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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16个兵团司令唯一没授军衔的竟是他_中国

反击战:越女兵的尸体为何成了制胜的法宝?

2016-06-28 23:05:12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一、整整一天,再没有大的战斗,飘渺游离的雾散去又起,一些残树枯枝在风里轻轻抖动,偶尔一声冷枪把一只鸟惊得扑的一声飞起。

我的怀里抱着的是一支射程一千五百米的狙击步枪,通过瞄准镜我可以看到距离射击口七百米处横七竖八的躺着七具几乎一丝不挂的尸体,只有一具除外,因为她是女人。前方七百米处,有一条小道转弯,地域开阔、视线良好,是狙击的最好场地。一汪清澈的泉水就是横尸遍地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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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年老山前线战区,穿衣服的只有两种人:一是营级以上军官,二是女人。

我们部队里没有一线女兵,瞄准镜里第一次见到了越南女人,她戴着斗笠,背着中国援助的苏式AK冲锋枪,拿着水壶,猫腰前进。也许那女人只是个卫生员,她冒死来汲水只不过是给濒临死亡的战士清洗伤口。

在老山前线,我们有两不打,女人不打,老百姓不打。犹豫的时候,越南女兵又往前行了几十米,眼看就要进入射击死角。

"女人也是敌人!"这是一个炮兵首长说的话。我咬咬牙,扣动了扳机,狙击步枪发射时特有的闷响划破了山谷短暂的宁静,在瞄准镜里我看到那个越南女人眉心中弹,子弹从她的后脑破壳而出,血浆、碎骨飞溅。

她的头向后仰了一下,然后失去支撑的垂落在脖子上,接下来才是身体和腿象抽空了一般的失去力量,软塌下来。

这一切,只发生在零点几秒的瞬间。我不想要她的命,我不把杀女人当成可以炫耀的事情。可我需要她的尸体,准确的说,我是需要她的尸体摆在我的射击范围内。

二、我的身后也有尸体,那些残缺不全、狰狞可怖肉身分别属于班长杨明和战友李真卫、黄堰南。昨天,我们还在一起甩那付已经两寸厚的扑克牌,抽连长特意捎来的红塔山香烟。今天早上,越南人又进攻了,经过大约半小时的战斗,他们和平常一样拖着十多具尸体退无功而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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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人的炮火准备炸断了我们的电话线,奉班长的命令,我光着身体钻出十八号猫儿洞前去查线。

我们驻守的那个小山头,总共有一百多个象我们那样的猫耳洞,中越阵地犬牙交错,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洞穴是我们控制的,漫山遍野的地雷,你埋我也埋,最后谁也不敢保证这里有地雷或者没有地雷。

在裸露的山体上出现的任何活物,你无法计算有多少个枪口在默默的注视着你,在你无法预计的时候,一颗微不足道的子弹会夺去你所有的一切。

从"四二八"奉命收复老山算起,我在十八号位驻守已经超过三个月了。对我来说,死早已经不是可怕的事情。

我的裆部和所有人一样被热带雨林的湿热折磨得不堪入目一团模糊,穿裤衩是折磨而又容易成为狙击手目标的事情。每天仰望着阴森的洞口,感觉它象在不断的发出嘲笑。

不知道越南人会在什么时候扔下来冒着死亡之烟的手榴弹或者爆破筒,我们要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最快的反应是拣起来扔出去还是找最有可能的位置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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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是在这样的状态中活着,以至于一直到今天,我也是睁着眼睛睡觉的。妻子说我睡觉时候的样子好吓人。

对于一个已经不怕死却又还不怎么想死的人来说,外出执行任务是最开心的事情,至少可以看见太阳,至少可以呼吸一下新鲜的空气。

我象蛇一样的滑行,尖锐的石头和草屑很快把我刚刚结疤的档部划开,血留了一地。我不介意那种疼痛,至少它让我感觉没有那么痒。

忽然有机枪点射打在我的左前方,泥土溅到我的嘴里,我恨恨的骂了一句,继续往前爬行。经验告诉我:只要不是平射炮直瞄射击,我光荣的可能性不大。越南人的炮弹不多,不超过五个人的时候,他们一般不那样做。

接好了电话线我没有立即回洞。

就在我享受战地阳光、享受带有硝烟的空气的时候,越南人摸到了我们的洞口,扔下了足以致命的炸药。转眼间,山谷里枪声四起,我一口气射完了枪膛里所有的子弹,其他兄弟洞口的火力也雨点一样的砸过来,战斗由一点激发,连锁的蔓延到整个战区。

偷袭的三个越南人一个被我击毙,被一个同伴拉着撤退,另一个则担任火力掩护。越南人和我们一样,哪怕是再搭上几条人命也不会丢下战友的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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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同伴尸体的越南人最后慌不择路,跑进了雷区,连同他拉着的尸体被激发雷炸上了半空,弹片将他们大块的切裂,然后落下,再激发其他的地雷,最后变成了碎片。担任掩护的那个边打边撤,居然连滚带爬的逃了回去。

洞子里,战友李真卫、黄堰南,早已经四分五裂,头和腿和躯干已经分离。班长还活着,血肉一团的在抖动,我赶忙靠近他。班长杨明的头已经分不清楚五官,不停的冒着血,他的身上也被弹珠击出无数的伤口,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捂住哪里。班长在我的怀里陡然动了几下,终于不再动弹,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三、围尸打援真正经历过战火的人都清楚:国家机器把年轻的士兵驱赶上硝烟弥漫、血肉横飞的战场时,总会给他们一个非常充分的理由,或为民族或为了祖国。这同样也不仅仅是我们,敌人也是如此。

当战斗真正打响,当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时候;当最亲密的战友倒在你的怀里永远不再回答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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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与仇恨就是唯一的。于是,残忍、杀戮、同态复仇也就没有人计较。我要为身后那些已经成了一团血肉的战友报仇!我要越南人血债血偿!当时,我的心里就只有这些。

"围尸打援"就是根据敌人不肯放弃同伴的尸体制定的,很长的时间里,在战区、在国内被人津津乐道。当国家或者人处于某种需要的时候,人性的东西就被忽略了,当我利用越南人拼死抢救战场上死难的同伴而进行狙击时,没有丝毫的愧疚。

第一个牺牲者留给我很深的印象,那是个勇敢而卤莽的人,他疯也似的冲过来,把尸体往肩上一扛就走,我看到了他的光屁股蛋儿,也看到了他的头从尸体的腰间露出一角。我没有半分的迟疑。枪响!越南人象木桩一样的倒下。一切归于平静。

越南当局把中国说成是“越南的头号敌人”,“要越南人民抵抗中国侵略者”。并造谣说:“中国抓了俘虏就杀,一个脑袋可奖500元。”“当了中国俘虏就只有死路一条,或被杀掉,或被活埋、剥皮,或被打毒针,打了针以后使人发疯,几天就死掉。”因此,越军被俘后,敌对情绪严重,思想比较顽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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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时,昆明军区在云南盘溪、羊街组建了两个师级俘虏收容所,共接受越俘771人;在广西省军区建立第1、2、3、4、5俘管所,后来广西省军区又组建了6所,接受了湖南省军区、广东省军区的第7、8俘管所。俘管所的主官是主任、政委,下设宣传科、材料科、供管科、卫生所和3个俘虏队,每个所编制官兵119人,共接受越军战俘995人,其中女俘117人,男俘878人,尉级以上军官15人。1979年2月,我军广西、云南边防部队在自卫还击战中共歼敌4万余人,俘敌1766人。1979年6月底,我国将越军战俘全部释放完毕,俘管所全部解散。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结束后,中越边境武装冲突仍然时有发生,我军经常在武装冲突中抓获越军战俘。于是,根据形势需要我军又成立了两个战俘营。1980年7月,广西省军区组建正团级外籍军人收容所,代号54271部队,共收容越军战俘66人,全部是男俘,军官7人,士兵59人。此外,接受安置越军投诚人员48人,其中军官10人,士兵35人,民军3人。1980年8月7日,云南省军区在玉溪组建营级外籍军人收容所,至1989年4月,共接受越军战俘94人。此外,接受安置越军投诚人员24人,职务最高的是越军一名少校、师副参谋长。我军两个外籍军人收容所共接受越俘160人,90年代初全部释放。

我军与越军交战10余年间,共俘获越军战俘1926人,军衔最高的是被我军导弹击落的越军371师921团第3飞行大队大尉飞行员陈尊和少校、师副参谋长。越俘的主要成分是越南人民军、民军、公安兵和其他武装人员。其民族构成主要是京族,其次是居住在中越边境地区的壮、苗、瑶、岱依等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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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军战俘与美军、日军战俘不同,据我军战俘管理人员介绍越军战俘的特点有3个方面:一是越军长期处在战争环境和贫困落后的经济条件下,养成了吃苦耐劳、勇敢善战的习气和顽强的生存能力。越军建军以来,从未间断过战争,因此,战斗骨干多,排以上军官大多打过仗,实战经验丰富;越军士兵多数在入伍前是民兵自卫队员或在读中学时受过初级军事训练,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越南士兵对生活要求不高,特别是来自农村的青年,每天能吃上三顿饱饭就很满足了。二是越军战俘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和霸权主义思想。越军战俘盲目地认为越南“过去曾打败过日本、法国、美国侵略者,现在已成为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可以打败中国”,并认为越南出兵侵略柬埔寨、控制老挝,是“履行国际主义义务”。三是受越南当局反华欺骗宣传较深。据越俘反映,越南当局把中国说成是“越南的头号敌人”,“要越南人民抵抗中国侵略者”。并造谣说:“中国抓了俘虏就杀,一个脑袋可奖500元。”“当了中国俘虏就只有死路一条,或被杀掉,或被活埋、剥皮,或被打毒针,打了针以后使人发疯,几天就死掉。”因此,越军被俘后,敌对情绪严重,思想比较顽固。当然,许多越军战俘对胡志明时期中越友谊还留有美好印象,对中国人民在越南抗法、抗美战争中给予的无私援助,有着难忘之情。

为了加强对越军战俘的管理教育,我国政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对越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问题的决定》,总政治部颁发了《关于管理教育越俘的意见》、《关于对越军的俘虏须知》、《关于管理教育越俘的补充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为管理、教育、改造越俘指明了方向。

对越俘的宣传教育的指导思想是:从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出发,高举“和平、友谊、胡志明”三面旗帜,揭露越南当局的欺骗宣传,消除疑虑,缓和敌对情绪。俘管所为越俘放映了《越南当局反华暴行》、《越南当局驱赶华侨纪实》和反映我军优待俘虏的影片《光辉的胜利》,阅读黄文欢所着的《越中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不可歪曲》、《回忆和胡主席在一起的日子》等书籍,演唱《越南--中华》的友谊歌曲,开展纪念胡志明活动,组织参观工厂、农村、商店,看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许多越俘参观后感慨地说:“中国东西多、又便宜,人民生活好,而我们越南越来越穷,人民越来越苦。”“政府讲中国如何乱,人民如何苦,都是骗人的鬼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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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越俘的教育工作在战场押送时就开始了。某团8连押送8名越俘到我军驻地,路途98里,沿途尽是无人走的险山峡谷和原始森林,古藤杂刺盘根错节。8名越俘中有4名伤俘,有的屁股受伤,有的脚受伤,行动非常不便。我军战士就扶着越俘一步步艰难地前进。翻译走一路,对他们宣传一路。卫生员定期为伤俘换药。俘虏饿了,我军战士就掏出自己的干粮给他们充饥。

连队在深山密林中转了两天,没有碰到一滴水,恰好这两天骄阳似火,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有的嘴唇干裂,流出了血。大家只好找来芭蕉心,挤出水汁,自己舍不得喝,先让越俘解渴。有一种凤尾草,吃起来甜里带涩,水份很多,很解渴。战士们拔了一把又一把,自己舍不得吃,让给俘虏吃。越俘见我军战士同样没有水,却把止渴的东西让给他们,个个都很感激。为了减轻我军官兵的负担,他们也主动拔凤尾草,有的拔了一口袋。第二天深夜部队到了宿营地,全连百十号人只找到两桶水。官兵们先给越俘每人打了一碗,并把仅有的十几块干粮送给他们吃。剩下的水,战士们每人只分到一口。9班副班长看到越俘只有一条被单,睡在山边容易着凉,马上割来一大捆茅草,给越俘垫铺,越俘连声道谢。越俘阮太胜说:“你们太好了,在越南连当官的也没有待我们这么好。你们放心,我们一定听你们的话,跟你们到中国去。”最后一天开进,越俘也不用别人扶,拄着拐杖自己走,没有一人掉队。就这样,8连克服了重重困难,在越俘的配合下,经过3个昼夜的行军终于将8名越俘带回了驻地。

在对越俘的教育中,我军俘管人员还请当年掩护过胡志明的老人苏忠良回顾往事,使越俘倍受感召。苏忠良是我国坡县平孟乡人,1944年8月,胡志明在坡县开展革命活动时,被法国军队包围,在走投无路时,苏忠良冒着生命危险把胡志明背上山隐藏起来,躲过了法军的追捕。越南解放后,胡志明还请苏忠良老人到越南参加国庆宴会。越俘听了苏忠良老人的回忆,纷纷写感想、谈体会:“没有中国人民的真诚支援,越南革命不可能成功”。许多越俘含着泪说:“我们永远不忘中国人民的恩情,要为维护中越人民友谊而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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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俘管所还为越俘办好文娱室、阅览室、放映室,组织运动会、联欢会,开展各种娱乐活动。各俘管所为越俘购置了球类、扑克、单双杠等文体器材,利用课余活动时间,广泛开展文体活动,并经常组织各种比赛,给优胜者发奖品,深受越俘的赞赏。

5月19日,是胡志明的生日,俘管所专门举行了“纪念胡志明活动”,组织越俘观看毛泽东和胡志明友好往来的纪录片,召开中越友谊的座谈会,越俘们非常满意,深情地说:“中国这样尊重胡伯伯,处处以中越人民友谊为重,这足以说明中国的立场政策没有变。”

我军对越军战俘的生活和医疗也精心尽力。为了照顾越俘的生活习惯,安排好越俘的生活,俘管所经济委员会定期开会征求越俘对伙食的意见,并采取措施进行改进,每天派一名越俘到伙房值班,协助我军炊事人员改善伙食,使伙食越办越好,遣返时越俘体重普遍增加,最多的达十公斤。

俘管所还设置了供应点,让越俘自由选购日用品。越俘刚到俘管所时,由所里统一发香烟、水果等实物,后来俘管所与驻地附近的商店挂钩联系,在俘管所设立了流动生活用品供应点,发给越俘购货本,让他们按每月规定的津贴费选购自己喜爱的食品和日用品。在临近释放时,供应点还特地为他们增添了在越南短缺的物品,如手电筒、花布、钢笔等,很受越俘欢迎。一名越俘说:“在国内当兵,每月发的钱还买不到两盒烟;在中国当俘虏,不但吃饱穿暖,给的零花钱还可以买那么多东西,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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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越俘的卫生防病和伤病俘的治疗也是俘管所的一项重要职责。俘管所每接受一批越俘,都组织医务人员对俘虏进行全面体检,给伤病俘及时的治疗。对重伤、重病越俘,转送我军战俘医院治疗,对生活不能自理的越俘给予特殊关照。越军一名姓黄的士兵受伤后被越军遗弃在阵地上,当时伤口严重感染、溃烂,被送到俘管所后,我军医务人员立即为他检查治疗,每天给他打针换药;他自己不能动手吃饭,我军医务人员就一口口地喂他。他感激地说:“我为越南政府卖命,负了伤却不管我,要不是中国军队,我这条命是死定了。”

最令越俘感动的是组织他们学习谋生技能,这一举措也受到了国际红十字会参观团的赞扬。越俘文化程度很低,小学文化程度仅占30%,其余为文盲、半文盲。收容所将他们分为文盲、半文盲、初小三个层次,由我军翻译分层次包干进行教学。

对文盲越俘从识字、拼音开始,学会用词造句。每周学习3次,每次3至5小时。经过1年的学习,大部分越俘能认500至1000个字,一半人能看报、写简单的书信和感想。

揭秘: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牺牲了多少将领?

2016-06-28 23:05:16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军衔制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和管理体系,这是造成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部队一直没有统一的军衔,乃至军官牺牲后也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和认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长期以来,对于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的考证与认定问题,在人们的认知乃至学术研究上一直是个空白,由此导致很多人认为,在抗日战争期间,中共部队只牺牲了1位将领。

而国民党部队却牺牲了100多位将领。这种认识误区直接影响到人们客观、理性地认识中共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及其评价,甚至影响到客观评价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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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东北抗联就有70位以上的中共将领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4年抗战中,中共领导下的抗日部队逐步由散兵发展到正规军,特别是在1937年后,中共抗日部队逐渐发展成为包括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在内的部队。

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这支人民军队战斗在华北、华中、华南、东北等广袤国土上,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殊死搏杀,许多人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到1945年8年的全面抗战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人员损失共584267人,其中伤290467人,牺牲160603人,被俘45989人,失踪8720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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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在14年抗战中,有资料可查的中共抗战先烈中到底有多少位是将领呢?笔者经过初步考证,在与国民党部队牺牲的同等级别的将领对比研究中发现,仅东北抗联就有70位以上的中共将领在抗战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多种原因造成人们对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群体认识的缺失与失真

造成人们对中共将领群体认识的缺失与失真的原因有很多,不仅仅有今天学术研究上的空缺与偏差,同时还有历史造成的种种原因。总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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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战中牺牲的许多中共部队高级军官,本来与国民党军队将领级别相当,但并没有被授予同等的军衔。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3个师,每师编制1.5万人,师辖2个旅,每个旅辖2个团。

国民党当局又于1937年10月12日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二十八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下辖4个支队。

由于部队编制的减少,许多位中共部队的高级军官,实际上被降了几级使用。有些人后来在抗日战场上牺牲了,但历史并没有给他们“正名”,恢复应有的将领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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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国民党为了限共、防共,没有给共产党将领以同等待遇。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拉拢人心,以求壮大自己的力量,试图削弱共产党,独享抗战胜利成果,对国民党将领甚至对一些坑害人民的土匪授予将领等职,而对共产党高级将领却极其苛刻。

如1943年任命甘肃土匪马步芳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1949年5月18日,再次任命其为代理西北军政长官,同时他获得了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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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军衔制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和管理体系。

纵观整个抗战期间,中共部队在军衔制上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制度和管理体系,这是造成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部队一直没有统一的军衔,乃至军官牺牲后也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和认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共部队从初创到抗战初期在待遇方面都是平等的。七七事变以后,为了国共合作和促成全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又因为当时国民党军队是有军衔的,并且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军衔体系,所以中共部队在这个时候提出了军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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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有一部分中共将领被授予了军衔,如当时的第一二○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被授予了中将军衔。实际上,中共部队在这一时期被授予军衔的只是少数人。

而且军衔制没有真正在中共部队内普遍实施。1942年4月24日,党中央作出了“军队中暂不规定等级军衔”的决定,标志着中共部队的第一次授衔工作宣告结束。

在第一次授衔工作结束后,中共中央又进行过两次纯属临时性的授衔。一次是在1945年9月,党中央给临时派到苏联的6位派出人员授以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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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次是1946年,为了便于中共部队派往各地的军事调停处的代表能与国民党的代表平等工作,进行了临时性的授衔。但在国民党发动了全面内战之后,这部分中共将领被授予的军衔也就自动被取消了。

4、中共部队一直没有按照国际惯例,追加在抗战中牺牲的将领军衔。

二战中,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苏联、美国等都曾对在战争中阵亡的将士嘉奖的同时,普遍追加了军衔,就连加害国日本的军队也不例外。但对于中共领导的抗日部队牺牲的将领们来说,截至目前,没有对他们进行过军衔上的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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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55年首次授予军衔时,只是对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中共将领进行了军衔授予。

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有了自己的10位元帅、10位大将、57位上将等等。但对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官兵仅仅是追认为烈士,并没有进行军衔上的追加,贻误了追加抗战期间牺牲的中共将领军衔的最佳时机,留下了历史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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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16个兵团司令唯一没授军衔的竟是他

2016-06-28 23:05:14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战斗拖延下去,敌人就会被援兵接走”。“有了斗志才有战术”……这些闪着智慧火花的语句均出自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首任军长尹先炳之口,但尹先炳在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衔时却没有被授予将军军衔,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军衔历史中唯一一位没有将军军衔的军长。

在黑水河歼灭日军士官训练队战斗中崭露军事才能

尹先炳,1915年出生,湖北汉川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红四方面军排长、连长、营长,一直默默无闻。到了1940年,尹先炳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调冀西游击总队任副司令员,指挥部队在黑水河歼灭日军士官训练队中,才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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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2月13日,冀西游击总队组建,归八路军一二九师建制。部队组建后,尹先炳由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团长调任冀西游击总队副司令员,总队司令员是杨秀峰。

1940年初。晋冀豫边游击纵队司令员王树声和政委黄镇来到冀西,宣布了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的命令,要求冀西游击总队在2月底3月初北上元氏,寻机歼击日军,粉碎日军把华北变成其“兵站基地”的阴谋,保卫抗日根据地。

王树声、黄镇、杨秀峰、尹先炳等一起研究作战行动方案。确定首先拔掉离南佐较近的马岭的一个伪军据点。

3月19日夜,尹先炳奉命率冀西游击总队前进指挥部和冀西游击总队主力第三、第六支队对马岭伪军据点进行强攻。但几次强攻,都未能奏效。不得已,尹先炳把部队撤到南北沙滩一带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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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尹先炳正在冀西游击总队前进指挥部驻地南旷组织营以上干部开会总结马岭战斗的经验教训。会议只进行了一半,日军的炮弹就在会场上空呼啸而过,打在南旷村背后的大山上。尹先炳与冀西游击总队政治部副主任杨克冰交换了意见,又请示了王树声和黄镇。王树声和黄镇都同意尹先炳把会议先停下来。于是。尹先炳一边宣布暂时休会,一边命令三支队一营二连连长范金标,立即带几名侦察员去侦察情况。

范金标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回来向尹先炳报告:“日伪军有300多人,今天早晨从南佐出发,在姚庄抢粮,沿姚庄至黑水河大道西进。有向根据地侵犯的企图。”

中午12时许,日军先头部队已越过大山垭口,后尾部队也已进入大沟入口处,日军已完全进入尹先炳设计的包围圈内。尹先炳兴奋地发出了攻击信号。

日军士官训练队的覆灭,显露了尹先炳的军事指挥才能。1940年6月,冀西游击总队与晋冀豫边游击纵队第二团、赞皇独立团等部队合编为新编第十一旅,简称新十一旅。尹先炳升任旅长,黄振棠任政委,秦基伟任副旅长,下辖3个团,归一二九师指挥。

刘伯承教尹先炳怎样用一个班同敌人的一个军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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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0月7日,晋冀鲁豫军区抽调晋冀鲁豫军区的第九、第十、第十一军分区的部队,合编成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副司令员曾思玉。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旅。尹先炳任第二旅旅长,二旅政委是戴润生。

尹先炳没有想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第一次到二旅就“考倒”了自己。那天,刘伯承到一纵二旅看望部队,尹先炳向刘伯承汇报部队的现状和在冀热辽地区作战情况后,刘伯承问了一个非常新鲜的问题:“你说一个班能不能同敌人的一个军打?”

尹先炳被问住了,想不出怎样才能回答好这样的问题。尹先炳回忆说:“这是一个我平时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我不由得紧张起来。只好等待刘司令员的答案。”

刘伯承笑了笑,用坚定的语气说:“能!问题是要看这个班长有没有斗志。我的这一个班,不是去打敌军前锋,更不是去打敌军的本队,但是可以专打掉队落伍的三三两两的零星敌人,也可以打敌人的尾部和辎重,打了就走,不去硬拼。这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一席话,让尹先炳受用终身。尽管一纵组建后,就接到命令,要进东北,后来因承德吃紧,没去成;再后来说去保卫延安,恰巧邯郸再次吃紧,便派近的一纵去协助,延安也没去成。尹先炳随一纵围着北平绕了一个大圈,始终牢记“有了斗志才有战术”的信条,打了许多胜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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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5月9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改称中原野战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也改称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纵队司令员、政委未换人,尹先炳由二旅旅长升任纵队副司令员。

1949年2月19日,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和豫皖军区独立旅按中央军委命令,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六军,原一纵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分别升任第五兵团司令员、政委,十六军军长由原一纵副司令员尹先炳担任,军政委由王辉球担任。

1950年1月,十六军奉命回师贵州,进驻遵义市。同月,第五兵团兼贵州军区(1952年3月称贵州军区。第五兵团番号撤销),尹先炳任第五兵团兼贵州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是杨勇,政委是苏振华,参谋长是潘焱,政治部主任是王辉球。十六军军长由尹先炳兼任,军政委由陈云开担任。

入朝作战前,曾受毛泽东谆谆教导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2月,中央军委决定再次在国内组建新的志愿军兵团入朝作战。对于十六军入朝作战,毛泽东极为重视。因为这支部队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唯一的一支合成军,军部是按照毛泽东的指示,以“陆海空联合指挥所”的编成来建设的。所以,部队入朝前,毛泽东两次接见十六军的领导。

第一次是在1951年6月,毛泽东接见了十六军政委陈云开。军长尹先炳因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未能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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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9月。毛泽东第二次接见十六军领导。当时,部队即将开赴东北。准备入朝作战。尹先炳也从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回来。尹先炳和陈云开同时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接见时,毛泽东讲了争取战争主动权问题:“敌人从我们正面打不动,就可能从空中或侧后找出路。要提高警惕。工作也一样,抢在时间前面就主动,装备来一个师就改一个师,不要等来齐了再改……”

毛泽东的谆谆教导,深深地激励着尹先炳和陈云开,他俩向毛泽东表示决心:“我们一定带好部队打好仗。不辜负主席和祖国人民的希望!”

1952年12月,志愿军指挥部判断美军可能在西海岸登陆,十六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入朝作战。此时,十六军已是齐装满员。装备也接近现代化。

很快,十六军在尹先炳和陈云开指挥下,于1953年6月奉命赶到朝鲜西海岸接手第一线防务。此时,正好赶上杨勇指挥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在金城以南出击。这为尹先炳提供了试试十六军这个合成军威力的机会。

朝鲜战场后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敌我双方都转入了战略防御,并都同意进行停战谈判。可是,一边谈判,一边又在战场上较量,时间竟达两年之久。尹先炳的 “强大”,让在板门店谈判的美方大为不满,称中朝方对谈判没有诚意,把一个装备好、训练有素的老牌劲旅调到分界线中段来,不是想打大仗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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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谈判归谈判,打仗归打仗,尹先炳不会因为美方的反对而停止作战。1953年7月17日22时30分,尹先炳指挥部队对刚调上来的美军步兵第二师三十八团据守的527.7高地、488.8高地、西方山、斗流峰等进行“有序攻击”。

所谓的“有序攻击”。用尹先炳的话来讲,就是“我是合成军军长。使用炮火当然要阔气点”。

一瞬间,尹先炳使用的八二迫击炮以上的火炮83门,来了个5分钟的火力突袭,把敌方表面阵地上的明火力点悉数摧毁。10分钟后,部队如猛虎般一个冲锋打上去,便把美军步兵第三十八团三营一个连歼灭了。

美军第二师组织了一个连来反扑,很快又被尹先炳指挥的部队打了个落花流水。

然而,让尹先炳心里不是滋味的是,正当他紧锣密鼓地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7月27日,传来消息:交战各方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了。

尹先炳做“大地主”的梦没有实现,只好奉命率十六军驻守在朝鲜的中线大门上,警惕地守卫在三八线的阵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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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尹先炳离开朝鲜回国。

1955年10月,尹先炳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8年5月,尹先炳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院务部副部长,被授予大校军衔。1983年2月10日,尹先炳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68岁。

55年授衔哪两位开国将军军衔是毛泽东亲自批示

核心提示:1955年,人民解放军评定军衔时,毛泽东破例批示:“皮有功、少晋中。”开国将军中享此殊荣的仅有陈赓与皮定均两个人。

皮定均,安徽金寨人,开国中将,曾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福州军区司令员,是我军着名的英雄虎将。

张力雄,1913年出生,福建上杭人,开国少将,曾任云南省军区政委、江西省军区政委、福州军区顾问,是我军屈指可数的百岁老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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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侵华日军在先后“扫荡”豫北和豫西的同时,采用“以华制华”的伎俩,将国民党孙殿英、庞炳勋两个军收编为伪第五方面军和第六方面军,向我抗日根据地发动疯狂进攻。八路军太行军区针锋相对,采取“敌进我进”的策略,命令主力部队开进伪军控制区,坚决打击敌人,解放豫北人民,建立地方政权,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时任太行军区第五分区司令员皮定均、抗日军政大学第六分校政治部主任张力雄奉命创建太行军区第七分区,开辟豫北抗日根据地,这是他俩第一次搭档共事,并从此成为生死之交。

1943年8月,八路军第129师一部对侵占河南林县县城及其以南地区的伪军发动攻势,解放了林县以南、辉县以北的广大地区。林南战役结束后,成立了太行军区第七分区和太行第七地委,辖区包括林县、辉县、获嘉、安阳、汤阴、淇县、汲县、滑县。为贯彻精兵简政原则,太行军区第七分区的领导只有司令员皮定均、政委高扬、政治部主任张力雄3人。这一年,皮定均29岁,张力雄30岁。共同的理想,相似的经历,使他们在工作中迅速形成了合力。

太行军区第七分区成立后,始终坚持把对敌斗争摆在第一位,与日、伪军展开了“蚕食”与反“蚕食”的激烈斗争。智取林县县城,是皮定均和张力雄指挥的经典战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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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县驻有日军1个中队和伪军3个加强团,城外的堑壕深9尺、宽8丈,城墙高10丈,城墙四周修筑了炮楼。在缺乏重武器和攻坚经验的情况下,皮定均和张力雄反复研究,决定智取林县县城。他们大造八路军主力要攻打林县的舆论,组织部队大张旗鼓地开展攻城训练。在活捉了敌参谋长李大用后,采用蒋干盗书之计,让李大用误认为八路军要调20个团攻打林县县城,并故意让他连夜逃回林县送消息。城里的日、伪军听了李大用的报告后,胆战心惊,决定留下1个团守城,其余部队在黄昏时突围。我军趁敌突围之机,向县城发起猛烈攻击,以少量兵力佯动追击突围之敌,主力一举突入东门,全歼守敌。逃窜的敌人也遭到我地方武装的阻击,损失近半。

在近一年多的时间里,皮定均与张力雄组织指挥大小战斗300余次,粉碎了敌人无数次的“蚕食”、“扫荡”和破坏,成功创建了有数10万人口的豫北抗日根据地。在艰苦的环境中,在残酷的战斗中,皮定均和张力雄彼此尊重,互相支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44年9月,皮定均调任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司令员,奉命开辟豫西抗日根据地。分别之际,皮定均要把唯一的一部电话机送给张力雄。张力雄知道皮定均指挥作战离不开电话机,坚决不要。皮定均便以一架德国望远镜相赠,这件珍贵的礼物被张力雄一直珍藏。

1945年初,张力雄调任河南军区第6支队政委,皮定均担任第1支队司令员,两人又有了并肩作战的机会。同年初夏,河南军区发起伏牛山战役,皮定均任前指司令员,张力雄任政委,他俩率领第35团和第37团直插伏牛山西段九道梁,先歼灭傅店之敌,再杀回马枪,消灭龟缩在车村之敌,最后攻打背子街。背子街是一个大土围子,四周都是明碉暗堡,工事构筑坚固。战斗打响后,第37团首先在城西打开一个缺口,紧接着第35团也从东面攻入城内。皮定均和张力雄不顾危险,冒着密集弹雨,跟随突击队冲上围墙就近指挥战斗。只用了40多分钟就全歼敌人1个团,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快速歼灭战,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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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6月上旬,河南军区发起登封战役,决定组成野战支队,由皮定均任司令员、张力雄任政委,率领3个团先攻打国民党军在豫西的最大据点——大冶镇。国民党军游击司令刘光华、国民党登封县党部书记长崔鼎甫率反动武装1000余人,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进行顽抗。我军围攻20余天,仍未攻下。皮定均在战斗中负伤,张力雄再三劝说,他也不愿离开战场。直到河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下了命令,皮定均才勉强同意到后方治疗,但没过几天又重返前线。他们找来挖煤工人,挖掘地道,实施爆破,炸开寨墙,终于攻克大冶镇。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驻守登封县城的日军弃城向临汝、许昌逃跑。伪军趁机逃入登封城。皮定均、张力雄立即率部包围登封县城。战前,皮定均与张力雄在离城墙不到300米处观察地形。突然,“呯”的一声枪响,张力雄仰面倒地。众人大惊,忙赶上前去,仔细一看,只见子弹洞穿张力雄的草帽,人却没有受伤,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

8月23日拂晓,皮定均、张力雄指挥各团发起总攻。经过1个多小时的激战,击毙、俘虏敌2000余人,缴获机枪、步枪1000多支,解放了登封县城。

蒋介石做了哪件孙中山想做又不能做的事

2016-06-28 23:05:13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当电影情节与人生经历雷同,或有所投射,自易引起观赏者共鸣。蒋介石观影剧,娱乐之余,相当投入。1934年4月,他在江西南昌“剿共”前线,16日晚上看了一部电影,由于剧情甚悲,“公大为之感伤。

自谓精神不快异甚”。显见其受电影剧情感染之深切。究竟何部影片具有如此威力,是与个人遭遇有关,抑仅出于同情心,颇令人好奇。

蒋介石自青年追随孙中山,终身效忠革命。与革命历史有关电影,尤其是情节涉及亲历的事件,其感受自然深刻。姑举《秋瑾》《碧血黄花》《袁世凯》三片为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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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秋瑾革命事迹为题材的电影,已有先例。后来香港新华影业公司重新拍摄,由屠光启导演,李丽华主演,1953年10月16日上映。次日,蒋观看后, 评为“颇佳”,且认为“以香港环境而能摄制此等革命党史影剧,应大加奖励”,意犹未尽,再度发抒感想。

谓:昨晚观秋瑾影剧,提有姚志强、王金发、陶成章等等之名,感想无涯。论其时革命党地位与历史,皆以背党自私,不能善终。幸有秋、徐二先烈历史。彼等之名,尚得附于革命之列。

其实陶则诋毁徐烈士有帝王自私之谋,更以卖友求全,降敌自害,卒为袁贼所杀。而当时同志知交,其能善终者,惟竺友三而已。悲乎!秋瑾大义凛然、从容就义的革命故事,深植人心,影片剧情符合史实。

王、姚二人都曾经是革命党员,但立场不够坚定。尤其是王金发,1914年11月,亡命日本期间,竟以巨款贿赂段祺瑞亲信,并由其母出面,向陆军部投诚,请求免除通缉。袁世凯提出杀死蒋介石作为赦免条件。

王闻言愤然回到浙江。次年5月,与同志姚勇忱到杭州活动,遭人设陷, 被浙江都督朱瑞软禁,6月2日枪杀于杭州陆军监狱。1月后,姚勇忱也遭株连丧命。此即蒋所称的不得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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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月14日,老同盟会员、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金神父路广慈医院遭人枪杀。外界一直以为刺杀陶成章的是陈其美主谋。其实毛思诚着《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已透露,说蒋“决先除陶以定革命全局,事后自承其罪”。

吴稚晖编《蒋介石先生年表》,亦以“公怒杀之”证实其事。如今,《蒋中正日记》表明是出自他的谋画。盖陶氏在同盟会革命期间因故不满,攻讦孙中山总理侵吞公款,借革命私肥,辛亥革命后又暗助他人与陈其美争夺沪军都督一职

蒋介石制裁陶成章之举,自认是基于革命党之大义,毫无求功、求知之意,但始终未向孙总理报告。孙中山的确毫不知情。事隔多年,蒋在日记中还是认为他做了一件孙总理想做而不能做的事。蒋谋杀陶成章之后,避祸日本,创办《军声杂志》。陶成章之死,亦即其所称的不得善终又一例也。

《碧血黄花》影片,香港电影公司出品,由屠光启导演,钟情、顾媚、袁小田、鲁奇等合演,1954年6月18日上映。影片剧情:一位历史老师在课堂上,向学生介绍青年节的由来、三二九广州起义的历史。

福建林觉民离别爱妻,赴广州参加革命;广西韦义廷随师傅李德山参加起义;四川喻培伦、培棣兄弟争相赴义。合共七十二位志士,在黄克强领导下起义,矢志推翻清廷,壮烈捐躯,名垂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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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花岗七十二位烈士的故事,家喻户晓。当时,蒋介石正在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受训,起义惨败的消息必然在留日学界传开。《碧血黄花》电影上映前,蒋就观赏过,重温革命往事,认为“甚佳”。国民党政府立足台湾初期,需要加强民众精神教育,电影是很好的媒介。蒋介石了然于胸。

1955年12月9日,蒋介石在日月潭涵碧楼,观看《袁世凯》电影,评语为“不甚精彩也”。此片也是由香港电影公司出品,1957年3月28日才上映。 蒋却在一年多前便已看过。

影片剧情如下:袁世凯偕金夫人隐居河南,伺机东山再起。武昌革命军起义,朝廷召袁世凯平乱。袁重掌军权,迫使清帝退位,要挟国会议员选举他为大总统,后来又运作称帝,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要求。云南护国军起义,声讨袁世凯。袁气病身亡,帝梦成空。

蒋介石亲历这一段历史,更是一名反袁健将。他可能寄望影片能有些许启示,但平淡无奇的剧情,显然激不起他的兴致。

1942年4月18日,美军杜立德中校率领80位飞行员,驾驶16架B-25双引擎轰炸机,自航空母舰“大黄蜂”号起飞,秘密飞往日本,分别轰炸东京、 横滨、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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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发动这次突袭,是在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击珍珠港四个多月之后。日方在无战备预警下受到美军机群空袭,震撼不已,旋抽调太平洋前线战机回防本土,连带影响同年6月在中途岛战役的败绩。短暂的突袭,效应甚大,扭转美、日在太平洋战争的态势。

杜立德率队突袭日本东京成功消息,当晚由中国传到美国。第二天,美国各大报用头版大幅报道,赞扬杜立德漂亮行动。杜立德行动任务中,飞机领航员泰德?劳森跳伞后,落在中国浙江省临海县境。

身受重伤,被中国人民营救,送往恩泽医院,做截肢手术,保住性命。劳森回国后,次年年1月, 与报人作家Bob Considine决定合写一部名为《东京上空三十秒》(Thirty Seconds Over Tokyo)的回忆录,同年完稿出版。

劳森的回忆录在美国出版后第二年,即1943年,在重庆就有译本《我轰炸东京》,由徐迟、钱能欣合译,时代生活出版社出版。劳森并透过友人引介,与米高梅公司制作人Sam Zimbalist接洽,将回忆小说拍成电影。

《东京上空三十秒》影片,1944年在美国上映,造成轰动。同年在重庆上映,片名为《轰炸东京》,次年又重映。蒋介石当年似未观看。直至1951年8月14日傍晚,他在散步、入浴后,“观影剧,甚有所感”。这部电影勾起他九年前的一段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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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B-25轰炸机完成任务后回航,按原定计划,应飞往1100里外的中国浙东衢州机场降落。美国舰队在驶距日本约700里处,击沉一艘日本巡洋舰, 恐日本有所戒备,杜立德等人不顾回程油料或将不足,提早两小时发动空袭。

衢州机场收到美方经重庆辗转通知美机提早到达的消息时,杜立德等机队已在恶劣气候中,盲目飞行,迫降中国东南沿海各地。美军飞行员分别在浙闽、浙皖边境上空跳伞,或死亡,或失踪,或迷航。

最不幸者,是降落日军占领区而被俘获的。蒋介石获报,记下:“倭国各地被美空军轰炸,警报未解除者达七小时之久,料彼所受精神之损失必大也。”

杜立德行动令日本痛恨不已,日军随后发动浙赣会战,以摧毁衢州机场为目标,展开报复。5月15日,日军发动猛烈攻势,并使用细菌武器,实施抢光、烧光、 杀光政策,蹂躏中国广大区域。凡稍涉及帮助杜立德轰炸机队者,皆遭报复。

所有美国轰炸机队员到过的乡间民房,均被烧毁。中国人民惨遭杀戮。蒋介石初期极为关切战局,屡电顾祝同司令长官,指导机宜。至6月3日,衡量敌我情势后,蒋决定放弃衢州决战的计划,“以敌军抽集在华各战区最大限度之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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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空军之掩护,进攻衢州大机场所在地,志在必得。若我与之决战,不仅无甚意义,而且徒耗兵力,不易补充也。不如改弃决战,使之扑空,不能达成其击破我主力之目的,而且保全我实力,犹可屏障赣湘也。”

8日,国军撤出衢州。但中国军民死亡约25万人,可说为杜立德空袭行动付出惨重代价。事隔多年,蒋介石重观电影,无怪乎仍“甚有所感”。

1954年7月27日晚,蒋介石观《万紫千红》影剧,感慨不已。自谓:“所谓沧浪之水清矣,可以濯吾缨。”他特别援引春秋时代传唱的《沧浪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

沧浪之水,意指汉水,用水的清浊隐喻政治的清明与混乱。濯缨,比喻超凡脱俗,志节坚贞。濯足,比喻去除世间尘埃,保持高洁品格。1949年前后,局势动荡不安,各方压力毕集,蒋选择引退。国民党政府迁台后,他又复行视事。

这部黑白电影,英文片名Rich and Abundant,由香港南华影业公司于1948年3月出品,李亨、梁琛导演,新马师曾、白燕、蒋光超等合演。剧情如下:女乞丐亚馨在街上偷油鸡被警察追捕,藏匿在戏院后台,幸得布景师梁坚佯认为妻才及时解围。

梁坚家中访客李步天愿雇亚馨为帮佣,亚馨生计得以解决。一日,她身穿主人衣服,李步天见到,惊为天人,遂介绍给好色债主古叔为妻,以清还债务。亚馨瞧见古叔交来聘金,方知李步天的诡计,便出走至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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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馨和梁坚,朝夕相处,渐生情愫。惜好景不长,梁坚因失业要往别处求职。李步天为摆脱古叔的债务,伪称梁坚沉船身亡。亚馨悲伤不已,为了保全腹中骨肉,只好听从劝告下嫁古叔。

她在古叔寿宴上巧遇梁坚的旧同事,获知他已无恙归家,当场昏倒。亚馨产下一子,古叔以为是自己骨肉,兴奋过度,昏倒去世。她继承古叔的遗产。李步天顿生贪念,声言要平分产业,否则公开亚馨的秘密。

二人纠缠中,李步天被家中二妾用酒瓶重击毙命。二妾亦畏罪跳楼自尽。亚馨对梁坚旧情难忘,向他哭诉当日改嫁的苦衷。二人和好如初。她更以遗产帮助梁坚组织剧团,成绩斐然。

影片以喜剧收场,正式上映时,蒋介石未能观看,但知道被中共用作宣传,等到退出大陆六年之后,仍然耿耿以怀。

蒋介石1949年来台后,梦寐以求的就是“反攻大陆”,在台26年中,面临最大生存威胁来自中共的武力解放,特别是1958年8月的第二次台海危机。四年之后,国民党文化事业中影公司与日本“日活”映画公司合作拍摄《金门湾风云》。

这是中影继与大映公司合拍彩色影片《秦始皇》之后的第二部合拍电影。就电影论电影,与日本合作在技术及人员训练方面,收获很多,对于中影公司日后自力拍摄彩色影片、改进影片品质及使台湾影片进军世界市场的助益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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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片剧情,是描写一位中国女性杨丽春,因未婚夫采访韩战战地新闻受伤,送到东京医治,赶往东京探病,到达时未婚夫已不治死亡。她伤心欲绝之际,得到日本医生武井的鼓励安慰,重新鼓起勇气,返回台湾。

后来,武井医生因不满日本医学界的虚伪,流落为船医。数年后,两人在金门重逢。日本医生曾救治几位被炮击的台湾渔民,其中一个渔民小荣,就是杨丽春未婚夫的弟弟。

这时,杨丽春在未婚夫父亲安排下,将嫁给一位“国军”上尉。杨丽春重逢武井医生,陷入感情矛盾之中。未婚夫弟弟小荣又遭炮击受伤,经武井急救,才死里逃生。杨丽春陪他回台医治,武井也跟到台北。

丽春趁即将结婚前,陪恩人武井医生畅游台北, 发生情愫。那年双十节,杨丽春与上尉预订要举行婚礼,金门炮战爆发,上尉奉令急返前线,婚礼搁浅。

影片结局却为日本医生受伤,杨丽春死亡。

影片大部分在台湾、金门两地拍摄外景,1962年10月杀青,11月3日在日本上映,片名为《金门岛にかける桥》。在台湾则直到次年3月重拍部分戏码后,始于8月20日起以《海湾风云》在台北第一剧场首映。

引起争议的部分,主要是有人认为中国女人与日本男人结婚的结局不妥,甚至有辱“国军”形象。所以经修订后的剧情是:上尉奉令赶返金门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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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娘突然想起挂在胸前的珍珠是武井医生送的,为了斩断情丝,赶往金门找武井,到时武井已丧命于炮火。杨丽春发现武井已死去,把珍珠丢在尸体上,投入上尉身边。

蒋介石认为历史古片《秦始皇》“编演颇佳”。但对于亲身经历的金门炮战影片,观感大不同。1962年年终,晚上全家聚餐后,同观与日本合作的《金门风云》,却觉得“甚无聊!”相信中影公司获知后定感相当意外。蒋在日记中并没有说明不满意的情节所在,惟从日后修订的部分也不难察知。

1957年11月6日,蒋介石在士林官邸写下日记:“晚观影剧‘狗’戏,甚佳。”他没有注记片名,推测系迪斯尼公司摄制的一部经典名片《老黄狗》 ,描述人狗之间的动人故事,颇受欢迎。

此片上映时还有《父亲离家时》《义犬耶拉》《绿野黄毛侠》等不同中文译名。作为人类忠实朋友的狗跃上银幕,一直都有亮眼的票房。

蒋介石与狗关系深切,由来已久。他幼年时家中养过一只狗,直到76岁高龄犹未忘怀。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近日回忆,余在七八岁时有一条家狗,略如今日“佩郎”之大小。当我出野外郊游时,彼常跟随同行为伴。

当时不知其狗亦有情义,故不以为意,至其年老脱毛病死。然与今日“佩郎”的医药与生活相较,不啻云泥之别。关于幼年情形,每一回忆,辄生无限感想,故特记之。想起当时家狗对我亲近有情,而余蒙昧无知,则其他事亦如此,可知矣。

可以推知,电影情节不仅勾起他儿时的回忆,也投射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佩郎”爱犬与幼年家狗,今非昔比,让他感想无限。到台湾以后,爱狗的习惯没有改变。细阅《蒋中正日记》,提及他与“小黑”“白小狗”“佩郎”等爱犬互动之处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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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南下高雄视察,住西仔湾行馆,刚巧两只爱犬皆生病入院治疗,未能如常随伴游览庭院,蒋颇感冷寂,自记:“可知生物对人之情感,不亚于人类也。”显见爱犬已成为他生活中的良伴。

蒋介石喜爱影剧,日记是最好的见证。最早记载,是1921年11月8日晚上,还在治母丧期间,他“往溪西庙观剧”,想必是乡土剧,类似台湾的野台戏。早年他常往来上海,也有关于观剧的记录。

其观剧是戏剧还是电影,日记未书明,无从查证。日记并未必一五一十记载观影剧的琐事,然已可约略察知蒋介石年轻时就有观影剧的娱乐。到台湾初期,有一次蒋经国借来平剧电影,邀请他观赏。

蒋自谓:“余平生爱观平剧以解忧闷,彼不知余私自立愿:如不收复北平,此生不再观平剧矣。”他认为虽是电影仍为平剧,所以推辞了。此后,蒋没能完全克制看平剧的娱乐,如1963年4月10日,观赏电视平剧《鱼藏剑》;

1966年9月3日晚,观看电视平剧《花蕊夫人》。但确以看电影时候居多。蒋贵为领导人,不打高尔夫球,而以游览山水及散步作为养身运动,日常生活讲求简朴规律,唯以观影剧为乐,终其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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