近年出版。 1982年-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0年,改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8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谭其骧弟子有哪些 谭其骧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培养中国首批2名文科博士生。著名学生有葛剑雄。 葛剑雄祖籍浙江绍兴,1945年12月15日出生于浙江湖州,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等职,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人口发展史》等作品。谭其骧的代表作 著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长水粹编》、《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简明中国历史地图集》、《辞海·历史地理分册》、《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等作品,《黄河史论丛》和《历史地理》杂志等。谭其骧的故事 谭先生治学的严谨表现在早年对专业的选择上。为了究竟作怎样的选择,他曾寝食不安地反复思考好几天。他认为自己形象思维能力较差,而逻辑思维的能力却比较强,所以学历史特别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于是,他从社会学系转到中文系,又转到外文系,最后才定下历史系。这并不是所谓的见异思迁,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严肃的思考:我要从事的专业,必须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天赋、性格等相符,这样才能锲而不舍,终身以之。 搞历史地理,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熟读大量古代的有关典籍,还需要作大量的野外考察。几十年来,他把《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杨氏《水经注图》虽是新买的一本,也被翻得中缝破裂。他曾去天山南北、跋涉中原各省,考察长江水系和黄河古道。对于1500多个汉县,谭先生大部分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县和地理位置。他甚至从业余消遣——读笔记小说中,捕捉到许多有关信息。人物评价 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奠基作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评) 每每回想起老师,我总是满怀激动与深情,他的学识、才华和人品,他给予我的指导和关心,这些重叠成师恩的具象,我感恩老师,也会把老师的学术风格与思想传承下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评) 新中国以后,中国史学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谭其骧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之下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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