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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牛!他八句话让皇帝终于明白了谁是奸臣_中国

他牛!他八句话让皇帝终于明白了谁是奸臣

2016-06-28 23:05:20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汉元帝时,中国出了一位超级算命先生,也是一位学者,名叫京房。

京房,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京房在占卜方面有很高的悟性,他先前那套占卜之法进行了一番大刀阔斧的改造,创造性地总结出一套五行、干支运算法则,把易占从一门哲学变成一门数学,极大地降低了易占的门槛,普通百姓也很容易接受,从而开创了今文《易》学之“京氏学”,令人耳目一新,故驰名于中国学术史。

除了占卜,京房还善于观察天象,并巧妙地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从而制造影响、忽悠皇帝,达到干政的目的。汉元帝初元四年,三十三岁的京房开始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蚀,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京房趁此机会,“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悦之”。通过讲灾变,京房很快就获得了元帝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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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帝刘奭“柔仁好儒”,身体也不好,不能经常上朝理事,熟稔事务、精通法律、精明能干,又善于揣摩元帝的心意的宦官石显很快受到元帝赏识,后被提拔为中书令,掌握机要文献。石显的权力欲望很强,为此,他排除异己,逼死肖望之,气死周堪,害死张猛,免掉刘向,笼络党羽,把持朝政,左右皇帝,“中书令石显颛权”,一时间西汉王朝成了石显的天下,而元帝却把石显当成大大的忠臣。

一天,元帝请京房吃饭,京房趁机向元帝提出一连串发问,做了一次深入透彻的进谏。京房问元帝:“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危亡?任用的又是什么人?”元帝回答说:“国君不贤明,任用的人又花言巧语巴结奉承。”京房问:“知道他们是那样而又用他们,莫非认为是贤才?”

元帝说:“大概当时认为他们是贤才啰!”京房又问:“现在根据什么知道他们不是有道德有才能的呢?”元帝说:“根据那个时代的混乱和国君的危亡而知道的。”京房又问:“像这样,任用贤人时政治一定清明,任用不正派的人政治一定混乱,这是必然的道理了。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不觉醒而改求贤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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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上说:“面临危亡的国君自己都以为自己的臣子就是贤臣,假如都能觉醒,天下怎么会有危亡的国君呢?”京房又问:“齐桓公、秦二世一定听说过这两个危亡之君,并且讥笑过他们,但是自己却任用竖刁、赵高,政治一天天混乱,盗贼满山,为什么不以周幽王、周厉王来估量一下自己而觉醒呢?”

元帝说:“只有有道德的人才能凭借往事推知未来啊!”京房这时干脆脱下帽子叩头又问:“陛下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倒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草木春凋秋荣,陨霜不败,水旱螟虫,人民饥饿,盗贼不止,刑人满市,陛下看今天的政治是清明还是混乱呢?”皇上说:“混乱到极点了。”京房又问:“现在任用的人是什么人?”元帝说:“然而今天的灾异及政治比往日还是好一些,再说,也不是由任用的人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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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话问到这里,元帝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京房一连串问话的意思,只是碍于面子,不想承认自己所用非人而已。过了好一会儿,元帝故作糊涂地问:“今日作乱的是谁呀?”京房回答说:“明君应当自己知道是谁。”元帝问:“如果知道是谁,又为什么用他呢?”京房说:“陛下最信任的,参与运筹帷幄决定国家大事的士,就是这种人了。”很明显,京房指的就是石显,元帝也知道京房指的谁,于是对京房说:“我现在已经明白了。”

元帝虽然明白了石显是奸臣,但又离不开他,故对石显一直纵容不管,信任石显一如既往。其实,京房也不是善类,为了干政,他一直想找机会扳倒石显,借元帝之手除掉他。不料,强中更有强中手,京房没除掉政敌,自己就先被政敌给收拾了。后来,石显等人撺掇元帝派京房外出,去做魏郡太守,实际就是将他排挤出政权中心。京房离开长安后,石显借机罗织罪名,先将其召回关进监狱,后将其杀害,年仅四十一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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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房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又善于占卜,却没能算准自己的死期,成了一个历史笑柄。京房早年跟老师焦延寿学习易占,焦延寿见其野心勃勃,早就察觉出京房将来会以易干政,免不了为此丢掉性命,曾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结果一语说中,看来姜还是老的辣。

在大汉朝,出了一个神仙一般的女相师,名叫许负。所相之人,所言之事,无不应验。

据说,许负出生之时,手握美玉,而玉上隐隐可见八卦显现。可见,许负天生就是干这事儿的。她很小的时候,周围街坊邻居听说老许家出了个握玉而生的孩子,就都跑过来看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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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许负对着某些人哭,又对着某些人笑。后来有人一总结,被许负哭过的,都倒了大霉;而被许负笑过的,都走了好运。以至于后来,大家见了许负都远远地躲着,生怕被她给哭倒霉了。

许负第一次在历史上真正亮相,是给魏王豹的女人薄姬相面。其实,也不是单给薄姬相面,而是给魏王豹的所有女人相面。但看了一圈,她指着薄姬说,此女生的儿子以后当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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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值秦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逐鹿。魏王豹实力不大不小,正跟着刘邦混。听了许负一席话后,他顿时自信心爆棚,抱着薄姬亲了几口之后,就去干两件事了:一是赶紧跟薄姬造人,二是脱离刘邦,单干。

由于实力问题,反水后的魏王豹很快就被刘邦给干掉了,干得老惨了。他死前,一定觉得许负忽悠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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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且慢——魏王豹死后,刘邦把他的女人们浏览了一遍,单单看上了薄姬,就把他接收了。

很快,薄姬就怀孕了,而刘邦也对她失去兴趣了,把她冷落了,此后再没碰过她。

然后,薄姬生了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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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吕后掌权,大肆报复当年受到刘邦宠爱的女人。比如倒霉的戚夫人,被祸害成了人彘,她的儿子赵王如意也被毒杀。

可是薄姬完全没有这个顾虑,因为吕后一直跟她同病相怜。正因为如此,她和她的儿子都保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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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吕后死了,周勃等老臣发动宫廷政变,干掉了小皇帝和吕氏势力,迎来了新皇帝。而这个新皇帝,就是薄姬的儿子:汉文帝刘恒。薄姬舒舒服服地当起了皇太后。

怎么样?许负一点都没有看错。

许负在历史上第二次亮相,是在汉文帝时期,给文帝的宠臣邓通,以及周勃的儿子——大将周亚夫,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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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给邓通的断语是:饿死,她给周亚夫的断语,也是:饿死,但在饿死之前会封侯。

大唐睢阳保卫战,靠吃人肉坚守半年多城池

2016-06-28 23:05:22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安史之乱,让一个强大的唐帝国瞬间由盛转衰。以前主动出击的唐帝国,变成一个只会被动挨打的懦弱政权,曾经诞生过中国历史上最能上阵单挑皇帝的李氏家族,继承者们也更习惯了被叛兵追的东奔西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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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此过程中,唐王朝历史上三次最惨烈的城市保卫战相继发生,今天就先说说睢阳保卫战。

这是一个很多人耳熟能详的故事。

唐肃宗至德元年,张巡撤出雍丘后,率众沿睢阳渠向南撤退,当时他只有马三百匹,兵三千人,退至睢阳与太守许远,及城父县令姚阎合在一起。

之后,他们派部将雷万春、南霁云等领兵北上抗击叛军,并在宁陵北击败杨朝宗,斩叛将20人,杀敌一万余人,投敌尸于睢阳渠中,渠水为之不流。

杨朝宗幸免一死,连夜逃去。这次战后,张巡接到朝廷诏书,被封为主客郎中,兼河南节度副使。此战史称睢阳之战又或睢阳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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睢阳地当睢阳渠要冲,位置非常重要。至德二年,安禄山死后,其子安庆绪派部将尹子琦率同罗、突厥、奚等部族精锐兵力与杨朝宗合,共十几万人,进攻睢阳。

面对强敌,张巡、许远激励将上固守,从早至午,接战20余次,士气不衰。许远自以才能不及张巡,推张巡为主帅,而自己管筹集军粮和战争物资。

张巡任主帅后首先清除了内部叛将田秀荣,然后率军出城主动袭击叛军,将叛军打得大败而逃,并缴获了大批车马牛羊。

张巡把这些战利品都分给了将士,自己分毫不要。这次大捷之后,朝廷拜张巡为御史中丞;许远为待御史;姚訚为吏部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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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757年,唐至德二年,起兵叛唐的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而代之。成为叛军首脑的安庆绪,将其战略重点瞄向了还没遭战火侵蚀的江南半壁河山。

也是,他派遣手下大将尹子琦率同罗、突厥、奚等部族精锐十几万人,进攻江南半壁江山的屏障睢阳。

睢阳太守许远知道自己根本不会指挥作战,于是邀请正在雍丘县屡次挫败叛军的张巡前来支援。

只不过,面对13万叛军,张巡和许远两军相加也不过6千余人。好在,张巡足智多谋,许远保障后勤有方,南霁云、雷万春等将士舍生忘死,取得了一次次作战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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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尹子琦率军达到睢阳城下,自以为凭借人多势众可以一举攻下睢阳。让他想不到的是,虽然他在16天的时间里发起了无数次进攻,有时一天就发动20余次攻击。

结果是,叛军损失2万多人,却没有越雷池半步。损兵折将的尹子奇,只好采取围城的办法,企图迫使城内军民在缺粮少吃的情况下不得不投降。

不过城内军民,没有在叛军的围困面前胆怯,依然坚守城池。张巡更是利用叛军长期钝兵于坚城之下,师老无功的疲惫心态,屡次组织精锐部队进行偷袭和反击。

三月,张巡大犒士卒,然后率军出城直扑叛军核心阵地。自以为兵力强大的叛军并没有将这股小小的唐军放在眼里。

结果交手后发现,这支唐军都将生死置之度外,无不以一当百。叛军在唐军的攻击下溃散而逃,损失战将三十余人,军兵三千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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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惨重的尹子奇,有一个优势,那就是可以随时呼叫援助。连续几次交战,损失了几万人马,没问题,去找安庆绪要。为了能夺得江南半壁江山,安庆绪也是拼了老本,再次调集数万人马给了尹子奇。

让尹子奇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刚刚军力得到补充么几天,张巡就给了他一个当头棒喝。

一夜,叛军突然发现睢阳城内的唐军鸣鼓整队,似乎要准备发起攻击,于是立即开始排兵布阵准备迎战。结果叛军刚刚部署完成,城内又偃旗息鼓,声息皆无。

等叛军解除警备,准备休息的时候,城内再一次开始鼓炮喧天。反复几次,以为这不过是唐军虚张声势,就脱去衣甲营帐睡大觉了。

其实,这不过是张巡的“疲敌之计”,当叛军放松警惕之后,张巡立即派遣南霁云、雷万春等将率领500骑兵突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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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被折腾了一晚上的叛军丝毫没有抵抗,冲入叛军大营的唐军如砍瓜切菜一般被歼5000余人,然后凯旋而回。

屡次被张巡在战场上戏耍的尹子奇,终于聪明了。经过再一次的获取援兵后,尹子奇决定采取最稳妥的笨办法——围城。

与上次围城不同,这次不仅仅是派兵四下围困,更是沿着睢阳城掘下很深的壕沟,并树立很多木栅栏。

希望用这种方式来仿制唐军随时突袭。面对,叛军的围困,张巡等人除了分兵把守外,还找到了一个一劳永逸解决叛军的计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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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计策就是“擒贼先擒王”,希望射杀尹子奇,叛军在群龙无首的状态下,不得不撤军。

只可惜,南霁云一箭射中了尹子奇左眼,却没有要了尹子奇的命。

睢阳之战,已经从最初的城市保卫战,变成了围困战。唐军想要解决这次围困战的办法有二。

一是有足够的粮食,让叛军在长期的消耗中无功而返;一是有援兵,从外围击破叛军的包围,解救睢阳。

可惜,睢阳城原本拥有6万石粮食,足够城中军民能支撑一年。可惜,在战争开始前已经被被分给濮阳、济阳二郡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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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睢阳成为一个缺粮的城市。所以,比双方的物资和粮食消耗,睢阳是无法获胜的。

那么只能去寻求援兵了,张巡先后两次派南霁云突围搬请援兵,结果已经开始有些“拥兵自重”的实力派们都不愿意派兵去救睢阳。

或者说他们更愿意看张巡和尹子奇这两虎相争,以求有机会从中获利。

尤其是,临淮守将贺兰进明,不仅不派援兵,还乘机挖墙脚,想吧能征善战的南霁云收归己用。

不过南霁云不为所动,在贺兰进明的宴会上,南霁云咬断自己的小指,并发誓一旦睢阳城解围必来取贺兰进明的性命。

最终,南霁云在别处借的三千人马。可惜,在回睢阳的途中与叛军一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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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多万叛军面前,南霁云的三千人马瞬间就被淹没,等到进入睢阳城已经剩下不到一半了。

“里无粮台,外无救兵”,睢阳城里的军民剩下的就是对李唐王朝的赤胆忠心,另外就是一个“狠”字。

一面与外面的叛军死战,一面把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吃了。缺粮之时,就用粮食参着树皮、茅草为食。

粮食没了,就开始杀战马,甚至最后连麻雀老鼠也吃完了。

当这些都吃完了,睢阳之战最惨烈也是最富争议的一幕出现了,张巡杀死爱妾,分于士兵,含泪食之,许远也杀死了奴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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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的日子,城内的老弱妇孺纷纷自尽……到了10月底,城中仅剩400余人,而且是早已拿不起武器的活死人,叛军架起云梯攻城,在没有受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睢阳。

张巡、许远、雷万春、南霁云、姚訚等36名将领全部被俘,张巡等35人拒绝尹子奇招降,全部壮烈就义。

靠着这股子狠劲,睢阳城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坚守城池半年之久,斩杀叛军数万,更重要的是巩固了唐王朝江南半壁江山。

红军密史:红军长征为什么能不中敌人埋伏

2016-06-28 23:05:27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在万里长征途中,红军时时受敌重兵围追堵截,却未中过一次埋伏,在国民党军设置的包围圈中都能准确地找到空隙钻出,这主要是依靠电台侦察及时掌握了准确的情报。

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长征期间曾任红三军团长、红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说过:“凭着红军指战员的英勇和出色的侦察工作,才免于全军覆没而到达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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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的先头部队中,有一批侦察兵,抓舌头、化装探路立下了大功,不过这类侦察一般只具有战术价值,很难了解到敌军高层计划和整体部署。在长征途中不间断地侦破国民党的密码,才是红军侦察工作最出色之处。如今,尘封的档案已公之于世,那些隐蔽战线英雄的历史功绩也终于可以大白于天下。

1976年深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同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长罗青长谈起了情报工作说:“《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破获了他们的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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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周恩来便在上海秘密组建无线电人员培训班,并委托苏联帮助训练了一批电台工作人员。苏联的无线电侦破和保密技术,在世界上已处先进之列,中国共产党的无线电通讯工作从建立之初,便体现了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本国人员艰苦奋斗相结合的精神。打入国民党高层和特务机关内的中共中央特科人员,也智取了敌核心部门的一些密码本,不仅以此译出许多重要情报,也掌握了其编码规律。

进入上世纪30年代,中央在苏联和国内培训的电讯人员被分派到各支主力红军中,他们结合学到的技术和获取的敌情,又结合实践刻苦钻研,终于掌握了破译敌人密电码的独特方式。破译成功率几达百分百红军从1931年的第二次反“围剿”开始,便开始截获破译国民党军的电码,使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在指挥第二、第三次反“围剿”时对敌情了如指掌。不过到了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国民党军各部大都在苏区周围相对固定的位置作战,主要靠有线电话指挥,红军便难以全部掌握敌军的指挥和部署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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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开始后,敌我双方的军队都在时时运动之中。由于当时国内没有建立有线电话网,蒋介石对国民党军各军、各师下达命令主要通过无线电报发送。此刻,红军的电码破译活动达到了最高潮,敌军的电令大多数都能截获,破译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例如红四方面军的电台台长宋侃夫,内部外号“本子”,意思是他拿到电台收到的国民党军电码,不用查对密码本,便能心中有数地把它的内容念出来,基本上不会有差错。

在中央红军长征时,负责电讯侦察的军委二局提供的一个个准确情报,帮助中央摆脱了危险。如湘江之战后国民党军在湘西设下口袋阵,一渡赤水后川军以三十多个团在长河南岸准备拦截,过大渡河前敌军在大树堡一带布有重兵等情报,都使毛泽东等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改变前进方向。长征结束后,毛泽东高度评价和赞扬曾希圣和他领导的军委二局说,没有二局,红军长征是不可想象的。有了二局,我们就像打着灯笼走夜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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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隔千里仍能保持接力配合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的半年间,大部队白天行军,电台人员只好收起机器跟随行动,路上无法进行工作。此时,红四方面军的电台还在川陕苏区的固定位置,于是在白天负责截收敌台信号,并将其破译出来。天黑后,一方面军的电台到达宿营地,四方面军的电台马上把截获内容发给一方面军。接着,一方面军的电台在夜间工作,截收国民党军夜间的电报通信。一、四方面军相隔数千里仍保持着接力式的相互配合,才确保了在长征中几乎不间断、无遗漏地截收敌军的全部电报。

后来红四方面军从四川西部长征北上,白天电台停机行军,又是一方面军的电台截收破译敌军电码,再通知四方面军的电台。

当中央红军长征时,红六军团有一部电台,先后由一、四方面军的电台同其保持联络,也能分享到情报。在长江以北活动的红二十五军没有电台,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前,他们同中央联络要靠交通员,走一次需要几个月,沟通信息非常困难。毛泽东到达陕北后,见到由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合编的红十五军团首长徐海东,马上分配给他一部电台,这样各支主力红军都有了电台,都可以保障电讯联系并对敌实施侦察。国民党军从无破译红军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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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征中进行无线电侦破的无名英雄,除了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还有红一方面军的电台台长王铮,红四方面军的宋侃夫、王子纲等人。红四方面军密码破译专家蔡威在长征中带病工作,被担架抬出草地时病逝。总司令部的领导人非常伤感地说:“我们失去了一双宝贵的眼睛。”出于保密需要,直至上世纪80年代,蔡威的福建老家才公布了他的英雄事迹,并把埋在甘肃的遗骸运回家乡隆重安葬。

在红军长征乃至整个中国革命战争中,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内情大都能细致掌握,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行动却基本茫然不知。毛泽东称赞长征时担任军委二局局长的曾希圣说,曾希圣同志是搞“玻璃杯”的,我们和蒋介石打仗,好像玻璃杯里压宝,看得准、赢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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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时期的周恩来与毛泽东

在长征中,国民党军的密码红军能够侦破,红军的密码敌军却从来无法破译。当年红军电台有一条基本要求:“人在密码在,人亡密码亡。”遇到危急关头,首先砸电台毁电码。如中央苏区失陷时、红十军团在怀玉山失败时,机要人员都会毁掉一切机密,直至牺牲也不泄露。国民党军队被红军成师、成旅地消灭时,却一再出现电台连同密码一同被俘获的现象,不少电讯人员受到教育后还参加了红军。

在电讯保密问题上,充分体现出国民党当局的效率低下。1931年4月,中共中央负责保卫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知道了自己的秘书钱壮飞是共产党,而且已破译了他身上的密电码。徐恩曾却害怕蒋介石追究他用人失察,多年间一直和同僚们串通一气,共同隐瞒密电码已被破译一事。蒋介石从在大陆失败一直至1975年病死,都不知道这件事的真相。

向黄崖洞兵工厂进出的日军分别从长治、骆城、黎城抽出。编制上,他们原属第三十六师团,现在配属独混第四旅团。据侦察,该部日军数量接近一个大队,还配备有十一门火炮,所以号称“钢铁大队”。“钢铁大队”自然决不会是“飞行扫荡”,抓一把就走的角色,而是不来便罢,一来就想吃个大的。彭德怀的作战意图是,干脆让外围部队让开一条路,把“钢铁大队”先放进黄崖洞防区,然后由特务团在第一道防线顶两天,第二道防线再顶两天,在山顶再打一天,最后由外围部队对之实施反包围,从而形成内外夹击的有利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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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一年十月八日拂晓,特务团团长欧致富到各营守备区检查战备落实情况。当天下着小雪,整个山野都笼罩着一股凛然肃穆的气氛。侦察员跑来报告,说日军先头部队已迫近南口外一两公里的赤峪村。

欧致富立即下令前沿连队布雷封锁通道,同时撤走吊桥,准备战斗。接到消息时,由武乡、辽县出动的日军也正在对左会村实施合击。左会村原为八路军野战卫生部驻地,其位置在黄崖洞以西,特务团一营配置于西口,为的就是对这一方向进行警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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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在西,一个在南,哪里才是日军主攻方向?彭德怀判断,日军是在声东击西,表面上看是要主攻左会,实质却是指向黄崖洞的南口。他要求特务团不要轻易动用西口的一营。左权亲自赶到黄崖洞,除了将彭德怀的话转告给欧致富外,还特别叮嘱对方:鉴于日军配有十一门火炮,火力较猛,作战时首先要避过日军的炮火袭击,暗堡也万万不可过早暴露。

十月十日下午,日军开始炮击黄崖洞,但奇怪的是,他们不打阵地,不打纵深,却朝通道和南口两侧的空地轰了半天。过了一会,欧致富才领悟到,日军是想用炮弹扫雷!前沿连队也看穿了日军的企图,在欧致富通知他们之前,就主动加强了设雷组。日军炮击一停,大家赶紧突击抢埋地雷。日军停止炮击后,山上山下均显露出死一般的沉寂。到了傍晚,天阴沉沉的,大片大片的乌云压过来,把天空压得很低很低,就好象即将塌下来的城墙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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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日军没有贸然进攻,特务团也没有出击,但双方在精神上都高度紧张,谁也不敢松懈一下。十月十一日凌晨两点,日军先头部队利用夜色,向南口阵地前的槐树坪接近,但被特务团警戒分队发现,偷袭行动遭遇失败。拂晓时分,日军再次集中所有火炮,按照先两侧再前沿的顺序进行轰击,半个小时后才展开了强攻。用火炮引爆地雷并不能做到万无一失。

日军驱赶了一百多只羊在前面踏雷。羊群后面是三百名步兵,步兵后面又跟着一百多名骑兵。欧致富担心羊群会破坏前沿的地雷区,因此让七连赶紧集中火力打雷区。七连连长冀如明笑了:“团长,你也被蒙住了!那一路埋的都是大踏雷,人踏马踩才响,羊才多重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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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欧致富都差点沉不住气,日军当然会更容易上当。见羊群只碰响了几个绊雷,他们便把原来的一路队形变成两路,两路又分成四路,企图一举突进南口。正往前走着,地雷突然在脚下炸响,日军顿时乱成一团,工兵想排雷,随即被两侧地堡里的机枪扫倒。欧致富举起望远镜,看到雷区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石块、泥沙被炸得四处飞散。

明边防史:破解土木堡之变前后三大谜题

2016-06-28 23:05:19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土木堡之战,要先从明军荒唐的战前准备开始说起。正统十四年七月十六日,明英宗率领着不到十六万的明军正式踏上了亲征的道路。

此前从明英宗宣布亲征到上路,明军“奇迹般”地只用了两天时间就“完成”了动员、粮草、军械一系列准备工作。此后明军行军途中也毫无纪律,甚至在大军行进两天以后,明英宗不得不诏谕随行文武官员,晓以行军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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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木堡之战布局与较量

不久后,明军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到达了大同。结果大同镇守太监郭敬秘密地告诉王振,如果明军继续出师,将正中也先的诡计。这一记载说明明英宗本来的亲征计划是以大同为中途站,继续北上寻求与也先在明帝国边境之外进行主力决战。

亲征军在进驻大同以后,便派遣前军从大同出击主动攻击,瓦剌军队则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了明英宗的这个计划。但是郭敬的密报可不是虚张声势的恐吓,因为在明英宗进军的过程中,之前势如破竹般横扫明国边城和守军的瓦剌军队,竟然全部退出到了塞外。

同时,也先及阿剌知院所部的游骑也开始在宣大一路袭扰。在这种态势下,再结合郭敬的密报,只能说明在明英宗的亲征军进军的时候,也先就已经在塞外做好了相应准备,只待亲征军的深入。最终明军自大同回师,大军东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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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此时,明军的指挥层又因为回师路线问题发生了分歧。当时镇守大同的都督佥事郭登向大学士曹鼐建议,亲征军宜自紫荆关返回京师,曹鼐向皇帝汇报以后,明英宗并没有采纳,而是最终决定往东行进,自居庸关入关,这一决定也最终导致了土木堡之战惨剧的发生。

由大同入紫荆关,则必经过王振的家乡蔚州。《明实录》称,明军最终不由紫荆关返回的原因是王振害怕大军踩踏了家乡的稼禾。但是这种说法其实略为牵强,在清修的《明史》中,也认为此记载并不符合史实,于是不采纳。

《明史》进而认为,是明英宗自己不采纳自紫荆关返回的建议,执意要走居庸关。无独有偶,在《宣府镇志》中也记载是郭登奏请以后,王振也邀请明英宗回师,并丝毫没提及怕毁损家乡庄稼的事情。

那么整件事情的脉络就非常清晰了。在郭登奏请亲征军自紫荆关回师以后,王振也请求明英宗自紫荆关回师,但是明英宗并未听取,执意从居庸关回师。《明实录》为了避尊者讳,就将不从紫荆关回师的责任,推给了王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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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实际上,明朝九边地区的城堡,有七成以上都是在正统年以后才逐渐筑成的。在明朝的天顺年间以前,这些城堡大都是不存在的。在正统十四年以前,从大同至蔚州城途中,其实就只有浑源城和广灵城两座城池。

如前所说,明初的九边地区就犹如一个四处漏水的大筛子,是非常空旷的。且大同镇多为平原,一旦准备不足且正在行军的明军与瓦剌十几万骑兵在几乎毫无军事设施的平原上遭遇,其后果无疑会是毁灭性的。

打残大同城即也先战略的第一步,即让大同镇城不能对周边地区进行有效的支援。

也先打残大同镇城以后,也确实四处搜寻明军的动向,以求决战。此时如果驻留大同城,亲征军确实能够加强大同的防务。但大同周围的地形地貌又不适合与瓦剌铁骑进行野战,大同总督宋瑛之前的惨败就是前车之鉴。因此,明军指挥层恰是因为发现也先的意图,所以最终才选择了放弃紫荆路线改走宣府路线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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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也先探马四出,拼命探寻这支亲征军的路线。瓦剌军一旦掌握消息,便会立刻聚兵一处进行攻击。因此亲征军刚离开大同不

在大同镇城和瓦剌军打得难舍难分的同时,亲征军的回师过程却似乎一路顺风,一路上并无瓦剌军队的截击。

当亲征军到达雷家站后的八月十三日,丧钟终于开始敲响。吴克忠与朱勇两部大军,共五六万人,在鹞儿岭两番惨败并全军覆没。

在之前的七月十五日,宣府总兵官都督杨洪曾奏称,有蒙古军队围攻马营已三日,并将河水断绝,营中无水。在这份奏章中,其实隐藏着一个可怕的消息,那就是此时宣府上北路的独石城已经沦陷成为“虏巢”了。

然而七月独石的失陷、马营的被围并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在独石城失守后,马营城守备惧不敢战,弃城遁逃。云州守备率军支援,结果战败,云州亦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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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石、马营、云州,这三个宣府镇上北路最强军堡接连沦陷,造成了整个宣府镇上北路的恐慌,再加上消息不通,烽火不闻,以至于最后怀来、永宁等地的守军纷纷弃城逃窜。可以说,此三城的沦陷,直接导致了整个宣府上北路的崩溃。而此后宣府镇上北路和东路崩溃的消息,由于沿路缺乏烟墩和城堡,明军回师途中居然毫不知情!

当将近二十万明军和大量随属于八月十二日来到雷家站时,已经完全进入了瓦剌的包围圈。那么最后发生在土木堡的那番大战,到底是怎么样的呢?

八月十三日成国公朱勇等人战败以后,明军移动至土木堡,并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地修筑起了能满足十几万人作战的堑壕和工事,和瓦剌军进行对峙,以至于也先军队无法接近。

明军由于筑起壕堑,蒙古人无法接近,明蒙双方就这样僵持了将近三日。到了八月十五日,瓦剌突然派出使者,到达明军阵营,持书议和。明英宗命令曹鼐同意其议和,复派遣二人送还瓦剌使臣。也先根本就没有打算和明军议和,从一开始就准备完全吃掉这支明军。

也先佯装议和,派遣使者到明军阵营示好,导致了明军指挥官做出了错误的决断:他们最终相信也先的诚意,开始走出工事,进入行军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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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没想到,明军刚刚越过壕堑,也先大军突然回转,“四面击之”,把正在越过壕堑、营伍不整的明军打了一个措不及防。十三万步兵和大量随行非战斗人员离开工事掩护、不成队列,在平原上遭遇十三万骑兵突袭,其结果可想而知。

当时蒙古军大呼:“解甲投刃者不杀!”,也先的这一举动成为压垮饥渴交加的明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失去了防御工事的明军放弃了最后的抵抗,土木堡之战,明军就此战败,明英宗被俘。

于谦被任命为兵部尚书是土木堡之变的一个转折点,同时也是明帝国掌握战争主动权的开始。其实如果当时明帝国南迁,则会正中瓦剌的计谋。因为也先确实有攻占北京之意,而也先得知明帝国毫无讲和意图后,当即调集兵马,打算“再去相杀”,迫使明帝国南迁,恢复故元大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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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也先调兵遣将,攒着劲攻打北京时,明帝国唯一要做的就是和也先在时间上赛跑。面对惨败以后军政残破的形势,明帝国要赶在也先入犯京师以前做足准备。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明帝国沿边的将士用自己的生命诠释了“忠勇”二字,为北京的备战争取了足够的时间。

土木堡之变后,景泰帝下旨堵塞山口,但是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明军不可能将可通人马的隘口完全封堵,紫荆关依然像筛子一样四处漏防。虽然紫荆关先后有于谦调遣的一万二千余人把守,但是由于可通人马的隘口众多,守军分散防守,再加上太过仓促,所以当也先攻打主关口时,守军到达自己岗位的人还不到十分之一。

也因此,在也先凌厉的攻势下,守军纷纷溃逃。就在这一危急关头,山东都指挥同知韩青奋力挥舞帅旗,招得劲骑百余,晓以忠义,仅率领百余骑兵,纵骑驰突,与瓦剌军大战于升儿湾,并手刃数名蒙古军。韩青的骁勇成功地吸引住了敌军,引得蒙古军纷纷来战。

韩青在乱军之中突中流矢,却仗剑屹然不动,居然自午时战至申时,打了将近四个小时,而且明军不但没有崩溃,反而“转战益力”。之后蒙古军凭借人数优势围之数重,想要招降韩青,不料韩青勃然大怒,破口大骂道:“我背忠义而狥汝乎!”说罢便引刀自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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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青死后,右副督御史孙祥又率领未奔逃的残兵凭关坚守长达四日。最终蒙古军眼见无法正面突破紫荆关,便找到还未封堵的其他道路,绕到守关明军背后。腹背夹攻之下,明军逐渐不支,紫荆关遂破。

关破后,孙祥并未奔逃或投降,而是再次督兵与敌人展开巷战,最终因寡不敌众,力战殉国。韩青、孙祥二人自始至终保全了对国家的忠诚,用自己的生命为北京换来了宝贵的四天时间。

十月初九,也先所部突破紫荆关,至京师的路线再无一点障碍。也先纵骑狂奔,两日行二百余公里,在十月十一日到达了卢沟桥,这是北京保卫战的开始。而此时的明军,已不再是之前的狼狈之师。

从八月二十日开始,大约前后五十日的时间里,于谦一共调整将领约六十人。因为土木堡之败而被关入大牢的杨洪和石亨被重新起用,这二人是北京保卫战的灵魂人物。此前,在紫荆关死战的硬汉子韩青也是在于谦的任命下赶往紫荆关的,可见于谦看人颇为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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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谦的另一个措施是加固城防并在北京城外设置障碍物。明军于城上、城垣、堞口新设门扉一万一千有余,沙栏五千一百余丈,以阻击瓦剌军。

于谦最重要的措施就是调兵。在五十天的时间里,于谦一方面整顿京内残兵,一方面调集备倭军及河南、山东备操军入卫,并且从通州的粮仓筹备了足够的粮草以补给军需。

这些工作都在五十天内完成,不得不说是一场浩大的动员运动。终于,在紫荆关被破前夕的十月初八,于谦将一切安排妥当,可见孙祥及韩青的坚守是多么重要!

当时于谦在京师九门一共部署了二十二万大军。总兵官武清伯石亨守于德胜门,都督陶瑾守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守于东直门,武进伯子朱瑛守于朝阳门,都督刘聚守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守于阜成门,都指挥李瑞守于正阳门,都督刘得新守于崇文门,都指挥汤节守于宣武门,皆受石亨节制。于谦身为北京保卫战的最高指挥者,亲自披挂甲胄,晓以忠义,诸军感泣,战力高昂。随后于谦又下令关闭京师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

土木堡之战以后,也先认为明军皆不足惧,认为明军主力在土木堡被消灭,明帝国京城旦夕可破,于是不顾攻打紫荆关后士卒疲惫,需要休整,竟然两日急行二百公里,让瓦剌铁骑人困马乏,军队士气受到很大影响。疲惫的也先部看到严阵以待的明军,士气更为低落。针对这种情况,“叛阉”内官喜宁再次动起了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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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唆使也先让明朝大臣前来迎驾,索金帛以万万计,又邀于谦及王直、胡濙等出议。但是明帝国只派遣了官职低微的王复、赵荣朝见明英宗,以示绝不妥协之意,“也先气益沮”。和谈的可能彻底破裂,战争不可避免地开始了。也先开始通过紫荆关向北京方向集结主力。

十月十三日,北京保卫战正式开始。战斗首先在德胜门外打响。孙镗只得抱着必死成仁的决心与瓦剌军死斗。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最终高礼和毛福寿前来救援,不久石亨也分兵前来救援,瓦剌退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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