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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史 2020-03-13 17:04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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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南事变:国民党起初并无意消灭新四军?_中国

抗美援朝趣闻 志愿军神秘武器把美国打懵

2016-06-28 23:05:18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对于整个志愿军乃至第五次战役而言,566团的突围,都只是一次不起眼的小战。然而,细细想来,这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战斗--已经被美军黏住的566团,用了怎样的一记回马枪,竟然可以让紧紧咬住的美国人松了嘴?也许由于这次战斗的规模小,战史上对此没有明确的记载。所以,在小理山之战中,朱彪和他的566团怎样脱身而去,一直是萨心中的一个谜。这个谜,直到2008年的冬天才得到了一个意外的解答。那一天,萨和新浪军事频道的主持人文坛一起采访了一位居住在北京北郊的老人。老人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要老一点,双腿都有一点跛,眉心有一块不显眼的疤痕。他出门骑的是一辆三轮车,因为这样可以节约一点汽车票钱。直到他拿出五十年代身穿苏式军官服的照片,我们才能够确认,这个看上去很不起眼的老人,就是照片中那个帅气的尉官--小理山阻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杨恩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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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恩起,辽宁营口人,当时是中国人民志愿军63军189师566团1营1连的通讯员,抗美援朝胜利后入军校学习,此后一直在566团任职,直到退役。按照杨老的说法,当时和566团交手的敌军中,最能打的并不是美军。“美国人不行,美国兵一打,一见流血他就往后撤,他一看前边有躺倒的了,他就不往上冲了。”倒是抓俘虏的时候颇费力气--“抓住以后他不肯下来,最后咱的兵也狠,拿铁丝把他大鼻子给穿上,拧上跟牵牛似的就给拉下来了--不这样不行啊,敌人一打炮就得把他炸死。我们不敢违反战场纪律,可下来有个兵怕他跑,把人家手腕也给卸了。完了人到团里一告状,那还不受到处分?咱们给人炒面,人也不敢吃,你吃第一口,完了他才敢吃;你给他烟抽,他也不敢抽,你点着了,你抽着了给他,他才抽,他怕毒死。”

不能说美国人怕死,或许只是价值观不同,但朝鲜战场上美国兵的表现的确让中国军人觉得不太好恭维。真正能打的是英国兵。“最能打就是英国兵,英国29旅,胡子兵,都是胡子拉碴的,都参加过二战的。”“英国兵枪法好,专往这儿打。”可是,这样能打的英国兵,怎么就没能把566团留下呢?

当萨迷惘地问起这个问题时,杨老说出的两个字,一下让萨感到脑海里闪出了一道灵光。杨老说,他们在守卫小理山的时候,使用了一样特别的武器,叫做“飞雷”。杨老的阵地,只用了两个飞雷,就把当面的英军炸得沉寂了足有半个小时。什么也不用说了,仅仅“飞雷”这两个字就能够解释一切。飞雷,是一种中国军队独创的武器,在世界任何一种兵工厂里,都无法找到,它还有一个更加闻名遐迩的名字--没良心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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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记载,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军精锐第12兵团黄维部在1948年11月落入解放军包围。黄维是国民党军中的一员悍将,组织兵力昼夜构筑工事,试图依靠精良的装备死守待援。12月6日,解放军发动总攻,率先攻击12兵团第10师坚守的李围子。黄维在李围子放了整整两个团,却被一击而破,国民党军称解放军使用了一种毁灭性的武器,只半个小时就摧毁了国民党军苦心经营、被称做“固若金汤”的集团工事。李围子成了一片焦土。许多俘虏被炮火吓傻了,不少人的棉衣被炸碎,有的是从炸塌的工事里挖出来的,一个个面色如土,连声惊呼:“打得好惨!打得好惨!”国民党军第10师特务连一个伤兵说:“当你们的大炮排放时,村庄被打得好像一只船,乱摇晃!”敌特务连总共一百来人,至少有80人死伤在爆炸之下。

其实,这根本不是大炮。当时解放军的炮很少,在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官兵们创造了一种令人丧胆的土武器--用汽油桶作炮管的炸药包抛射器,埋在地下发射,称为“飞雷”。这种不起眼的兵器威力很大,每发“飞雷”大约有十公斤炸药,像个大西瓜,能打出去一二百米,所到之处,碉堡、人马都会炸飞。许多炸倒的敌人身上往往找不到伤口,却七孔流血,是震死的。弄清情况以后,国民党军把这种东西干脆称做“没良心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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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老谈过之后,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一八九师师史》、《步兵第五六六团团史》中,都找到了此战中朱彪所部使用“飞雷”的记录,并提到566团1营某部副班长王文礼在使用飞雷时不幸牺牲。有不同机关在不同时期留下的记录,说明杨老的描述并非虚妄。这种武器,毕竟是临时的发明,它存在射程短、危险性大等缺点,所以在朝鲜战场,很少听说曾使用“飞雷”的记录。苏联提供的喀秋莎火箭炮,有效地替代了它的位置。那么,朱彪怎么又把它用起来了呢?

朱彪对美军使用“飞雷”,其实一点儿也不奇怪。首先,所谓“没良心炮”真正的发明者正是出于华北部队,是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工兵连连长聂佩璋和战斗骨干高文魁。聂佩璋是山西人,出身于东北讲武堂,1938年参加八路军,擅长爆破,曾在抗战中多次用炸药抛射地雷的方法炸毁日军汽车。在和阎锡山部作战时,聂、高二人利用抗战期间用炸药抛雷炸鬼子的战术研制出了“飞雷”这种武器,1947年9月首先在河南陕县攻城战中使用。此后,高文魁升任中野4纵22旅工兵队长,才把这个技术带到了淮海战场。同是出身华北的朱彪,懂得玩“飞雷”很正常。其次,在五次战役和美军的反复交战中,566团缴获了大量美军的空汽油桶,再认真进行坚壁清野的美军也不会想到这个东西可以变成可怕的武器。小理山已经打成了短兵相接,“没良心炮”射程短不再是问题,在朱彪眼里,只怕这种其貌不扬的家伙比喀秋莎更令人满意--喀秋莎BM-13火箭炮的口径只有132毫米,而且根本拖不上山,“没良心炮”呢?口径300毫米,挖个坑就能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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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没良心炮”,只要有汽油桶和黄色炸药包就足够了,被敌人死死黏住的朱彪不用它用什么来摆脱追兵呢?

可以想象,当中国军队突然打出一排“没良心炮”这样古怪的东西时,对面的美、英、韩军是多么的惊讶!从敌方的资料中萨未找到遭到“没良心炮”袭击的相应记录,但英军第28旅上尉参谋诺斯·汉克尔在《1951年朝鲜夏季作战》中,提到当天和志愿军在前线对峙的英军曾遭到中国军队“从纵深打来的准确的大口径炮弹”的攻击。

李奇微回忆朝鲜战争:中国军号让人心惊胆寒

朝鲜战争指挥官李奇微的回忆: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美国原陆军上将马修·邦克·李奇微在美国侵朝期间,1950年12月担任美军第8集团军司令,1951年4月至1952年5月担任驻远东美军司令和所谓联合国军司令等职。他在所着的《朝鲜战争》中回忆到:中国军队来了,我们的灾难也降临了。

中国军队没有装甲车辆,只有少量的炮兵,他们不为复杂的通信手段所累,装备轻便,只携带手中的轻武器。他们习惯于各种极端恶劣的天气,习惯于忍饥挨饿。他们有高度的纪律性,经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中国军队在这里有许多实施机动和隐蔽的绝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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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真正不可原谅的错误,是总部对于阻止对方所需兵力的估计数,几乎不得不一天一天地在增加。我们简直从未正确估计过对方的实力。

中国军队善于隐蔽,我们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人。

中国部队很有效地隐蔽了自己的运动。他们大都采取夜间徒步运动的方式;在昼间,则避开公路,有时在森林中烧火制造烟幕来对付空中侦察,此外,他们还利用地道、矿井和村落进行隐蔽。每个执行任务的中国士兵都能做到自给自足,携带由大米、豆类和玉米做成的干粮以及足够的轻武器弹药。

因而可以坚持四五天之久,根据战斗发展的情况,他们或者得到补充,或者撤至主要阵地,由新锐部队替换他们。中国人没有留下一点部队运动的痕迹,所以,统帅部怀疑是否有敌人大部队存在是有一定道理的。不过,对大量明显的证据采取视而不见的做法,还不只是统帅部一家。迅猛而突然的打击接踵而至,以至于很多部队还未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被打垮了。

听到中国军号嘶鸣,我们个个胆战心惊。

11月2日,早晨3时许,有一小队人由南面接近守桥,究竟是一个排还是一个连一直未搞清楚。守桥部队没有检查就让这些人通过了。由于这些人是由南面过来的,因而被当成了南朝鲜人而未引起注意。当这些陌生人在指挥所对面停下来时,其中一个人吹了一声军号,他们随即从四面八方以轻武器和手榴弹向指挥所发起攻击。

这样,北岸的中国人便涌到了河的南岸。在西南方向,沿着河岸,对方的其他部队正在同第3营的L连激战。最先过桥的中国人立即插进司令部所在地,他们射击、拼刺、甩手榴弹,并向停放着的车辆扔炸药包以将其烧毁。我方许多人被军号声(这是一种中国式的精神战,这种精神战我们后来既熟悉,又头疼)或敌人几乎近在耳边的射击声所惊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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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布雷德利的回忆: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81年4月8日,美国的最后一名五星上将奥马尔·纳尔逊·布雷德利与世长辞了。在42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先后进过西点军校、步兵学校、指挥与参谋学校和国防大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任步兵师师长。当战争进行到最激烈的阶段时,赴北非和欧洲作战,先后指挥过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战后历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陆军参谋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委员会主席。

布雷德利是参与策划侵朝战争的罪人。他在《将军百战归》一书中回忆到: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

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

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

1950年9月11日,总统批准了国家安全委员会81号文件,它反映出我们对朝鲜战争的观点有了重大变化。起初,我们进行干涉是为了拯救南朝鲜,现在我们的战争目的已扩大为彻底摧毁北朝鲜军队和政治统一的这个国家。这在远东战场是个敢作敢为的步骤。我甚至可以说,考虑到中共或苏联进行干涉的可能性,这是一个极端危险的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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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谋长联席会议和其他所有人都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我们对中共对我们越过三八线计划的反应作了极其错误的判断。关于中国的可靠情报是不容易得到的。而从宣传性的威胁中找出真正的意图更是特别困难。

我们90%的情报来自麦克阿瑟的司令部。而那些情报中的相当一部分又来自台湾。他们当时一直在向中国内地派遣特务。但是,台湾也怀有很大的宣传目的,他们提供给麦克阿瑟的许多情报是不可靠或带有倾向性的。

我希望能在圣诞节前把孩子们送回家,结果却把遗骸留在了朝鲜

地面攻势于感恩节第二天11月24日开始。麦克阿瑟在发动这场攻势的同时,在东京又发表了一个充满火药味和不必要挑衅的公报,最后说:如果成功的话,这一攻势将实际上结束战争。据他的密友考特尼·惠特尼说,他对第9军军长约翰·B·库尔特重申了他在威克岛对我们说过的话:如果这一行动成功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在圣诞节之前把孩子们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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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一帆风顺。在第8集团军方面,丘奇的第24师在起初几小时内,所向无敌,向前推进了3-4英里。但是,11月25日天黑后不久,中国军队袭击了位于第8集团军右翼的韩国第2军,该军四散溃逃,把美军第2师暴露出来。

在战线左翼,韩国第1师眼看要被击溃,使第24师的处境变得危险起来。远在东面的第10军战区,中共的部队猛烈攻击了清津水库附近的陆战队。不出48小时,沃克和阿尔蒙德已意识到,他们遭到了大批中国军队的伏击,整个地面部队处于分割包围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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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27日至28日夜间,我们收到麦克阿瑟一份有些歇斯底里的电报。

在最后一段中,麦克阿瑟以一种不太常见的温和调子承认说:中国人在客观上拥有许多有利的条件,形势因此出现了崭新的变化。

美国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中国人介入战争后美国军队遇到了从未有过的强大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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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的奇迹:一万志愿军战胜七万敌军

美国的军事研究者至今也想不通,上甘岭为什么会打不下来。他们用电脑模拟得出结论,凭借美军强大的机械化装备,中国军队的两个主力师无论如何是抵挡不住的。可是中国军队却做到了。电脑往往只能模拟常识性的东西,它永远也模拟不出一个民族重新觉醒时所能迸发出的力量。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朝鲜战争进入了相持阶段。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彭德怀指着朝鲜地图对十五军军长秦基伟说:“五圣山是朝鲜中线的门户。失掉五圣山,我们将后退二百公里无险可守。你要记住,谁丢了五圣山,谁要对朝鲜的历史负责。”

志愿军后勤指战员穿过敌人火力封锁线,给上甘岭前沿阵地运送粮弹。

皖南事变:国民党起初并无意消灭新四军?

2016-06-28 23:05:22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70年前,1941年的1月,皖南事变爆发,这是国共关系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一串看似偶然的随机事件链接在一起,背后是国共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对后来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70年前皖南的那片山区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直到今天,依旧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1941年1月,新四军在安徽南部的茂林地区遭到国民党重兵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总部9000余人,除两千人在新一支队司令员傅秋涛的率领下突围外,大部被俘或阵亡。军长叶挺被捕,副军长项英与副参谋长周子昆在蒋介石下令停火后突围逃出,3月12日,两人于赤坑山遭随从副官刘厚总杀害。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共双方互相指责:国民党方面认为新四军违抗中央命令,共产党一方则把这次事变当作国民党蓄谋已久要消灭新四军的一场阴谋。近几年来,大陆学者根据陆续披露的史料研究,国民党并非从一开始就想消灭新四军,而是双方不断摩擦、对抗,最后走向一个悲剧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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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甸战役使新四军北移陷入困境

新四军是国共合作抗日的产物。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南方各游击区的指示》,明确指令南方各地的残余零散武装,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集结成为新四军,并“接受最高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

然而,中共在给新四军的各项指示中,曾一再明确指示:一,要保证对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二,新四军需要扩张和发展;三,如有人妨碍和阻止新四军的发展与扩张,能消灭则坚决消灭。于是,新四军自成立以来,便与国民党军队摩擦不断。毛泽东曾经指示新四军所在的中共东南局:“……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设政权,设立财政机关,征收抗日捐税。”事实上就是不去理会国民党的军令和指挥,扩大人枪、占领地盘、建立政权,这势必引起国民政府的极大不满。

皖南事变发生的三个月前,陈毅按照延安的命令,率领新四军江南纵队渡江北上,挺进苏北地区,同驻守于此的国民党韩德勤部发生正面冲突。1940年10月初,陈毅和粟裕率军攻占了黄桥和姜堰,并击退了数万兵力的包围,国民党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溺死在八尺沟。国民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一共阵亡了10个师级以上的高级军官,分别是两个集团司令和八个军长。此役就打死了国民党的一个中将军长和一个中将旅长。黄桥被新四军占领,不过很快便被国军攻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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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10月19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朱德和彭德怀,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一个月,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开赴黄河以北。同时,何白二人密令汤恩伯、李品仙以及顾祝同准备向新四军进攻——这是对之前新四军在黄桥的军事打击进行报复。

11月9日,朱德发出电令,只同意将长江以南的新四军移到江北。国民党军令部迅速反应,在何应钦、白崇禧的示意下拟呈《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于11月14日上报蒋介石,要求批准执行。客观来看,此前国共双方军事上虽有许多摩擦,但都仅限于局部,影响有限。

而《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要用武力解决遍及黄河以南的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和浙江几省交界地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等于发动大规模的“剿共”战争,这不仅有碍抗战,也很难实现。因此,军令部的呈文到后,蒋介石一直拖着不签。

蒋介石的目标很明确,把八路军和新四军驱赶到黄河以北的冀察两省,限制共产党的军事扩张即可。采取军事手段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并非他此时想达到的目的。

中共方面却得陇望蜀。1940年11月下旬,经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建议,毛泽东批准,华中指挥部实施对苏北曹甸的战斗,力图一鼓作气解决韩德勤在在苏北的力量。11月29日,曹甸战役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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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担心曹甸一战会给新四军总部带来不利影响,当天就请示中央:“苏北动作能否延至我安全北渡之后?”毛泽东复电说:“苏北动作无关大局。顾祝同可能会叫几下,你们敷衍一二。北渡是让他们一步,以大局观,蒋、顾不会为难你们。现在开始分批北移,十二月底移完不算太迟。”

三天后,国民党军令部作出激烈反应,要求汤恩伯部迅速东进增援曹甸。何应钦则进一步批示:“可令汤恩伯东进,但仍恐缓不济急。故对在江南之新四军不准由镇江北渡,只准由江南原地北渡。或另予规定路线,以免该部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若江北共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4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将何应钦的意见写为正式呈文报与蒋介石,蒋当即批复照办。曹甸战役中,参战的新四军因伤亡过大,被迫提前撤出。受此影响最大的,是江南新四军军部,因为自此之后,新四军不能再走东线,经苏南北移变得困难重重。但毛泽东在分析了各种情报后判断,如果让新四军继续逗留皖南,危险会更大。因此,他坚决主张部队迅速北移,并力主兵分两路,冒险经苏南北渡。

然而,将帅失和延误了北移的时机。叶挺和项英长期不和在新四军中几乎是公开的秘密。

新四军的前身是项英、陈毅领导的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作为中共六大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军委新四军军分会书记,同时兼任新四军唯一的副军长。在实行党委负责制的新四军军中,项英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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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作为国共两党商定的新四军军长人选、非党军事干部叶挺,在新四军里的地位则有些尴尬,党内的重要报告他不能听,无法参与党委的决策,中央的重要文件也不能看,他作出的决定没有项英点头是无效的。日积月累,叶挺和项英的矛盾不可避免地产生了。

正如陈毅回忆说:“项英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到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项英不仅在军事上不尊重叶挺,在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上,对叶挺也颇多微词。叶挺到部队视察时,喜欢以马代步,带的副官、参谋、卫士等随行人员也比较多,前呼后拥一大帮。

项英到部队去则习惯于轻车简从,所以他认为叶挺是摆官架子,不符合红军官兵一致的作风。叶挺仪表堂堂,穿着整洁,平时不是穿黄呢将军服,就是穿皮夹克、西装等便衣,很少穿新四军的深灰色制式军装。项英则剃光头,无论冬夏,新四军制式军装不下身,隆冬时节也只穿一件旧棉大衣。

叶挺单独吃小灶,还从广东带来一个厨师。叶挺酷爱摄影,闲暇时,常挎上一架从国外带回的德国产相机拍摄驻地附近的风光。国内外人士来访时,他也总爱拍些照片以作纪念。他的交际活动较多,常叫厨师做些广东客家名菜,邀请各界朋友一起聚餐。项英也被邀去吃过一两次,但后来感到“不妥”,就再也没去过。他认为这不是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生活作风,他还是提醒其他人尽量少去,军部里的人就渐渐和叶挺疏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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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叶挺是个自尊心极强、性格极倔强的人。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不服李立三和王明的压制,曾愤然脱党出走。项英一看到叶挺,就用有色眼镜看他:“他对党对革命还能忠诚吗?”“他能接受党的领导吗?”这些想法,中共中央领导人起初也有过,项英也知道毛泽东、党中央开始对叶挺并不信任,可是经过面谈和一段时间的观察,中共中央对叶挺已经完全信任。

而项英的思想一直没有转过弯来,一直把叶挺作为统战对象来看待。所以在新四军中出现了军长的命令,需要副军长批准的怪现象。为此,叶挺忍无可忍,曾于1938年两次离开军部出走,后经劝解回来。周恩来还亲赴新四军军部调解叶、项矛盾。

毛泽东曾多次致电项英,提醒他“对新四军的政治领导不能改变,但应尊重叶挺的地位和作用”,“军事指挥交由叶挺来办”,“在新四军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挺的正确态度”,“请始终保持与叶挺同志的良好关系”。

多方调解下,叶项的抵牾有所缓解。然而,根本性的分歧没有消除,并出现在了皖南事变爆发前夕。

其实,中共中央早已确定了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指导思想。对此,项英从一开始就不积极,犹豫不决。出于对军部安全的关心,中央屡次致电项英,提出“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陈毅、粟裕等同志也纷纷给项英发电报、写信,劝他早下决心,争取主动,尽快把军部迁往江北或苏南。但由于项英长期从事游击战争,害怕东进、北上深入敌后无山地依托,难以生存发展,一直下不了移动决心。他给中央发了许多很长的电报,一再强调移动有困难,有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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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则认为,中央立足全局提出的军部转移要求,及时而重要,应当坚决执行,不应从中作梗。他向项英明确表示:他理解党中央的意图,拥护党中央的指示。但叶挺也清楚,自己一个党外人士的意见算得了什么?他抱定这样的态度:自己有意见要说明白,项英听不听,那是他的事,他有决定权。

直到1940年12月,形势已万分紧急,毛泽东也再三催促,可项英仍顾虑重重,对北移不置可否。

情势危急,新四军决定冒险南下

12月9日,蒋介石发电:“限令黄河以南八路军新四军,至1940年12月31日前必须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长江以南新四军限于1940年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并于1941年1月31日前撤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曹甸战役炮火连天,蒋介石给顾祝同发出特急电报:

察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德勤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由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行规定路线。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期限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

12月16日,曹甸战役因八路军、新四军无法取胜而草草收场。

受此鼓舞,国民党军方领导人想在军事上彻底解决中共威胁的愿望愈发强烈。何应钦直接上书蒋介石,要求第三战区应准备“立即将江南新四军予以解决”。胡宗南干脆拟定了进攻中共“首都”延安的作战计划,并密电蒋介石,要求蒋乘正面敌情“甚和缓”之机,“调整战略配置”,增调部队到陕甘,以“应付非常事变”。白崇禧扬言:“此次对于军事已有把握,不至再败”,并力主由第三战区和皖北桂系军对皖南新四军实施南北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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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抗日大局的需要,蒋介石对军事将领的种种要求,坚不松口。他的基本方针是:“一面则准备军事,一面则仍主政治方法解决,不使全面破裂。”问题是,手令既下,时限既定,已成骑虎之势。批准了军令部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就意味着国民党军必定会对黄河以南抗命不遵的中共军队展开行动,届时国共之间难免会出现全面破裂的危险。

事实上,蒋介石敢于批准军令部的计划,很大程度是基于对苏联政策的估计。在他看来,中共的态度受苏联的影响很大。而苏联与日本此时关系紧张,对国民政府则态度友善,他相信,即使发生战事,至少“中共当不致扩大叛变”。但他毕竟没有十成的把握,为此,他不得不尽力限制冲突烈度,以便在万一必须驱赶中共军队的情况下避免破裂两党关系。因此,他绝不同意胡宗南的陕北作战计划,坚持其他地方必须暂取守势,且希望实施《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时,能把战事局限在“中央提示案”所规定的部队移动范围之内,以便师出有名。

计划批准后,见新四军仍无按期北移的决心,蒋介石明显感觉事情会闹大。12月25日,他专门召见了中共代表周恩来,以“极感情的神情”向周透露了他的担心,告诉周说:“你们一定要照那个办法开到河北,不然我无法命令部下。苏北事情闹大了,现在谁听说了都反对你们。他们很愤慨,我的话他们都不听了。”他暗示周,再不听令怕难免一战,并说:“我也不愿意内战,不愿意自相残杀,问题是新四军如果非留在江北不可,大家都是革命的,冲突决难避免,我敢断言,你们必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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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经蒋批准后,顾祝同于12月20日密令所部,分途向皖南新四军驻地集结包围,构筑碉堡,只待蒋一声令下,便“彻底肃清匪巢”。

然而,对北移路线中共内部一直争论不休,没有明确方案。蒋介石的意思是新四军原地直接北渡,顾祝同也让李品仙做出了放行的姿态,一定程度上解除了中共的顾虑。毛泽东在27日的电报中肯定了直接北渡的方案,只是提醒叶项“仍需对桂军戒备,以防袭击”。

但人在重庆的周恩来对此并不乐观。在给中央的电报中,他称“李品仙已在布置袭击我的阴谋”。据党史专家杨奎松分析,这个论断源于12月25日周恩来得到的一份第二十一集团军关于分区清剿计划的情报。事实上,这一计划只是为了防止新四军北渡后不依照命令北上,“延留滋扰”而设计的。但周恩来不敢掉以轻心,他坚持最好分批走苏南北渡,这与叶挺的方案不谋而合。

然而,走东线北移,即经苏南北渡是国民党明令禁止的。因为中共之前打了曹甸,新四军也有小股部队参战,恼羞成怒的国民党为防新四军借北移之名,再行攻打曹甸之实,早就派两个师把守了东去的道路。

形势千钧一发,中共却并未察觉。12月28日,项英主持召开新四军扩大会议,决定冒险南下,绕开52和108师,迂回到天目山,再到溧阳,待机北渡。会后,项英将这一方案电告中央。1941年1月3日,中共中央在收到项英的电报后当即由毛泽东起草复项英电:“你们全部坚决开苏南,并立即出动,是完全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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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中央的复电,项英、叶挺于1月4日率军南下茂林,按照上述方案行动。可惜,国民党第三战区在茂林的包围圈已经形成,顾祝同等调动部队的初衷是:如果新四军不遵命令北移便进攻云岭的新四军军部。没想到新四军出其不意走南线,误打误撞地钻进了国军的口袋里。叶挺和项英错误估计“现彼方军队正调动,布置尚未完毕”,想趁其不备急行军突进。悲剧已无可避免。

皖南事变爆发,叶挺被捕,项英喋血

1月4日夜,新四军9000余人,编成三个纵队,分三路开进。6日前进到茂林地区时,与国民党的第四十师遭遇。叶挺主张付出一些代价突破在前堵截的星潭敌军防线,项英一直犹豫不决。在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新四军领导层为讨论是否攻打星潭的会议一直从下午3时开到夜间10时,长达7个小时,得不出结论,失去了突围的最后时机。

这就是皖南事变中令人惊诧的“七小时紧急会议”。叶挺忍无可忍,气愤地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说:“现在我们陷入了重重包围,不打一场恶仗不花一些代价,是冲不出包围圈的。时间就是胜利。不能总是犹豫不定,总是没有决心。你们的意见到底怎么样?请快说出来。我的态度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现在请项副军长作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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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顾祝同与上官云相下令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8万多人向新四军发起总攻。项英曾数次发报给延安,要中央向国民党交涉停火,但毛泽东并无相关回应。1月9日,刘少奇给毛发电问起项英的情况,毛回电说他什么也不知道。

最终,项英没有同意叶挺的主张,决定部队由原路折回,改向西南前进,使已取得一线转机的新四军陷入绝境。10日,新四军总部向毛报告:“支持四个昼夜的自卫战斗,今已濒绝境,干部全部均已准备牺牲。”“请以党中央及周恩来名义,速向蒋、顾交涉,以不惜全面破裂威胁,要顾撤围,或可挽救。”12日,毛要周恩来“向国民党提出严重交涉,即日撤围”。

忽必烈跨海东征日本入侵日本为何失败?

2016-06-28 23:05:19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忽必烈入侵日本为何失败?忽必烈向高丽人提出的或许是最苛烦的要求,是协助他与日本建立联系。

在长达四个世纪的历史时期内,日本岛国的大部分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与中国完全隔绝的状态。

由于9世纪中叶佛教在中国遭受迫害,日本与中国逐渐疏离,直至最后决定几乎完全切断与中国的贸易和文化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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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忽必烈来说,如果能与日本重建朝贡关系,就能在汉人心目中树立自己的高大形象,这将是其他任何方法都无法比拟的。

正是这种急于博取汉人赞赏的心态,促使他决定一定要与这个日出之国建立联系。但直到那时为止,蒙古将领还从未参加过海战。

而此时忽必烈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要跨海降伏这个岛国。虽然他并没有打算发起一场海战,但是他降伏日本的计划最终导致了悲惨的结局。

高丽人不喜欢日本人,但是他们并不热衷在忽必烈控制日本的计划中担当中介的角色。

自从1223年以来,高丽沿海地区就一直遭受着被称为“倭寇”的日本海盗的袭击和抢掠。

日本海盗利用高丽遭受蒙古入侵而无暇防备的机会,大肆侵扰高丽的沿海地区,直至1263年。

但是高丽王室认识到,日本海盗的行为并不是由日本政府或者日本军事政权支持或认可的,因而没有对日本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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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仅仅派遣使者抗议日本海盗的袭击。一旦日本海盗获悉蒙古人已经征服了高丽,而朝鲜半岛战事已消除,他们便停止了袭击。

因此,高丽人并无特别的兴趣帮助蒙古人与日本建立联系。

然而,忽必烈另有想法。在1266年的秋天,他派遣使节向日本人通报了新朝在中国建立的消息,并请他们向新皇帝进贡。

高丽人负责帮助使团横渡海峡。负责接待忽必烈使团的高丽人试图劝阻他们执行使命。

并警告他们说,日本列岛附近的海面风急浪高,气候恶劣,异常危险。

事实上,高丽人根本不想被卷入蒙古和日本的关系之中。

高丽人的恫吓终于奏效,蒙古使者对充满危险的赴日旅程感到气馁,于是匆匆返回中国。

他们的报告激怒了忽必烈,他也认为高丽人不值得信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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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67年的夏天,他给高丽王廷写了一封措词严厉的信,斥责他的“属民”不仅不协助他的使节。

反而阻挠他们前往日本。他决心排除高丽人的干扰,再做尝试。

1268年,他再次派遣使团前往日本,这一次高丽人比较合作。特使中包括一位礼部官员和一位兵部官员。忽必烈指示他们向日本人通告他已经登基的消息,并向他们表明,日本应该向他称臣纳贡。

日本人并不欢迎蒙古使团,他们的行动正好为在政策上一意孤行的忽必烈提供了进攻日本的借口。

位于京都的日本皇室实际上非常软弱无力,真正的权力掌握在镰仓幕府手中。

幕府里,幕府执权北条时宗是最终的决策者,而他并不打算顺服蒙古。

自恃拥有骁勇善战的武士阶层,凭借偏居大洋、易守难攻的日本列岛,他和他的前任执权北条政村一样,断然拒绝了蒙古使者的建议。

忽必烈在信函中曾提到日本天皇是一个“小国国君”。在初步讨论了应该如何回复忽必烈这封信之后,幕府决定干脆直接把蒙古使者遣送回国,连只言片语也不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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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朝廷官员已经起草了一封和解信并抄寄了一份给幕府请求批准,但幕府执权没有批准寄出公函。

忽必烈并不为日本政府的反应所动,在1271年初再次派遣使团带着同样的信息赴日。

负责护送蒙古使节的高丽人秘密地警告日本人,他们将面临蒙古人的军事威胁。

可是日本人再次拒绝蒙古使节进入王廷。在返国途中,蒙古使节抓住了两个日本渔民,把他们带回中国。

忽必烈热情款待了日本渔民,命令他们请求他们的统治者对中国皇帝和蒙古大汗表示适当的尊敬,尽快派遣使者前来进贡。

然后他派人护送他们经高丽返国。可是,日本方面对忽必烈释放被扣留的日本渔民没有任何反应。

此时,忽必烈确实已被日本人的“傲慢”弄得茫然失措,心烦意乱。他决不允许他们一直这样公然蔑视他,反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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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双重角色,无论是作为蒙古大汗还是作为中国皇帝,都不能容忍被一个小国如此羞辱。

蒙古风俗要求适当招待外国使节,而中国传统则要求所有国家接受中国皇帝为天下共主。

这样明晰的天命意味着,忽必烈不能继续容忍他的使节在日本受到怠慢。

然而,在决定动武之前,他再一次派遣使节到达日本。

他选派的特使赵良弼于1272年春出发,并于同年的10月在九州岛东岸的今津町登陆。

当他觐见日本天皇的要求被粗鲁地拒绝后,他发出了最后通牒:日本天皇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对忽必烈的信函作出反应。

日本天皇愿意对蒙古作出一个平和的模棱两可的回答,但幕府拒绝任何妥协。

镰仓的武士占了上风,他们把中国特使驱逐出境。幕府的粗暴无礼被描述为“等同于宣战”。

赵良弼于1273年6月返回中国,向忽必烈报告了日本的风土民情,可能还包括防务情况。

赵良弼描述了他在日本受到的羞辱,这深深地激怒了忽必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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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能再耽延,因为耽延只会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

在赵良弼返回前几个月,蒙古人刚刚在襄阳取得了征宋战役的重大胜利,因此忽必烈可以抽调一小部分军队前去征讨日本。

同时,他的对日战役也是他征宋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也是必要的。

日本人一直积极地与忽必烈的夙敌南宋开展贸易活动。

击败日本人,他便能切断两个劲敌之间的联系,从而削弱南宋。

忽必烈的征日准备工作已经进行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了。

他命令高丽人制造船只,运送他的军队横跨日本海,从日本列岛的最南端发起攻击。

1274年11月,他派遣了一支由蒙古人、汉人、女真人组成的一万五千人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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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六千至八千名满心不悦的高丽士兵,由大约七千名高丽水手引导,从合浦出发开往日本。

蒙古军分乘三百艘大船和四百到五百艘小船,首先在对马岛和壹岐岛登陆,轻易地荡平了驻守在那里的日军。

但是,忽必烈派往日本的军队无论规模上还是实力上都不足以彻底扫平日本列岛。他肯定低估了日本人的抵抗能力。

最关键的战斗自然将在九州进行。虽然日本人知道蒙古大军正在开过来,但是他们的准备工作做得还很粗略。

他们的经济状况无法在九州维持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他们也没有一个政治统一和中央集权的政权去组织一支强大的军队投入战斗。

他们根本无法对付蒙古人的远程武器,包括十字弓和各种各样的弹射器。

他们的指挥官缺乏实战经验,与身经百战的蒙古统帅无法相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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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军队长于肉搏,但是蒙古军队习惯于以组织严密的小组为单位集体作战,这种战术是日本人所不熟悉的。

所以,当蒙古军于11月19日在九州东岸的博多登陆时,日本人处于绝对的劣势。

蒙古军在进军之前鼓乐齐鸣,其战阵和攻击方法使得日本人毫无招架之力。

第一晚的战斗就使日本军队遭受了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他们的残兵败将更是不堪一击。

溃败看来是在所难免了,那天晚上,唯一使他们大难不死的是无边的黑暗。

但大自然为日本人提供了更好的保护。就在同一天晚上,海面突然起了风暴。

高丽水手马上对蒙古将领说,他们必须回到船上,把船开往海上,直到风暴消退。

否则,他们的船只就会与岸边的岩石相撞而沉没,那样,他们将失去唯一的撤退工具。

蒙古人勉强同意了,并开始从博多撤退。一些日本人追击并杀死了一些正在撤退的蒙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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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天晚上蒙古兵遭受的大多数伤亡都发生在海上。狂风、巨浪和礁石把几百艘船只击成了碎片。

根据一些记载,蒙古军有一万三千人因此丧生。日本人因这场风暴而大难不死。

蒙古人的远征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结束,残余的蒙古军驶回了老家,向忽必烈报告了这次惨败。

由于大汗正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征服南宋的战役中,他无法腾出手来立即向日本人复仇。

相反,1275年忽必烈又向日本派遣了一个使团,由杜世忠和何文着带领,要求日本称臣,以免再度兴师入侵日本。

日本当局正因为最近的军事胜利而趾高气扬,并相信他们的神拯救了他们。

于是把不幸的使节处死,进一步加深了与中国王朝的嫌隙。

对蒙古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种行径更可恨的了。忽必烈决不能允许这样一种暴行逃过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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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直到好几年后他才腾出手来再次兴兵讨伐日本。

13世纪70年代中叶,忽必烈已经平定了高丽,甚至把他们变成了征日战役中的帮手,尽管高丽人并不情愿这样做。

但他无法以同样的手法降伏日本人。他在别处有更多需要操心的事情,特别是对他的帝国领土完整的现实威胁。

中亚向他的政治权威提出了更加严重的挑战。他必须首先解决那个地区的问题,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日本人。

古今奇谈:历史上唯一侠客出身的皇帝是谁

2016-06-28 23:05:26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印象中的宋朝是一个文人统治的帝国。然而这个帝国的开创者却是一位职业军官,他的名字叫赵匡胤。在成为职业军官之前,赵匡胤闯荡江湖,行侠仗义,是一位不折不扣的武侠。他大概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侠客出身的皇帝。

传说赵匡胤武艺高强。江湖第一武术门派少林寺,其最经典的少林长拳,据说就是赵匡胤所创。 少林长拳全称“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亦称“太祖拳”。在结束游侠生涯、成为一名职业军官后,赵匡胤为了训练士卒,总结平生武学,综合士卒在战场上真拼实杀的格斗经验,编制成了三十二势拳法。后来赵匡胤发迹变泰,成了宋朝的开国皇帝。昔日士卒自觉身价陡增,于是在民间传授赵匡胤三十二势拳法,并名之曰“宋太祖三十二势长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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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初少林寺住持福居禅师为振兴少林拳法,曾邀当时全国十八家武林高手入寺切磋技艺,宋太祖长拳便是十八家之一。后福居禅师综合诸家之长汇成《少林拳谱》,这也是少林拳法的起源。 21岁那年,赵匡胤告别结婚三年的娇妻贺氏,孤身一人闯荡江湖。这一年是公元948年。 就在前一年,北方的契丹攻入大晋的都城开封,俘虏了后晋的皇帝石重贵。后晋因此灭亡,而契丹在开封改国号为“辽”。

与此同时,原后晋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国号汉,刘知远就是后汉高祖。后来契丹国主耶律德光纵兵抢掠,结果被中原民众赶出了开封。刘知远乘机出兵攻占了洛阳、开封。 赵匡胤离开家乡时,刘知远已经去世,皇位传给了儿子刘承佑。 赵匡胤的家就在当时的都城开封。赵匡胤的父亲赵弘殷,便是后汉朝廷的一名禁军将校。 在那样王朝更替司空见惯、战乱之中民众朝不保夕的年代,倒是军人的家庭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他们有充足的军饷。相比被任意蹂躏抢掠的平头百姓,军人的生命和生活反而是最有保障的。因此,当时有出息的男子都去从军,而有眼光的女子则希望能够嫁给一位强壮的年轻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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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弘殷年轻时也曾走投无路,四处游荡。后来来到洛阳郊外的杜家庄,遭遇大雪,赵弘殷躲在杜家庄门前。杜家庄庄主平日豪侠好客,因此仆人见到一位壮汉落难杜家庄,便请他进屋,好生招待。不久杜家庄庄主看中了赵弘殷,就把一个女儿嫁给了他。赵弘殷因此成了杜家的第四个女婿,后来与杜小姐生下三男三女。长子赵匡济夭折,另外两个儿子就是赵匡胤和赵匡义,宋朝的太祖和太宗。

据说杜家庄前曾经有一个小池塘叫做双龙潭,预示着两位皇帝的降临。 赵匡胤出生在这样一个军官之家,所以后人很难理解他为什么要在21岁时离开父母,四处游荡。 有人认为,当时赵弘殷事业不济,很难帮儿子安排一个合适的职位。或许根据多年的经验,赵弘殷深知,如果让儿子在禁军中从普通士卒起步,将来是不会有什么前途的。与其如此,不如让儿子去拜访各路军阀,机遇凑巧的话,或许能得到一份更加适合的差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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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有一篇叫《赵太祖飞龙记》的话本小说却告诉我们,赵匡胤是一个难以管教的淘气鬼,一点也不听父母的话。父母让赵匡胤进私塾读书,赵匡胤却不用心学习。他混迹于街头那些不务正业的不良少年中,经常做出越轨的举动,甚至发生触犯刑律的事件,最后发展到赵弘殷要和他断绝父子关系的程度。 这虽然是话本小说的记载,但非常符合离家出走的常理,就像《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大都是被逼杀人“犯罪”后闯荡江湖的。

与赵匡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赵匡胤的弟弟赵匡义,他总是像大人一样一本正经,如父母亲期待的那样认真学习,刻苦读书。 赵匡胤体格魁梧,身体强壮,为人豁达大度,气概非凡。更重要的是,武艺高强。 自从赵匡胤离开家乡四处闯荡,江湖上便多了一位侠客。他的故事一直在江湖上流传,很多事迹和传说在当时被编为说话和戏曲。 《赵太祖飞龙记》就是其中着名的一部。 宋朝的开封、杭州等都市中,有一些叫做瓦子的娱乐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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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里,并排建造着许多大大小小专供演戏、说唱的小屋,表演说话、舞蹈、歌曲、戏剧等等,一天到晚,热闹非凡。 从北宋中期起,说话的内容除了《三国志》、五代风土人情之外,还表演名人故事。到了南宋,又出现了有关婚姻爱情、神仙鬼怪、公案传奇、英雄豪杰等各类说话。这些说话的底本,以后就发展、扩充成《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小说。流传到今天的宋元时期话本还有不少,《新编五代史平话》、《京本通俗小说》等就是其中几种着名的话本集。

可惜的是,当时讲述赵匡胤传奇故事的《赵太祖飞龙记》已经失传。其实《赵太祖飞龙记》在当时很受老百姓欢迎,明代初期有一本写朝鲜人的汉语教科书叫做《朴通事谚解》,书中就有这样一段对话: 我去部前买书去了。

买了《赵太祖飞龙记》和《唐三藏西游记》。 除了《赵太祖飞龙记》之外,还有一部讲述赵匡胤行侠仗义的短篇话本,叫做《赵太祖千里送京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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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青年赵匡胤,力敌万人,是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好管闲事的侠客。由于在开封闯下大祸,触犯王法,被迫从都城远逃他乡。 一路上赵匡胤继续惩治各地恶棍。当他来到山西太原时,遇到了叔叔赵景清。当时赵景清在本地一座叫清油观的道观中出家当道士,于是赵匡胤在那里停留下来。

一次偶然看见道观中一座紧闭着的殿房里,有一个美丽的少女。一打听,原来这位少女是蒲州人,被强盗抢到这里。侠义心肠的赵匡胤听了这位少女的悲惨遭遇,毅然决定把她送还家里。途中遭到抢夺姑娘的那伙强盗的袭击,但大侠赵匡胤将之一一击退,最后终于平安地将姑娘送回家乡。 姑娘的父母亲喜出望外,热情地款待了赵匡胤,希望他长久地留在那里,并表示要把女儿嫁给他。但赵匡胤毅然拒绝,当即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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姑娘的父母亲未能如愿,十分纳闷:一个少男与一个少女同行千余里,两人的关系理应十分密切,可这个青年却抛弃自己的女儿,自顾自地走了,这是一个多么无情无义的人!于是责问女儿,要她如实说出和这个青年的关系。女儿反复说明赵匡胤是一个正直纯洁的青年,属于柳下惠式的正人君子,父母却始终不肯相信。姑娘感到十分悲痛,为了表示她与赵匡胤之间的关系洁白无瑕,便投井自杀了。

有一位日本的学者认为,这篇话本的中心意思是说明,宋朝虽然在很多方面不及汉、唐,但其君主在不贪女色这一点上却大大胜过汉、唐。 小说、戏曲中出现的青年赵匡胤,是手持棍棒、叱咤风云的一代豪杰,常常与一帮出身高贵却又市井无赖的人结义为兄弟。一般人会认为这或许只是曲艺作家虚构的艺术形象。

但出乎意料的是,有历史学家研究认为,赵匡胤的真实形象可能和这些话本描绘的相距不远。因为即使在当了皇帝以后,赵匡胤仍然保留了很多游侠特有的豪爽习性,比如经常是大碗喝酒,喜欢在酒宴上决定国家大事,并且特别喜爱独自一人微服私行。

韦氏原是郑皇后宫中的普通侍女,后来结拜姐妹乔氏得到宠幸,封为贵妃,向徽宗推荐韦氏,韦氏因而受到临幸。金人索取徽宗之子赴金为人质时,韦氏之子康王赵构自愿前往,徽宗遂封韦氏为龙德宫贤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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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6年靖康之难时,与徽、钦二宗及六宫后妃、皇族等人同时被金人迁往北方。1128年八月抵上京。韦贤妃以下300余人入浣衣院,所谓“浣衣院”,当然不是我们想像中的洗衣服的场所,而是金国特设的佳丽储备所,供金国帝王贵族们随时玩乐。史载,与韦贤妃一同被送到浣衣院的朱风英、赵嬛嬛两位帝姬,因姿色出众,第二天就被奸污,其他沦入浣衣院女性的悲惨命运可想而知。

不久赵构在南京登基为帝,其母韦贤妃又转送五国城,与徽宗关押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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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高宗赵构即位后,韦贤妃被遥尊为“宣和皇后”。天会十三年四月,宋徽宗病死于五国城。

1141 二月,金熙宗为改善与南宋的关系,将死去的徽宗追封为天水郡王,将钦宗封为天水郡公,以示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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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南宋朝廷解除了岳飞、韩世忠等大将的兵权,为《绍兴和议》做好了准备。十二月末除夕夜,南宋朝廷杀岳飞,据《宋史》载是为了满足完颜宗弼议和所设前提。

绍兴十二年三月,宋金《绍兴和议》彻底完成所有手续,根据约定,高宗生母韦贤妃同徽宗棺椁归宋。离行时,宋钦宗披头散发死命的挽住她座下的车轮,请她转告高宗,若能回去,他只要当个太乙宫主就满足了。韦贤妃哭着说,如果你不回来,我宁愿眼睛瞎掉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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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八月韦氏十到达临安,知道儿子对皇位的隐忧,再不敢重提当日对钦宗的许诺。晚年患有目疾,1159年去世,享年八十岁。也有记载为90岁终,当时民间谣言太后给金人生了很多野种,高宗为平息谣言把太后年龄增长1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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