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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闻 建国以来中国至今还未收回的10块领土_中国

秘闻 建国以来中国至今还未收回的10块领土

2016-06-28 23:05:07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疆域变化不大,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领土却大幅缩水,较清末减少了很大的面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地方只有几乎很少的部分将来会收复,其余不可能再是中国的领土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丢失了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清朝割让160万平方公里左右!截止08年末我们中国实际控制在手里的领土面积到底有多大呢? 官方数字是9598077平方公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约960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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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被印度非法侵占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90000多平方公里,真正控制在手里的领土只有950万平方公里左右! 在很多国人兴高采烈过洋人的圣诞节的日子里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跳着韩国的街舞,天天看日本的卡通的所有人希望永远记住这一切。

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它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部边缘,在地质结构上是附属于台湾的大陆性岛屿。

钓鱼岛列岛位于台湾东北120海里处,西东分别距中国大陆和日本冲绳各约200海里,附近水深100至150米,与冲绳群岛之间隔有一条2000多米深的海沟。自古以来,中国台湾、福建等省渔民一直到岛上从事捕鱼、采药等生产活动。

基辅罗斯为蒙古旋风所灭,沙俄为了报仇雪恨,在侵占西伯利亚后就一直积极渗透外蒙古。1917年前外蒙古大公与沙俄互相勾结,企图脱离中国。

十月革命后列宁提出在中苏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国,无奈当时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出兵外蒙不得不搁置。

1941年苏日签订臭名昭着的《苏日互不侵犯条约》,苏日互相承认伪满洲国与伪蒙古国主权互不侵犯,这是地地道道的瓜分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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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和民国时期中国的疆域变化不大,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中国领土却大幅缩水,较清末减少了很大的面积,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些地方只有几乎很少的部分将来会收复,其余不可能再是中国的领土了。

中国在二十世纪丢失了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清朝割让160万平方公里左右!截止08年末我们中国实际控制在手里的领土面积到底有多大呢? 官方数字是9598077平方公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约960万平方公里。

减去被印度非法侵占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90000多平方公里,真正控制在手里的领土只有950万平方公里左右! 在很多国人兴高采烈过洋人的圣诞节的日子里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跳着韩国的街舞,天天看日本的卡通的所有人希望永远记住这一切。

在东经92度至97度之间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可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要以为这里属喜马拉雅山脉就尽是些冰雪满野的荒漠。在夏季,由于 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可种植许多亚热带作 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想不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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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印度人正式在麦线建邦,又回到了那里,耕作建设,繁衍生息,已成了六、七百万新一代印度人除此地之外已无别的地方是他的“家”的一块土地,再收回,很难。

4、北疆第一港 ----- 海参崴

海参崴位于乌苏里江以东,是一个冻港,自古历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准确的讲,不能把海参崴与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孤立起来,海参崴是这一地区的行政中心。

1856年中俄签订《瑷珲条约》,规定乌苏里江以东地区为中俄“共管”,海参崴也就被“共管”了!但到1860年中俄签订《北京条约》时,“共管”也被取消了,海参崴成了沙俄的领土,被改了一个对中国极具侮辱性的名字---符拉迪沃斯托克

中国在二十世纪丢失了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清朝割让160万平方公里左右!截止08年末我们中国实际控制在手里的领土面积到底有多大呢? 官方数字是9598077平方公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约960万平方公里。

减去被印度非法侵占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90000多平方公里,真正控制在手里的领土只有950万平方公里左右! 在很多国人兴高采烈过洋人的圣诞节的日子里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跳着韩国的街舞,天天看日本的卡通的所有人希望永远记住这一切。

5、琉球 --- 中国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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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自古以来就附属中国,最早在史书上关于琉球的记载可追溯到千年前的隋朝,那时中原与琉球的商贸发展、人民往来已十分活跃。朝廷曾派出大臣朱宽劝说琉球王进贡臣服隋帝。

当年汉朝通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时,也曾派遣使臣南下大洋。使臣回汉后禀报朝廷,自称到了天涯海角,一片汪洋,不见陆地,惟有一些珊瑚虫尸体形成的礁石。--他将其命名为“曾母暗沙”!

南沙群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以说它是控制南中国海的钥匙。而且,其周围海域资源十分丰富,仅石油蕴藏量就达200亿吨,确系中华民族繁衍发展所需的一个资源宝库。

中国在二十世纪丢失了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清朝割让160万平方公里左右!截止08年末我们中国实际控制在手里的领土面积到底有多大呢? 官方数字是9598077平方公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约960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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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被印度非法侵占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90000多平方公里,真正控制在手里的领土只有950万平方公里左右! 在很多国人兴高采烈过洋人的圣诞节的日子里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跳着韩国的街舞,天天看日本的卡通的所有人希望永远记住这一切。

黑龙江的北岸,乌苏里江东岸,有一串熟悉的地名:库页岛、庙街、海参崴、双城子、尼布楚、雅克萨、海兰泡、外兴安岭,还有那令人刻骨铭心的江东六十四屯!而可能最容易让人遗忘的,可能就是现在被称为“哈巴罗夫斯克”的伯力和被称为“大乌苏里岛”的黑瞎子岛了!

8、中华故土 -- 库页岛

库页岛是中国最大的岛屿,位于黑龙江出海口之东,东面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鞑靼海峡与大陆相望。南隔宗谷海峡与日本接壤。

南北长达984公里,东西宽6-160公里,面积7.64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两个台湾岛。库页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世界上最早知道库页岛的是中国人。而从中国金代开始,库页岛即归中国管辖。

中国在二十世纪丢失了将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清朝割让160万平方公里左右!截止08年末我们中国实际控制在手里的领土面积到底有多大呢? 官方数字是9598077平方公里,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约960万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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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去被印度非法侵占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90000多平方公里,真正控制在手里的领土只有950万平方公里左右! 在很多国人兴高采烈过洋人的圣诞节的日子里说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跳着韩国的街舞,天天看日本的卡通的所有人希望永远记住这一切。

唐努乌梁海地处外蒙古西北部,北靠萨彦岭,南抵唐努山,是位于两山之间的狭长地带,总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

唐努乌梁海实际上应分为三部分:“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图瓦共和国以西直属俄罗斯的部分地区、蒙古“库苏古尔省”。但由于后两部分事实上已没有了“唐努乌梁海”的痕迹,因此,通常所指的唐努乌梁海地区实质上是俄罗斯联邦图瓦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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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六十四屯,位于精奇里江以南,黑龙江以北的三角洲地带,面积约8000多平方公里,是根据《瑷珲条约》第三条规定孤悬于黑龙江以北归我国管辖的地方。

俄帝把江东六十四屯豪夺过去,以后没有在任何条约中提到它,那地方不声不响地变了颜色!

张学良一生最惨的失败:中东路事件丢大块领土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1990年春天张学良向唐德刚作口述时,也是这么给自己下的定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当时“很想施展一下子”。

张学良一生中做过两件震惊中外的事。一件是“西安事变”,另一件就是他28岁那年发起“中东路事件”,最终导致中国版图上的“鸡冠”被苏联摘走了近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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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90岁那年用了5个月的时间,在台北北投寓所以及亚都饭店,向华裔史学家、口述史的主要推动人物唐德刚讲述了自己的一生,这一生用他的口述历史表 现出来,只有7万多字,因为他说“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在这7万多字中,他留给自己28岁那年惊天动地的一桩“中东路事件”只有139个 字。

“改旗易帜”后的张学良,于1929年7月做出一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不幸结果是,张学良惨败,不得不与苏联签订 《伯力协定》,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夹角地带最东端的黑瞎子岛被苏军占领。此后,在任何一部20 万分之一的地图上,这块能清晰地看到的大黑瞎子岛开始了79年的漫长回归征途。

少帅下定决心,一定要打这一仗。时间是1929年7月。

老帅张作霖在一年前的1928年6月刚刚被莫明其妙地炸死,新上任的少帅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开始了他对东北的统治,上任不久,张学良宣布服从南京国 民政府,并于7月1日向国民政府发出《绝不妨碍统一电》,易帜之举从形式上完成了中国的统一。不久,张学良即被国民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陆海空军 副司令,这时候他才28岁。

少帅希望能通过这场战争把掌握在苏联人手中的铁路权、电话权和电报权统统收回中国。此时离列宁在俄国十月革命刚胜利时向全世界宣布的“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的土地全部归还给中国”,已经过去了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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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苏维埃执政后,提出将放弃沙皇政府强加于中国的一切条约,放弃势力范围,租界、租借地割地。其中就包括《瑷珲条约》和《中俄北京条约》这两个违反 国际法、没有生效的条约,因此俄罗斯应当无条件归还其继续非法占领的中国领土,黑瞎子岛和银龙岛在内的90多个大小岛屿就在其中。

但是 直到1929年,已经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这块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明确了属于中国的领土上,仍在继承老沙皇俄国的衣钵,行使着对东清铁路、 电话电报、矿产森林等的各项权利。并没有像苏维埃政府宣布的那样,把中国的领土还给中国。“东清铁路、电报电话权都是当年不平等条约的产物,理应归还中 国。沙俄和苏联对东北的特权都是非法的,苏联对于中国领土的承诺并没有兑现,斯大林他们继续着老沙俄的特权。”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天石介绍南 京国民政府“革命外交”时期的这一国际背景。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在南京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 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 海贸易权等。

拥护统一的张少帅,当然要向苏联方向讨还山河。“我认为张学良站在爱国立场上的这一要求,没有什么不对的”,杨天石说,“只是他太自不量力,一场惨败,导致了《伯力协定》这样的后果”。

“我跟俄国人打仗,是很自不量力呀”,1990年春天张学良向唐德刚作口述时,也是这么给自己下的定论,年轻气盛的张学良当时“很想施展一下子”。

于是张学良从7月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中苏边境吉林段开始集结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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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开始打赢了,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开战的1929年7月至11月,东北军由于准备充分,取得了不少胜利,但却都不可能是根本性的,而苏联也明白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争。于是,正如张学良所说“换来了加伦”。

加伦来了以后,“打得那个惨呐,有一个旅整个全灭了,是一个姓韩的当旅长,整个全灭呀,团长自杀的自杀,阵亡的阵亡,全军覆灭,都没有了。”

加伦号称“远东军魂”,他曾与中国有些渊源,前几年北伐时蒋介石的俄国军事顾问就是他。尽管东北军的军备在中国数一数二,但怎能与苏军装备相比,苏联军舰发出40发炮弹,由商船改装而来的东北海军才发射一枚炮弹,战争就是从这时开始发生历史性变化的。

张学良回忆中所说的韩旅长叫韩光第,他的第17旅全军覆没;另位旅长梁忠甲的15旅,在满洲里全部被俘,而苏方的崔可夫将军一直把梁忠甲当成了张学良, 并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俘虏了张学良;海拉尔失陷后,哈尔滨、黑瞎子岛也随之被俄国人占领。当时国内所有的能力只是声援,正忙于对付新军阀的蒋介石对张学良毫 无助力。到了11月下旬,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已被苏军攻陷。

珍宝岛冲突后,苏联为何放弃核打击中国?

2016-06-28 23:05:05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1969年3月2日上午8时40分,中苏两国间积蓄已久的怨气终于在边境小岛找到出口,珍宝岛战役打响;接着,在3月15日、17日中苏先后在珍宝岛共发生了3次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冲突交战呈胶着状,炮弹与雪花齐飞舞,地雷与手榴弹交错炸响。由于中方预先有准备,苏方被毁坦克、装甲车17 辆,苏军死58人,伤94人。显然,苏军损失惨重,吃了大亏。

珍宝岛事件发生之后,两国4200多公里的漫长边境火药味浓郁,两国关系空前紧张,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急着要与中国最高领导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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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金打来热线电话被拒

当时字面上中苏是同盟国,中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热线电话依然还在,但久未使用。3月21日下午,柯西金给北京打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紧急通话。中南海女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立场坚定地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那位女话务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泽东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不久,柯西金又打来电话,要求与周恩来总理通话。这次女话务员没有掐断电话,根据事先指示,将电话接到了外交部东欧司。东欧司的负责同志接了电话,尽管说话火药味很浓,但算是有了一个正式答复:你们苏联共产党已经变成了修正主义,中苏两党已经断绝了关系,但是你要和周总理谈,我将报告总理和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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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苏联就只能由外交一般渠道与中方接触。1969年3月21日晚24时,苏联驻华临时代办紧急拜会外交部东欧司负责人,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受苏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几小时之前电话与毛泽东主席联系,但中方接电话的工作人员拒绝为他联系,苏方希望尽快与中方领导人取得联系。

尼克松在同他的高级官员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到时,核污染会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危。最可怕的是,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的面前。“我们能够毁灭世界,可是他们却敢于毁灭世界”。

经过磋商,美国认为:一是只要美国反对,苏联就不敢轻易动用核武器;二是应设法将苏联意图尽早通知中国,但做到这一点很难,美中30年来积怨甚深,直接告诉中国,他们非但不会相信,反而会以为我们在玩弄什么花招。最后决定“让一家不太显眼的报纸把这个消息捅出去,美国无秘密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勃列日涅夫看到了也无法怪罪我们”。

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假如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反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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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根据朱元璋当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箴言,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备战方针,全国很快进入了“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动员全国城市军民齐上阵,集中力量修防空洞,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防止苏联核袭击和入侵成了当务之急。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三线,实行“山、散、洞”配置。

但同时,中国作为有核国家,苏联也害怕核反击或中国的先发制人。

1969年9月3日,越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胡志明逝世,中共中央当即决定派周恩来赴越吊唁。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届时可与周总理会见。9月4日,以周恩来、叶剑英为正、副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前往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9月6日至10日,柯西金在越南参加了胡志明的葬礼。原来柯西金希望在那里会见周恩来,但是周恩来来去匆匆,有意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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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旋即转告中国驻越大使馆人员,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不知哪儿出了岔子,柯西金没有等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党政代表团到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中国代表团有一条指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胡志明追悼会上,彼此擦肩而过,连句问候的话都没有,而在其他一些照面的场合,李先念看见柯西金也不说话。苏联方面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柯西金临走时通过越南方面再次把这个信息传达给李先念,李先念立即向国内报告了这件事。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同意会谈。李先念告诉越南的同志,周恩来总理同意在北京机场与柯西金见面。

9月11日晨,苏联驻中国临时代办叶利札韦京被紧急召到中国外交部,通知他中国同意在北京举行中苏两国总理会谈。这时柯西金的飞机已经从印度新德里飞到了苏联境内的塔什干了,苏联代表团一行人正在那儿休整。

北京机场会谈苏联代表团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并没有专门到中国去的计划,从河内回莫斯科的路上,因为飞行上的需要,中途要在塔什干作短暂停留。因为是去河内参加胡志明的葬礼,又加上与中国代表团的少数几次照面如同路人,苏联代表团成员们心情并不好。他们想放松放松,喝点儿啤酒之类的。正当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来,把酒瓶子打开后,突然,柯西金几乎是冲了进来,向大家宣布:大家马上集合,到飞机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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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时以后,苏联代表团已经起飞了。在飞机上,大家见飞机往东飞,都很奇怪,这是往哪儿飞呀?说是到伊尔库茨克。原来计划是回莫斯科,怎么又要飞到伊尔库茨克去了?柯西金这时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贾丕才叫过去,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

贾丕才向代表团宣布,飞机正在向中国飞行。这次去河内,勃列日涅夫要他无论如何与周恩来会谈一下,表明苏联方面希望中苏关系和缓的意见,利用飞回来时机在北京停留。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折至北京。柯西金叫随行人员准备一下材料,主要是针对边界问题。

9月11日上午,柯西金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周恩来、李先念等在机场迎接。

一见面,周恩来同柯西金还是紧紧握手,以同志相称。柯西金声明,苏联领导人绝不愿意为领土问题打仗。周恩来总理也立即向柯西金说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周恩来严肃地指出,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

接着,双方在飞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举行了会见,两国总理在那里进行了为时3小时又40分的坦率和求实的会谈。会谈、吃饭和休息都在机场。显然,周恩来对谈判有着全面充分的准备。

周恩来说: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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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金说:你们说我们要打仗,我们现在国内的事情还搞不过来,为什么要打仗?我们领土广大,足够我们开发。

周恩来说,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要解决边界问题,谈判总要用些时间,在未解决前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周恩来提出了3条建议: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但在什么是“争议地区”上发生了争执,最后柯西金总结说:“争议地区,就是你们说是你们的,我们说是我们的地区。”中苏双方遂将此问题搁置。

周恩来说,边界发生冲突,责任不在我们,我们对此十分清楚。解决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停止边界武装冲突,必须使双方的武装力量撤出有争议的地区。我们两国之间存在政治紧张局势,美国开动了自己的全部宣传机器,妄图使我们两国兵戎相见。苏联在远东和哈萨克集结了部队,你们飞机经常在那里飞行,而我们却没有部署飞机。我们没有主动在边界制造冲突,以后也绝不会这样做。我们试制核武器,只是为了打破对它的垄断。在此我们声明,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周恩来说:“你们调了那么多军队到远东,到底是谁想打仗?我们核武器的水平你们清楚。你们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我们的核基地。”说到这里,周恩来的语调严峻了,“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们就宣布,这是战争,这是侵略,我们坚决抵抗,抵抗到底!”

接着,周恩来缓和了语气,问柯西金:“你说呢?柯西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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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磋商,除了周恩来所说双方武装力量从争议地区撤走之外,柯西金还补充了一条:双方如有争议,由双方边防部门协商解决。

中苏总理机场会谈,以4条临时措施使一触即发的紧张局势缓和了下来。这4条临时措施是: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 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那个困难年代中苏两国总理的谅解。

周恩来还告诉柯西金,准备恢复中美大使级谈判。柯西金听到这里,感觉大事不妙,中美联手将会置苏联于十分难堪的境地。

机场会谈,双方就重派大使、恢复两国间政务电话、扩大贸易和改善两国通车通航等问题达成了协议。最重要的成果是双方决定10月份开始进行边界谈判。这次会见因为是苏联方面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苏联人的性格是比较随意的,谈完以后,柯西金就指着苏联代表团随行人员,包括贾丕才等人,打哈哈似的对周恩来说:是他们把事情搞坏了。像咱们这样高级别的领导人,所有的问题可以在5分钟之内得到解决。让我们把所有的分歧都装进麻袋里扔进黑龙江去怎么样?周恩来装做没有听见,没有回应。

“柯西金鸭”周恩来为柯西金准备好了一顿国宴便餐--名厨徐筱波的北京烤鸭,吃得柯西金连连称赞,以致飞机已经发动了又停下来。后来柯西金座机被人戏称“柯西金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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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西金即将飞来时,中国首长灶4位掌厨师傅就接到通知,要求准备一席国宴规格便宴送机场烹制。总理指示: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敏感,宴席规格要高,要超过以往。

苏联客人口味,徐师傅再熟悉不过,他想起曾做过一道菜颇受苏联客人称赞,那是他根据京苏大菜系列其中一种创新而成,主料是全聚德烤鸭,经去骨细切,加工成鸭肉片,伴以甜面酱、芹菜、芦笋、洋葱爆炒,这道菜汇集全聚德烤鸭和南京盐水鸭优点,色香味俱佳,只是不知取什么名。

机场会客厅里周总理与柯西金已微露醉意,徐师傅大轴菜上桌。全聚德烤鸭素来蜚声四海,徐师傅一番烹制,更显巧夺天工之妙,只见厚薄均匀的烤鸭配以芹菜摆成的花朵,犹如一只全鸭悠游于花丛中,及至鸭片入嘴,又酥又脆,浓香四溢,柯西金连连翘指称赞。

柯西金的图-104客机已轰鸣发动,做升空准备。可不多会儿,轰鸣声又停下来。工作人员跑来对徐师傅说:“赶快备料,再为客人做一份最后那道菜,烤鸭马上就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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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柯西金吃罢鸭片,嘴里还说个没完:“很好吃!很好吃!”周总理听出话里意思,便问:“还想要吧?”“非常好,还想要。”柯西金毫不客气。于是周总理立刻让人通知厨师,同时传令已经发动的飞机赶紧停下来。

图-104客机耗油惊人,每发动一次就要用掉一吨航空油。可此时柯西金一心只想把那鸭子带走,“柯西金鸭”便由此得名。

核大战之弦再次绷紧9月11日,新华社作了低调报道:“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今天在首都机场会见了从河内参加胡志明主席葬礼回国途经北京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双方进行了坦率的谈话。”

中苏一接近,美国就沉不住气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向所属有关情报部门发出指令,限期搜集柯西金在中国停留的详细情况。

苏联内部有一部分人对华态度强硬,何况在珍宝岛吃了败仗,许多人反对柯西金缓和对华政策的意见,要求继续对中国保持高压政策。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成员向一位美国代表扬言,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对外放风,说什么苏联“战略火箭部队”已经做好准备,“随时准备立即出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

9月16日,伦敦《星期六邮报》登载了苏联自由撰稿记者、实为克格勃新闻代言人的维克多·路易斯的文章,称“苏联可能会对中国新疆罗布泊基地进行空中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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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阴云又一次笼罩中华大地。

美国明白,维克多的文章是对美国的一个试探,更是对中国的警示。

9月23日和29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前夕,中国先后进行了当量为2万--2.5万吨的地下原子弹裂变爆炸和轰炸机空投的当量约300万吨的氢弹热核爆炸。美国地震监测站、苏联地震监测中心,以及两国的卫星几乎同时收到了能量巨大的爆炸信号,尤其是苏联,十分清楚中国核爆炸的含意。美联社播发的一篇评论颇具代表性:“中国最近进行的两次核试验,不是为了获取某项成果,而是临战前的一种检测手段。”

宋辽战争的残酷程度 远远超出前代汉唐

2016-06-28 23:05:03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宋辽战争的残酷程度与烈度,远远超出前代汉唐。二十五年的浴血搏杀,双方仅有统计实证的斩首数量,就高达十万以上。如此触目惊心的伤亡,倘放在匈奴突厥身上,恐怕早早血已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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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要评选整个宋辽战争中,伤亡最为惨烈,斩首数量最多的一次战役。答案却出乎意料,既不是评书演义里总被津津乐道的陈家谷与高粱河,更非后来奠定百年和局的澶洲大战。

而是一场现代历史爱好者相当陌生的战争:咸平四年威虏军大战。这场战争爆发的年月,大宋帝国的掌舵人,已换成三十六岁的宋真宗赵恒。昔日追杀得他爹坐驴车逃命的辽国战神耶律休哥,也已作古六年。耶律休哥终生挂怀的大宋名将李继隆,也正安居在家欢度晚年。可俩大帝国连绵的战火,中间短暂消停了几年,而后又骤然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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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咸平四年的九月,辽军再度下了血本,趁着宋军威虏军堡垒空虚的机会,集结八万大军南下,非啃掉这个硬骨头不可。这次辽军由辽圣宗亲弟耶律隆庆领军,谁知出门没看天气,路上就给暴雨淋得透心凉。最严重的是,辽军骑兵的强弓,竟全给淋的不能用,要想打败宋军,只能靠肉搏战了。

但在这事上,耶律隆庆相当自信,他带来的这八万辽军,集结了辽国所有精华,甚至连当年耶律休哥都没能捞到指挥的绝对王牌:铁林军。所以哪怕没有弓,仅靠肉搏战,也完全能杀倒一片。于是辽军按照原计划,高速冒雨突进。但耶律隆庆想不到,宋朝已做好了最充分应对:经过自宋太宗起的苦心经营,大宋已打造了一批新生代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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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短暂纠结后,在主持山南战事的枢密使王显的力请下,宋真宗终于下了决心:打。而且自我感觉良好的耶律隆庆,对自己的能耐,也实在欠缺掂量,也许在辽国皇族里,他算是个杰出青年,但此时他所要面对的,也许是整个北宋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骑兵会战。这就好比让一个温室里的二世祖,突然去承担一项重大开发项目。再强的企业,也不敢开这玩笑。

就这遇雨后的表现说,耶律隆庆比当年的耶律休哥,真是差了太多。耶律休哥不是没有过兵行险招,但最凶险的抉择,也都要谋而后动。绝不会弓拉不开的时候,就冒冒失失的往里冲。更严重的是,辽国严重低估了大宋的战争动员能力,宋朝虽然缺马,但从不缺钱,特别是这时候外贸改革搞的好,海外贸易销路大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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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储备充足,良马也买的多。这时宋军可以第一时间调动的力量,更多达数万骑兵。而比起毛头小子耶律隆庆来,宋军主持战事的王显,虽然名气不大,又是个文官。却也久经考验,曾在边境工作多年,虽然毛病不少,但军事经验十分丰富。他认定能打,自然十分靠谱。

当辽军在凄风苦雨中行进的时候,大宋的骑兵精锐,也在高速集结:李继宣,魏能,田敏,秦翰,杨延昭,杨嗣,这些新生代将领,纷纷汇聚威虏军。说到这几个人物,就知道宋军真下了血本,特别是这位田敏,带来的是宋军北方顶级王牌静塞军,也就是那支唐河边以少敌多,暴打耶律休哥的英雄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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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万大宋骑兵精锐更严阵以待。同样阴雨连绵,同样角弓泡水,但依托坚固城防,这些小伙子们相信,血肉相博,宋军不惧。这场战斗的方式,也就变得公平,就像俩个男人之间的决斗,不拼高科技,不耍阴谋诡计打黑枪。比的就是拳拳到肉,看谁更凶更狠更是条硬汉。

这是一场宋辽骑兵间,荟萃了王牌精锐的全明星对决。更是决定俩大帝国战事走向的提前决战。更重要的是,这次要以威虏军城墙为依托,好好给辽国精锐打个埋伏:正面左中右都摆好骑兵大阵,还有最强悍的李继宣做预备队。评书里十分牛气的杨延昭,则担任奇袭任务,率三千精锐绕道羊山布防。还没有开打,宋军就坚定相信,辽军此战必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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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些将领们都十分兴奋:自从宋太宗北伐幽州以来,从来都是辽国骑兵冲锋,宋朝步兵防守,十万人的大军,经常只能抽出几千骑兵。打仗不够用,追击不用使,大多只能干点侦查的活。一下凑集三万骑兵,这样的土豪仗,不是哪个宋朝将军都能碰上。仅此一条,怎不让这群年轻人心驰神往。

于是心驰神往的他们,在寒冷的雨水中,全身的血液,都早已兴奋的燃烧。为了这场胜利,他们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宋将张斌以且战且退的阻击,成功把骄横的耶律隆庆吸引到威虏军城下,一张精心设计的铁网已经张开:依托城墙的宋军摆开大阵,先断了辽军侧翼包抄的念想,然后八万辽军咬紧牙关,以重兵发起了暴烈冲击,却遭到宋军正面大阵的拼死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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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令耶律隆庆惊讶的是,明明该防守的宋军,竟然打起了对冲,田敏领来的,正是宋军最精锐的静塞军,人少却兵猛,生生扛住辽军凶猛第一锤。而最令辽军崩溃的,却是扛住辽军三把斧后,宋将魏能一个反扑,竟击杀了辽军王牌铁林军的统帅铁林相公。这就好比足球场上的快速反击绝杀一样。

八万辽军顿时脑袋空白,而宋军的骑兵反击,则趁势全面铺开。受命绕路辽军后方的杨延昭部,更是逮个正着,三千人死死咬住六千辽军,终于等来了大部队。宋军似打了鸡血般追杀,大将李继宣战马倒毙了三匹,仍然嗷嗷追个不停。号称王牌的铁林军,更是在这场追杀中一战尽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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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战场的情景,以各级官员的奏报,从威虏军一路向北,全是辽兵的尸体,好些都跌落山崖,首级都没法割来统计。而枢密使王显却十分痛心,如果不是自己估算失误,还能有俩路骑兵按时赶来,若是那样,八万辽军更难跑掉。而这一战后发生的事,更深深刺激了辽国的自尊:宋军斩首两万级,阵斩辽国军官十五名。

尤其令萧太后愤怒的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宋军把辽军人头在边境筑成京观,向俩国人民庄严宣告:我们的统计是科学的,不信你们来数……辽国的反应,更是悲伤无比。跑回来的耶律隆庆,差点被暴怒的萧太后拖出去砍了,还是兄长辽圣宗苦苦哀求,才给宽大处理。好些失去亲人的皇族家庭,更是户户垂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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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战大宋二十年,战争伤亡的残酷,辽国高层第一次深感锥心之痛。如果说这场战役之前,辽国萧太后母子,还怀着拔掉威虏军堡垒,从此南下大宋一马平川的念想,那么经此一败后。

这狂妄念头,算是彻底熄火。这场惨烈大战后,辽国对大宋的战争方式,就开始悄然变化,不再是头破血流的攻城略地,相反改成骑兵快速袭扰,边境上咬一口就跑,绝不再做缠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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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以后,准备充足的萧太后母子,发动了一场先期动用军队二十二万,总兵力高达五十万的疯狂南侵,表面目的叫嚣收复关南十七县,却是边打边派使者谈判,直到打到澶州,被宋朝揍了个狠的,才爽快签了和平协议。换句话说,自威虏军惨烈一败后,辽国的对宋政策,就已开始悄然变了。宋辽的百年和平,正是这些忠勇的将士,浴血打出来的。

斯大林对蒋经国坦白:我们为何割走外蒙古

2016-06-28 23:05:00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雅尔塔会议三巨头本文系蒋经国对1945年夏随宋子文赴苏联谈判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回忆。

1945年2月,美国因为要苏联参战,提早结束对日战争,罗斯福总统与斯大林订了《雅尔塔协定》。我们当时为着要打退压境的强敌——日本,只好委曲求全,根据《雅尔塔协定》,和苏联政府谈判,签订了中苏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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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美国还没有把《雅尔塔协定》公布以前,我们政府已经派员到莫斯科去进行中苏谈判,我也参加。这次的交涉,是由当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先生领导的。

我们到了莫斯科,第一次和斯大林见面。起初他的态度非常客气,但是到了正式谈判开始的时候,他狰狞的面目就显露出来了。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斯大林拿一 张纸向宋院长面前一掷,态度傲慢,举止下流,随后说:“你看过这个东西没有?”宋院长一看,知道是《雅尔塔协定》,回答说:“我只知道大概的内容。”斯大 林又强调说:“你谈问题,是可以的,但只能拿这个东西做根据,这是罗斯福签过字的。”我们既然来到莫斯科,就只好忍耐着和他们谈判了。谈判中间,有两点双 方争执非常剧烈:第一、根据《雅尔塔协定》有所谓“租借”两个字眼。父亲给我们指示:“不能用这两个字。这两个字是帝国主义侵略他人的一贯用 语。”第二、我们认为,所有问题都可以逐步讨论,但是必须顾及到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后来,斯大林同意不用“租借”两字,对于中东铁路、旅顺、大连 这些问题,也肯让步;但关于外蒙古的独立问题──实际就是苏联吞并外蒙古的问题,他坚持决不退让。这就是谈判中的症结所在。谈判既没有结果,而当时我们内 外的环境又非常险恶。这时,父亲打电报给我们,不要我们正式同斯大林谈判,要我以私人资格去看斯大林,转告他为什么我们不能让外蒙古独立的道理。

当见到斯大林时,他问我:“你们对外蒙古为什么坚持不让它‘独立’?”我说:“你应当谅解,我们中国几年抗战,就是为了要把失土收复回来。今天日本还没 赶走,东北、台湾还没有收回,一切失地,都在敌人手中,反而把这样大的一块土地割让出去,岂不失却了抗战的本意?我们的国民一定不会原谅我们,会说我们 ‘出卖了国土’。在这样情形之下,国民一定会起来反对政府,那我们就无法坚持抗战,所以,我们不能同意外蒙古归并给俄国。”我说完了之后,斯大林就接着 说:“你这段话很有道理,我不是不知道。不过,你要晓得,今天并不是我要你来帮忙,而是你要我来帮忙。倘使你本国有力量,自己可以打日本,我自然不会提出 要求。今天,你没有这个力量,还要讲这些话,就等于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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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当时态度非常倨傲,我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他说:“你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外蒙古‘独立’?外蒙古地方虽大,但人口很少,交通不便,也没有什么出产。”他干脆 地说:“老实告诉你,我之所以要外蒙古,完全是站在军事的战略观点而要这块地方的。”他并把地图拿出来,指着说:“倘使有一个军事力量,从外蒙古向苏联进 攻,西伯利亚铁路一被切断,俄国就完了。”我又对他说:“现在你用不着再在军事上有所忧虑,你如果参加对日作战,日本打败之后,他不会再起来,他再也不会 有力量占领外蒙古,作为侵略苏联的根据地。你所顾虑从外蒙古进攻苏联的,日本以外,只有一个中国,但中国和你订立‘友好条约’,你说25年,我们再加5 年,则30年内,中国也不会打你们。即使中国要想攻击你们,也还没有这个力量,你是很明白的。”

斯大林立刻批评我的话说:“你这话说得不对。第一,你说日本打败后,就不会再来占领外蒙古打俄国,一时可能如此,但非永久如此。如果日本打败了,日本这个 民族还是要起来的。”我就追问他说:“为什么呢?”他答道:“天下什么力量都可以消灭,唯有‘民族’的力量是不会消灭的,尤其是像日本这个民族,更不会消 灭。”我又问他:“德国投降了,你占领了一部分,是不是德国还会起来?”他说:“当然也要起来的。”我又接着说:“日本即使会起来,也不会这样快,这几年 的时间你可以不必防备日本。”他说:“快也好,慢也好,终究还是会起来的,倘使将日本交由美国人管理,5年以后就会起来。”我说:“给美国人管,5年就会 起来,倘使给你来管,又怎样的呢?”他说:“我来管,最多也不过多管5年。”后来他不耐烦了,直接地表示:“非要把外蒙古拿过来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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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一直继续下去,斯大林又很正经地向我说:“我不把你当做一个外交人员来谈话,我可以告诉你:条约是靠不住的。再则,你还有一个错误,你说,中国没有 力量侵略俄国,今天可以讲这话,但是只要你们中国能够统一,比任何国家的进步都要快。”这的确是斯大林的“肺腑之言”,他所以要侵略我们,还是害怕我们强 大起来,因此,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千方百计来压迫、分化和离间我们。

接下去,他又说:“你说,日本和中国都没有力量占领外蒙古来打俄国,但是,不能说就没有‘第三个力量’出来这样做。”

这个力量是谁?他先故意不说。我就反问他:“是不是美国?”他回答说:“当然!”我心里暗想,美国人订下了《雅尔塔协定》,给他这许多便宜和好处,而在斯大林眼中,还忘不了美国是他的敌人!

最后,经过许多次的谈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终于签订了。不过,父亲当时对于签订这个条约,有个原则上的指示:“外蒙古允许‘独立’,但一定要注明,必要经过公民投票,并且要根据三民主义的原则来投票。”这原则,斯大林总算是同意了。

我还记得,在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时,苏方代表又节外生枝。他的外交部远东司的主管同我商量,要求在条约上附一张地图,并在旅顺港沿海一带区域,画 了一条黑线,大概离港口有20海里的距离,在这线内,要归旅顺港管辖。照国际法的观点,公海范围是有一定的规定,就是离开陆地有一定的距离,俄方此一要 求,显然是不合理的。为了这一问题,争执了半天,从下午四点半到晚上两点钟,还没有解决。我很不耐烦地说:“你要画线,你画你的,我是不能画的。”他说: “不画这个线,条约就订不成!”我说:“订不成,我不能负责,因为我没有这个权力。”他说:“我是有根据的。”我说:“你有什么根据?”他拿出一张地图, 就是沙皇时代俄国租借旅顺的旧图,在这张地图的上面是画了一条黑线的,并且指着说:“根据这张图,所以我要画这一条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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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非常滑稽,因此讥讽他们说:“这是你们沙皇时代的东西,你们不是早已宣布,把沙皇时代所有一切条约都废止了吗?一切权利都全部放弃了吗?你现在还 要拿出这个古董来,不是等于还承认为你们所打倒的沙皇政府吗?”他有点着急说:“你不能侮辱我们的苏联政府!”我说:“你为什么要根据这个东西来谈判呢? 不是等于告诉全世界说:你们还是同沙皇政府一样吗?”他说:“你不要吵闹,你的火气太大。”我说:“你要订约可以,但无论如何这一条线是不能画下的!”

经过一番力争之后,这一张地图,虽附上去了,可是那一条线始终没有画出。由这件事看来,我们完全了解,斯大林原来就是沙皇的再世。

错失最后一次机会:中国还有机会收回外蒙古吗?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 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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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

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

台湾“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全图》,因为蒙古国还在版图之中,中国的轮廓是“秋海棠”而非“雄 鸡”;此外,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 员会”,竟一直延续至今。

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在台湾被争议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

台湾民间“深蓝”人士的“大中华情结”就更为浓重,撰文渴望蒙古回归者大有人在,大陆逐渐发酵的“外蒙古回归”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响的结果。

台湾在蒙古国问题上的尴尬,源于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拒不承认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指控蒙古独立乃是1949年“共匪卖国”的结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则严密考证,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是真正“割让蒙古”的罪魁祸首。

两个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间言及蒙古国独立,便搅起“到底是国民党之责还是中共之责”的无休争议。那么,蒙古独立到底有怎样的复杂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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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承认蒙古独立的是非

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的分离独立,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约 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 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

此时,国共双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敌对之势已成。对于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对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且在国民党对条约“执 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还大加挞伐。盖两党都有苦衷,中共的处境还更为尴尬—当时,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一方面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 挠回收,同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很多承诺都没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 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冲砸。

关于外蒙独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的郭沫若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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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 所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

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

从统治者角度,开疆拓土是伟业,护国守土是功绩,这个常识中外古今执政者都明白,国共两党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举,只是都对苏联莫可奈何。

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则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业成功绝对离不开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面对被自己尊称为党和人民的“导师”、“慈父”、“大元帅”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问题上做此表态实非得已。

虽然国民党定义自身是民族主义政党,中共定义自己是国际主义政党,并完全支持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但随着中共向执政党地位的靠近,也越来越顾及到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1949年初,毛泽东试探性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然后加入中国的问题,对方答道: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 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谁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 次强调了这一原则。

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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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且与北京建交,属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1952年,国际冷战格局定型,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国民党政府遂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

尽管对于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国共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有差异,但事实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后;首个中苏条约,国民党被迫签署,中共无奈赞同,各有各的苦衷。

战后承认蒙古独立,当时中国无论任何人任何集团执政,均无力挽回,除非斯大林放弃。所谓“正式承认”,对斯大林来说,最重要的只是在国际上履行一个“手续”。

当时对国民党政府来说,斯大林最致命的撒手锏,是其以中国东北和新疆的主权以及中国内部政治问题为要挟。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已经危机重重,对内则面临经济 崩溃、随时有内战爆发的可能,对外则无法想象中国以一农业国的实力如何与世界第二强的苏联抗衡。更致命的是,唯一可以制约苏联的美国,早在此前即在《雅尔 塔密约》中,就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1945年2月在乌克兰雅尔塔召开的美苏英三巨头会议,划分了三国的势力格局,决定了战后无数国家的命运。因协定内容未知会其他当事国,又称《雅尔塔密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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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上,英美为减轻损失,使苏联及早对日宣战,牺牲了中国利益。斯大林最早的提议是由满洲至旅顺大连港之间画一条走廊割让给苏联,与苏联海滨省和西伯利 亚相连。在罗斯福的反对下,这一要求被改为外蒙“维持现状”,苏联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由苏联优先使用,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并 规定,这些内容要获得蒋的“同意”,由罗斯福向蒋转达。

斯大林的地缘战略,是使苏联周边不能出现“敌对国家”,也就是说苏联需要一个漫 长的战略缓冲带。而在其缓冲带内的地区,办法有二,一是将其并入苏联,二是使其成为“卫星国”,以保障苏联“安全”。在不确定中国未来走向的情况下,斯大 林就是依此原则,强迫外蒙独立,同时在新疆策划“东突”闹事、索要东北权益。

蒋介石在听说雅尔塔会议后,已预估苏联会提出侵犯中国主权的诉求。通过美驻华大使赫尔利,蒋介石获悉了部分内容。

蒋初闻这些内容时愤怒不已,但还抱一线希望,由于不知美国真实态度,以为还可与美国结成盟友来牵制苏联。然而,罗斯福已与斯大林达成协议并签字。罗斯福本来良心亏欠,欲正式告知蒋,却于4月12日病逝。

继任的杜鲁门是《雅尔塔协议》的忠实执行者,对蒋也从无好感,蒋介石联美制苏的想法根本无从谈起。蒋告诉美方,苏联进入远东及中国,将损及美国利益,但杜鲁门认为,只要督促苏联及各国落实《雅尔塔协议》,战后即可相安无事。

中国方面只得在6月启动独自对苏谈判,蒋介石令宋子文为代表团长,蒋经国为首席翻译奔赴莫斯科。此后的“虎羊谈判”中,美国一直恪守中立,除了催促中国 签字之外,不愿卷入其中。斯大林则狮子大开口,要求远远超出《雅尔塔协议》内容。比如协议同意“外蒙保持现状”,中国保有法理上的宗主权,斯大林则直接提 出外蒙必须“独立”;协议规定苏联只获得旅顺军港租借权,斯大林要求市政管理权一并吞下,还要求旅顺以南100公里内的岛屿中国不得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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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8年抗战,就为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国土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

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虽做出部分让 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的外蒙权益,以换取现在尚可挽回之利,乃两害相权取其轻。

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斯大林则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为苏联早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商谈疆界。

谈判最后阶段的8月9日,苏军已挥师进入中国东北,宋子文、蒋经国等大多数代表认为,如纠缠疆界问题再不赶紧签约,苏军控制东北后,斯大林胃口只会更 大,认为不必理会蒋介石的命令。外交部长王世杰虽不赞同,但无法说动大家,最后只得与宋子文拟电向蒋要求“授予宜机行事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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