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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不得西藏总出乱子 原是因为康熙出兵西藏_中国

抗战时黄埔生无人投敌? 实情其实不然

2016-06-28 23:05:52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黄埔军校的毕业生,是国民政府“中央军”的根基,因校长是蒋介石,又有“天子门生”之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作为军队中坚骨干的黄埔生们纷纷开赴前线保家卫国,不少人因此壮烈牺牲,谱写出一幕幕悲壮英勇的事迹,黄埔生在抗战中的地位也因此不断提升。不知从何时开始,有一个说法逐渐流传起来,并获得不少人的认同,即抗日战争时期的黄埔军校毕业生没有一个人投降日伪。这一说法甚至还被不久前访问大陆的某退役台湾将领公开宣讲。那么,抗日战争时期真没有任何一位黄埔生投敌吗?我们不妨来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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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阅汪伪国民政府发行的公报或会议纪要时,总能在一些提请人事任命对象所附的学籍信息中看到“黄埔军校”或“中央军校”等字眼。经过梳理,可以得出黄埔一、二、三、四期各有多少人投敌,他们分别是:刘明夏、刘夷、张海帆、苏玉衡、蒋先启,以上总计十五人。其中一期生三人,二期生四人,三期生两人,四期生六人。此外,在伪军中发展较好的五期生有汪步青,六期生有邹平凡等人。

这些人放着好好的中央军嫡系骨干不当,为什么要选择走上汉奸的道路呢?细究之,会发现他们投敌的原因各不相同,最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在战场上与日军作战时被俘虏了。刘启雄,江苏江宁人。在1937年12月的南京保卫战时任第87师第260旅少将旅长。南京沦陷时,刘启雄的部队溃散,他本人也被日军俘虏。起初刘启雄隐瞒身份,被日军征做挑夫,但很快就被曾在第260旅当兵、同样被俘的部下认出。被举报后,刘启雄不得不向日军承认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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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启雄的身份不一般,他不仅是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一名被日军俘虏的中国将军,还是堂堂黄埔军校的学生。更特殊的是,刘启雄长期在国民政府警卫军效力,属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日军如果能够擅加利用,那将会给中央军一个沉重的打击。问题是刘启雄在承认自己的身份之后很不配合,他拒绝了日军请其出面组织伪军的要求。事情在1940年发生了变化。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收拢大批失意军人和地方军阀,并以此为基础开始了伪军的建军道路。在此背景下,已经对抗战前途产生悲观心理的刘启雄决定“出山”,就此走上“曲线救国”的道路。此时的刘启雄重整军容,官拜和平建国军第2军中将军长,已经不再是三年前那个小小的少将旅长了。

同刘启雄类似的还有师长刘明夏、陈孝强、旅长高鹤飞、挺进纵队司令金亦吾等人,他们都是在战场上被日军俘虏之后转入伪军效力。与刘启雄等人被俘投敌不同的是,另有一些人是主动投敌。主动投敌又分为两种,一种是出于自身利益真的主动投敌人,还有一种则是执行任务,奉命“投敌”。刘夷,江西吉安人。抗战全面爆发后任第167师少将副师长。在1938年的马当战役中,第167师被日军击溃。刘夷虽然跟随残部突围而出,但等待他的却是军法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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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7师丢失马当,对当时战局影响十分严重。师长薛蔚英因此被枪决,副师长刘夷则被逮捕,并在经过军法审判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刘夷入狱后,得到既是老长官又是同乡的刘峙担保,在不久之后取保,但从此不受重用。为了谋求新的出路,刘夷走向了“曲线救国”的道路。刘夷投效伪国民政府后,很快就受到汪精卫和陈公博的重视。在当时的伪军中,黄埔生屈指可数,更别说是将级黄埔生了。汪精卫为了培植自己的“黄埔”系,在召见刘夷时任命他为伪中央军校的学员总队总队长。不到一个月,又转任刘夷为伪国民政府警卫旅少将旅长,担负伪首都的卫戍任务。

同刘夷类似的失意军人还有黄子琪、李寄梅、张海帆、蒋先启、李炳南、熊子浩、汪步青、邹平凡等人,他们或因战事失利产生悲观情绪、或因人事改任感到前途黯淡,都为谋求新的出路而加入伪军。唐生明,湖南东安人,是民国时期着名将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的仕途颇为坎坷,他既是天子门生,又反过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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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后加入军统,奉命以“失意军人”的身份打入伪军内部从事情报工作。唐生明的“投敌”,同样受到汪伪政权、尤其是特务头子李士群的重视。作为继刘启雄和刘夷之后第三名“反正”的黄埔将军,唐生明被破天荒地任命为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此后又陆续担任过江苏省保安副司令、保安处处长。他通过军统上海区向重庆源源不断地输送情报,在情报战线上贡献殊多。

伪国民政府成立后,领土涉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福建、江西、广东十余省,归其指挥的军队也达到了百万人之多,但实际真正听命于南京中央的少之又少。因此,汪精卫决定效仿蒋介石,建立起一支真正的、能够听命于己的军事武装力量。为了能像黄埔军校一样培养出真正的优秀骨干,汪精卫立意在伪军中效力的黄埔生成立军校,任命刘启雄为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兼教育长,刘夷为学员总队总队长,鲍文霈为入伍生团少将团长,熊子浩为入伍生团第1营上校营长。此外还有张海帆被任命为陆军督练处处长兼军士教导团团长,负责华东地区伪军的军事教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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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军校,下一步就是军队。伪国民政府成立时曾经组建了一个警卫旅。由于效力在伪军的黄埔生十分稀缺,警卫旅的骨干只能靠保定军校生或留学日本的陆军士官生来担任。汪精卫决定从改编警卫旅着手,他从军校特地抽调刘夷接任警卫旅旅长。刘夷随即派人调查日军哪些战俘营里有被俘的黄埔生,随后亲自前往劝说。

经过一个多月的奔波,挑选出一批愿意入伙的下级军官。刘夷随即以这些新加入的黄埔生作为基础,大力整军,力图打造出一支精兵。在多方的帮助和配合下,警卫旅建设日趋完备,刘夷不仅注重步兵建设,还想方设法搞到一批被日军缴获的坦克和装甲车,拼凑成立了一个战车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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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5月9日,警卫旅正式扩编为警卫师。此时警卫师人员齐整,全副日式装备,堪称伪军中的精锐。按常理,对建设警卫部队建有殊勋的原警卫旅长刘夷应升为师长。但刘夷却因为部队的人事问题与军政部部长鲍文越发生了冲突,其结果是刘被调任参赞武官的虚职,就此退出舞台。1942年9月,警卫师改称警卫第2师,汪精卫以自己的中央军校毕业生为基础组建了警卫第1师和警卫第3师,师长分别由刘启雄和陈孝强担任,刘、陈都为黄埔老将,师下各级军官又都是汪氏“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这标志着伪军中的“新黄埔”就此诞生。其中较具代表性的黄埔生有警1师副师长熊子浩、参谋处长李炳南、警3师第7团团长张伯义等,营及以下军官则多由“新黄埔”担任。由此可见,整个警卫系统的军官基本就是“黄埔生”的天下。正因三个警卫师的官兵素质、武器装备是伪军中的佼佼者,使得这些部队在抗战胜利后成为各方争夺利用的目标。警1师和警2师在战后被国民政府中央军五大主力之一的第74军收编消化,警卫第3师则参加了新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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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伪军的黄埔生同样为自己的命运而惶惶不安。他们之中拥有实权者大都已经和国民政府取得联系,并被任命了新的军职。如陈孝强,被第2方面军司令官张发奎任命为东莞先遣军司令,该部后又改编为第2方面军暂编第1支队,于1945年12月改编为军政部监护团。

陈被调任军政部部附。邹平凡被任命为自新军新编第21军军长,所部由第18军接收改编后,邹被调任第6战区司令长官部高级参谋。其余如刘启雄、刘明夏、刘夷、汪步青、金亦吾、张海帆等人,虽然没有获得新的军职,但也因完成了将部队交由国民政府军队收编的任务而被分别安排闲职或返乡当了寓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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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中,有的因为经常出现在伪政权的报道中,而不断遭到举报,国民政府不得不将他们逮捕审判。但在审判过程中,却出现了戏剧化的转变。比如刘启雄和刘夷由刘峙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刘明夏和陈孝强则是由胡宗南出面证明是“奉命投敌”。

既然和唐生明一样都是奉命投敌,那么这些“民愤极大”的伪军将领们反倒成为“党国功臣”,纷纷被宣布无罪释放。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的人还被列入退役名单,享受着国民政府发放的退役金。如陈孝强于1947年2月22日退役,金亦吾于1948年1月12日退役,李寄梅于1948年7月10日退役。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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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真正被判刑的,汪步青当属代表人物之一。因无人关照,汪步青起初被判处死刑,但在通过家属花费了大量家财疏通高层之后,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关押于杭州军人监狱。1949年杭州解放前夕,汪步青获释出狱,一度在武汉教书为生,后逃亡台湾。国民政府于1949年撤台后,留居大陆的伪军黄埔生们大都受到了审判,如刘明夏、金亦吾、李寄梅等人都被逮捕枪决。也有安享天年者,如高鹤飞,1989年病逝;刘夷,1992年病逝。其余流亡海外者则分别在中国台湾、香港或加拿大客死异乡。

与抗战期间黄埔生无一投敌类似的说法还有一则,即抗战期间空军飞行员无一投敌。对于此说,同样无法成立。1941年9月27日,空军第1大队上尉分队长张惕勤、轰炸员汤厚涟、通讯员梁文华驾驶一架轰炸机飞往宜昌投敌。张惕勤投敌后被汪精卫提拔为中央空军教导队上校队长,汤厚涟、梁文华担任少校教官。1942年1月24日,空军第2大队中尉轰炸员何健生在执行轰炸越南嘉林机场的任务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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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机被击中,何跳伞被日军俘虏后送往南京,得到汪伪空军任用,历任少校教官、中校教务主任、上校参赞武官等职。抗战胜利后起义,后服务于东北航校。1944年10月,空军第5大队中尉飞行员周致和在空战中战斗机受损,迫降岳阳后被日军俘虏。周致和被俘后关押在汉口,但随即被汪伪陆军部部长叶蓬保释,此后加入伪军任少校教官。抗战胜利后,周致和与何健生一同起义,于1946年牺牲。

怪不得西藏总出乱子 原是因为康熙出兵西藏

2016-06-28 23:05:58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发生在康熙末年的驱准保藏之战为清前期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康熙五十六年,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侵入西藏,杀害拉藏汗,推翻了和硕特贵族在西藏的统治,占踞西藏,并对清政府构成了威胁。面对危机,清政府以振兴格鲁派黄教、驱逐准部出西藏为号召,两次派兵征讨,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终于把准噶尔军驱逐出藏,将西藏地区置于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此战对于维护国家统一、保证多民族国家的安全,保持边疆地区的稳定和发展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笔者利用汉文、满文等多种史料,特别是满文奏折中的珍贵记载,对驱准保藏之战中清军第一次用兵的情况作一考察,以就教于诸位专家学者。

一、准军入藏后清政府的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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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初西藏政局动荡,位于西北的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趁机觊觎西藏。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以护卫黄教的名义,派遣大策凌敦多布等人率军进攻西藏的拉藏汗。经达木之战后,准噶尔军队攻占拉萨,拉藏汗战死。准噶尔势力侵入西藏,对清朝的边疆安全造成了威胁。准噶尔军入藏的消息,最早是由驻守巴尔库尔的靖逆将军富宁安于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向清廷报告的。他在率军进攻准噶尔边境期间,曾俘获准噶尔哨兵阿筹拉克、扎堆布二人,他们供称:“拉藏汗之子娶策妄阿剌布坦之女三年,已经生子;达赖喇嘛、班禅及拉藏之使,俱在策妄阿剌布坦处;闻卜穆之子策凌敦多卜、托布齐、都噶尔、叁都克等率六千兵,去年往阿里克路处,助拉藏汗征卜鲁克巴,至今未回。”[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三,康熙五十六年七月壬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77页。]康熙帝认为策妄阿拉布坦甚为狡诈,不可尽信其言,有可能是去助拉藏汗征伐不丹,可能是去攻打拉藏汗而占据西藏,甚至也有可能是与拉藏汗会合去攻打青海和硕特蒙古。

由于康熙帝知道拉藏汗和青海蒙古诸台吉有矛盾,对拉藏汗是否会与准噶尔合兵攻打青海一事也不太放心,命曾经入藏协理西藏事务的赫寿写信给拉藏汗,劝告拉藏汗不要联合准噶尔军入侵青海:“尔或欲侵戴青和硕齐、罗卜藏丹津,以引导策妄阿剌布坦之兵,亦未可定。尔诚受我主之封,食我主之禄,而侵我边疆之贝勒,我四川等处所有三万兵丁与贝勒戴青和硕齐同在一处,又岂有坐视尔临挪磨浑武巴什、穆鲁斯乌苏等处侵青海之理乎?至彼时,我兵助戴青和硕齐与尔交战,我虽有禁止之文,亦无及矣。”此举表明在准噶尔军刚入藏时,康熙帝并没有弄清楚准噶尔军入藏的意图。因此,当八月得到驻扎在西宁的侍读学士查礼浑等报告准噶尔军已经抵达纳克产边界时,清朝方面立即相应地作出了部署:命四川提督康泰、主事巴特玛等率领3000兵,出松潘,至阿尔布尔地方扎营。总督额伦特、侍读学士禅里浑出边至青海阿尔布阿地方扎营,密切观察已经进入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动静,以防来犯。康熙帝还命从荆州调2000名满洲兵赴成都驻防,从太原调500满洲兵赴西安驻防,以增强前线兵力,但没有作出派兵援藏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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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事的发展,康熙帝逐渐了解到准噶尔人是来进攻拉藏汗的,但却过高估计了拉藏汗的作战能力。拉藏汗与准噶尔军作战时曾向康熙帝报告战况,康熙帝得到拉藏汗向他报告的战况后,对拉藏汗军取胜抱乐观态度,认为事态正在好转。康熙帝判断准噶尔军会“于达木掠取马畜,渡木鲁乌苏,奋勇而过,突入噶斯路”,甚至认为“尚归降我等不可料定”,特命内大臣策旺诺尔布、将军额伦特、侍卫阿齐图各自设哨固守要隘,严阵以待,防范准噶尔军。他的根据主要有两点,一是黄教的崇高地位乃顾实汗时所确立的,藏人对顾实汗的子孙们也怀感激之情,策妄阿拉布坦无故遣兵进犯,“图伯特部民虽庸懦,有弃顾实汗之子孙拉藏汗,弃青海之众台吉,而被策妄喇布坦所占之礼乎?”二是康熙帝认为大策凌敦多布等所率准军只有3000人,从远处到达西藏,人困马乏、物资匮乏,又有高原反应(“地高致病”,“仅凭此力,拉藏固守城堡,又岂能易取乎?”但康熙帝却忽略了拉藏汗擅自废立达赖喇嘛所导致的西藏僧俗各阶层的离心倾向,而且对准噶尔军人数和战斗力估计不足,拉藏汗的处境并不是在好转而是在迅速恶化。由于康熙帝对拉藏汗的实力估计过高,没有及时派军救援,加速了拉藏汗的覆亡。康熙帝对此事是有一定责任的。同时,康熙帝有意让青海蒙古去援助拉藏汗,令额伦特、策旺诺尔布晓谕青海蒙古首领:“黄教、图伯特民俱固始汗所创者,断不可被他人占领,尔等俱固始汗之子孙,理应各自速往援助。”同时告知驻扎在边外的清军会保护他们的牧场、妻孥,并会作为他们的后援。但青海蒙古由于与拉藏汗有矛盾,加之自身内部也矛盾重重,并没有派出援兵,而是坐视拉藏汗被准噶尔人消灭。

康熙五十七年正月,额伦特、侍卫阿齐图得到拉藏汗的使者来报:“今拉藏现在布达拉地固守”[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康熙五十七年正月乙亥条,第710页。]。二月,清廷又接到拉藏汗的告急文书:“臣世受圣主洪恩,不意恶逆策妄阿喇布坦发兵六千,与我土伯特兵交战数月,虽并无胜负,而敌兵复又入昭。臣现在率兵守护招地,但土伯特兵少,甚属可虑。若将喀木、危、藏之地被伊据去,将使黄教殄灭。为此恳求皇上圣鉴,速发救兵并青海之兵,即来策应。”而此时,拉藏汗遇害已近四个月了。接到拉藏汗的求救文书后,康熙帝觉察到事情不妙,立即迅速作出了反应,令西宁、松潘、打箭炉、噶斯等处预备兵马,并调用洮州土司杨如松所部兵丁。同时令侍卫色楞、侍读学士查礼浑挑选西宁满洲兵、绿营兵、土司兵共1400 名,会同青海王、台吉商酌行事。但这个救援决定刚刚作出两天后,清廷就获悉了拉藏汗战死的传闻,康熙帝认为策妄阿拉布坦在大策零敦多布等侵藏前,就已吩咐准噶尔军消灭拉藏汗后就地驻扎,其本人也有赴藏意向,惟恐“若策妄阿喇布坦果带妻子前往西藏前去,我国两路大军即至伊里地方,恐属徒然。”于是迅速作出了战略调整,取消了西北两路用兵攻伊犁的计划,以便集中力量进攻西藏的准噶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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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遂命令驻扎于青海的侍卫色楞“统率军兵征剿西藏”。但在此时,驻守西宁的署西安将军、原任湖广总督额伦特和色楞的意见发生了矛盾。额伦特,科奇哩氏,满洲镶红旗人,初为西安驻防佐领,后征讨噶尔丹有功,升协领,累迁至副都统、提督,康熙五十二年,授湖广总督。康熙五十五年,命署西安将军。康熙帝称赞他方略过人,是一名有谋略的将领。额伦特主张进军西藏应分两路用兵,由色楞、额伦特分别率领,分路进军,“若贼众一路迎敌,则我师又有一路可以直取藏地,攻其后尾;若贼众两路迎敌,彼势既分,亦无难于翦灭。”此后不久,额伦特又策划了诱敌之计,“奉旨差渣布往察罕丹津处,令伊遣人将准噶尔之兵诱来。俟所遣之人回信,然后进兵” 。[ 《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九,康熙五十七年六月甲午条,第736 页。]这本是一个稳妥的计划,利用察罕丹津曾与准部曾有秘密协议的既往事实,将准噶尔军引诱到青海来打,可收以逸待劳之效。但就在此时,远在边界的色楞已经向西藏进军了。

色楞到达巴颜喀喇时接到了额伦特的密函,额伦特告知察罕丹津遣使诱敌之事,希望色楞能够等待皇帝下旨后再决定进止。而色楞则认为巴颜喀喇距离木鲁斯乌苏太远,继续进军有利于安抚木鲁斯乌苏周围的藏族部落,并有利于探听敌情,于是继续前行。五月十三日,色楞率兵抵达木鲁斯乌苏,在此处遭遇了大风雪,马畜损失十之二三,但“骑、驮并无耽搁。”通过侦查,得知此处距准噶尔的哨卡只有500里。当时色楞的兵力有西安满洲兵600人、总督标兵400人、西宁总兵官标兵440人、凉州总兵官康海兵500人,加上土司杨如松、鲁华龄等部,共2600余人,谓“兵强马壮粮足。”而色楞对准噶尔军则颇为轻视:“准噶尔兵虽足有四千,但往班禅地方派兵,分散驻扎,且无法纪,凭借夜深骚扰盗马外,无他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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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楞认为如果驻扎在木鲁斯乌苏,等候北路额伦特军,则需要两个月,才能抵达,木鲁斯乌苏等地无柴,依赖烧牛粪生火取暖,又正值雨季,雨水连绵,兵士以炒面加水食之。加之处于玉树部落地方,情况叵测,玉树部落与准噶尔军“相互递信,不可逆料。”,久居难免变生肘腋。而且如果驻守等候北路军,会导致兵丁懈怠气衰,贻误战机,白白耗费粮饷和马畜。与其在如此众多的不利条件下守候,不如乘众官兵士气高涨,牧场青草旺盛,又值“河水浅涸,策鞭可渡”的有利时机,继续进攻,“一旦深入,请惟抵西地,剿杀准噶尔贼,复取招地,攻克告成。”西藏民众对准噶尔人的暴虐统治不堪忍受,正等待清军救援,此等机会断不可失。色楞还表示他的行动并不影响额伦特的诱敌之计:“贝勒察罕丹津遣使引诱,倘准噶尔兵来,既然奴才我等兵近,于遭遇处即可斩尽。倘知晓返回,或得我军进攻消息,畏惧天威,而败逃,尽可追杀。”为了让康熙帝更加确信成功的可能性,色楞还预计了胜利进军的结果:“如此克复西招后,圣主为众生灵安生,颁下英明谕旨,复立黄教,再兴佛门,青海、诸土伯特、唐古特民众诚心诚意,永远祷祝圣主拯救慈爱全体生灵之恩惠,使之再生。策妄喇布坦闻后授首。”

与拉藏汗请援时的态度相似,康熙帝此时仍然对准噶尔军的战斗力作了过低估计。或许此时康熙帝被早年三征噶尔丹以及康熙五十四年哈密之战清军以少胜多的胜利所陶醉,看到色楞这个貌似周全的进军计划后,就欣然批准了色楞的作战方案,朝中群臣对色楞的建议也深表赞同,大臣还建议攻克拉萨后采取以下措施:“留我军千余、青海军千余,镇守招地,余兵即应撤回。克取招地后,色拉、哲蚌、噶尔丹、布达拉等庙之喇嘛等照常所为,召集土伯特民众喇嘛、首领等,宣谕圣主为拯救黄教土伯特之民恢复旧道,特派遣大军之处,以抚绥民众。”康熙帝还特地致书策妄阿拉布坦,向他告知自己的军事行动计划:“本年五月我大军一万,青海兵二万,整饬兵力起程前往拯救西招,今日想必已到,拯救招地后,我军将竟驻守招地”。康熙帝表现出一副踌躇满志、志在必得的姿态。然而,康熙帝得到的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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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色楞、额伦特进军及败没

得到康熙帝的批准后,色楞于六月十一日单独南进,而驻守西宁的额伦特奉旨“作速进兵策应”,于五月初七日率军50名自西宁启程。余兵后续跟进。六月九日,额伦特抵达木鲁斯乌苏追上了色楞,但色楞又继续前进。额伦特则驻扎于木鲁斯乌苏河岸制造渡河的皮船,等候后续部队一起渡河。后续部队到达后正在渡河时,色楞部负责解送军饷的知州王觉、达尔汗博克回来报告,色楞因多伦鄂罗木处水深难渡,改由拜都路前往。额伦特闻讯后,担心与色楞失去联系,立即率领已渡河的1200名兵士追赶。七月十六日,额伦特自门赞西里克启程,追至齐伦郭勒,次日凌晨遭准军袭击,将清军军马赶走100余匹。清军还击,将准军击退,抓获一名受伤的准噶尔人,从他口中得知,敌将托布齐、杜噶尔率兵4000由喀喇乌苏河西小路而来。额伦特随即一面咨会策旺诺尔布带兵来援,一面加紧追赶色楞。七月十九日夜间,准军二千余人再次袭额伦特营,由四更一直激战至中午,始将准军击败。同一天,色楞渡哈喇乌苏,驻扎拜都岭。和硕特蒙古台吉卓里克图之子博音马松、丹津绰音达克前来迎降。

七月二十日,色楞军抵达喀喇乌苏扎营。同日,色楞得知额伦特与准军交战.,派遣护卫达克巴藏布前往额伦特军营联系。七月二十一日,色楞率军1400名,与约3000名准军于察罕额波图交战,战事颇为顺利,清军士气高涨,一仗便夺取3座山梁,第四座山上的准军见状逃走。色楞部清军在此山驻守一夜,次日与准噶尔军再度交战,准军损失200余人。七月二十三日,色楞移营扎哈苏托罗海。二十六日,色楞遣侍卫诺里勒达来请额伦特。七月二十八日,额伦特遂率兵400名渡哈喇乌苏,追赶色楞之军,余兵留齐伦郭勒。七月二十九日,两将军会商作战,各率兵列阵迎战准噶尔军。中午,准噶尔军稍退。此时色楞采取了一个很不明智的举措,他认为准噶尔兵离清军远,下令本部兵丁先率兵回营吃饭。战场上只剩下额伦特部,准军趁清军队伍散乱之际进击额伦特,额伦特两次向色楞求援,但色楞始终没有救援。额伦特被包围在准军之中,多次突围未果。日暮时分,西宁把总陈吉率领鸟枪兵20名从阵外开枪夺路,将额伦特救出,而陈吉在激战中阵亡。额伦特突围后,色楞才带兵与其会合,一并回营。八月初五日,额伦特的后续部队抵达北山,遭到准噶尔军一千六七百人的伏击,参将冯秀、守备李有宁阵亡,粮食也被夺走。交战中,准噶尔将领都噶尔也中枪阵亡。额伦特闻讯后立即派兵200名渡河援助,击退了准噶尔军,并夺回了大部分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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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初六日,准军又大举围攻额伦特营,并在山上垒墙,向额伦特营施放鸟枪。如是激战两周,准军见一时难以奏效,遂于二十日解围退去,准备以计取之。八月二十一日,土司杨如松率领兵丁500名,解送粮饷抵达木鲁斯乌苏地方,遭到准噶尔军的伏击,准军“将千、把总三名、兵丁四十八名伤害”,杨如松等突围而出,所运粮饷被准噶尔军劫走。经过多天的沉寂后,闰八月初一日,准军突然从两边的山中杀出,突袭了额伦特营,将清军在营外十余里处放牧的马匹全部劫走,并将看马夫役也掳掠而去。此前色楞已认识到准噶尔军善于凭借夜深之时骚扰盗马,但显然大多数清军对此没有足够的防范措施。大批马匹丢失,使得清军丧失了机动能力,对士气打击颇重。清军遭此一大挫,逐渐转入颓势。

闰八月初五日,准军又调来数门大炮向清军营内猛轰。清军形势更加雪上加霜。至闰八月二十日后,准军又驱使藏兵向清军营内开枪,这些藏兵并不愿意与清军交战,“土伯特人于准噶尔贼前,则高举鸟枪乱放,若无准噶尔贼,则向我营放空枪”。但这些藏军的到来毕竟壮大了准军的声势,给清军以更大的压力,清军形势更为严峻。这时的清军欲固守粮饷已尽,欲突围马匹被夺,遂陷入极端不利的态势。由于清军留驻木鲁斯乌苏的清军副都统宗查布人少力单,色楞军、额伦特军来时,沿路设置兵站很少,后勤也无法正常供给。这期间,班禅曾经赶来调解冲突,试图挽救被围困的清军,但准噶尔人拒绝了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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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饥寒交迫中困守了一个多月,“马畜羸瘦廪饩断绝,而食马畜肉”,终于不能支撑。额伦特于九月二十八日率一支部队夜间北渡喀喇乌苏,拟迎接粮饷并乘机撤退。准军发觉后立即追赶,九月二十九日中午时分将因无马而尚未走远的清军追上。交战中,准军向清军施放鸟枪,额伦特额头中枪身亡,营长克什图亦阵亡。幸存清军将额伦特尸首抬回大营,恸哭之声为大策凌敦多布所闻,大策凌敦多布差人前来探问,方得知额伦特已经阵亡。大策凌敦多布向清军表示他对额伦特阵亡的惋惜:“我本欲图尔色棱。不料,一位好将军阵亡。尔等返回办理将军之尸体事,我不与尔等交战。”

随后,大策凌敦多布又要求清军将领色楞、达克巴藏布等前去会议,清军此时已经无法再战,只好答应其要求,色楞、达克巴藏布遂被迫前往准噶尔军营。色楞到后,大策凌敦多布等准军将领摆出一幅胜利者的姿态,先强令色楞下跪,色楞态度颇为强硬,立而不跪,又欲自杀,最终大策凌敦多布强迫他跪下,并且指责色楞未有命令就擅自进攻:“大国之主阿穆呼朗汗,令尔率兵驻木鲁乌苏而已,并未令尔率兵征伐我等,尔违悖谕旨,轻视我等,率少数兵深入何意?今被我等俘获,尔又有何言以对?”色楞则一言不发。大策凌敦多布将色楞、达克巴藏布扣留于营内。次日,大策凌敦多布又差人将参将查里珲、侍卫布达里、游击石安泰、守备马啸、营长巴彦图等招去“相商事宜”,又问及清军为何进攻他们,查里珲等回答:“闻尔兵来藏斩杀拉藏,囚禁达赖喇嘛,百般折磨唐古特人众,我等为保护黄教,忍无可忍,率兵前来。无圣主之旨属实。”大策凌敦多布则辩称“我等原并无对抗大国之处”,都是因为色楞率军紧逼,才不得已与清军交战,并表示“如今,乘尔等兵饥,我等不战,困守均可致尔于死地,我等断不如此而行” 。大策凌敦多布将查里珲、布达里、石安泰、马啸扣留在准军营中,将巴彦图等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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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因为清准双方实力对比悬殊,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此时也并未作与清朝全面开战的打算。他派大策凌敦多布入藏灭拉藏汗,并没有授意其与清朝发生直接冲突。作为策妄阿拉布坦的部下,大策凌敦多布自然也不愿意与一个强大的对手交锋,他与清军将领的谈话中一直在表白自己在力避冲突,以此来表示他不愿与清朝交战的意图。大策凌敦多布没有对被俘清军斩尽杀绝,甚至还有意放回一批清兵,他为自己留有余地,不想与强大的清政府结下太大的仇怨。此次入藏之役,清军额伦特、康泰、康海、司九经等将领殉难,官兵阵亡人数,据清朝一方称有1500余人。准噶尔军死亡者,据清军称“斩兵二千余”,但据准噶尔人说此战损失200余人。根据日后在藏准噶尔人仍有数千之众,显然清朝一方所宣布人数有所夸大。这次清军入藏失利,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

统帅不和。清军指挥者色楞和额伦特二人不和,甚至出现在战斗中都不能协同作战的情况,据生还者告称此二人“均自称为首,互不相让,导致不睦”,从额伦特写给康熙的奏折中,也曾经报告色楞不从其言,任意行事,可见清军将领之间的矛盾、分歧甚大,以致不能同心同德与敌作战。兵力分散。色楞率领2000余人先行开拔,后来额伦特为追赶色楞军又将大批士兵和粮饷丢在后面,造成清军兵力分散。班禅派往清营的呼图克图喇嘛就曾抱怨清军“尔等为何不齐来,因逐渐而至,至受准噶尔人伤害”。与准噶尔军的战斗中,基本上是各自为战,不互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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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恶劣,补给困难。藏地“冬季瘴气益烈,人不得食,始冻,全身肿胀即亡。”加上准噶尔军截断了清军的补给道路,很多清军官兵死于饥寒和疾病。救援不力。在清军被围之前,额伦特就派使者催促公策旺诺尔布迅速带兵来援,但策旺诺尔布行动迟缓,直至清军败没也未到达。另外,此次进军清朝一方虽宣称为护卫黄教而来,但并没有将西藏民众所拥戴的呼毕勒罕格桑嘉措随同带来,缺少一面能够吸引藏人的宗教旗帜,藏人对清军也不会有特别大的支持。相形之下,大策凌敦多布等所率准噶尔军已经占领西藏多时,休整已毕,还可以充分调集西藏的人力、物力来对付清军,清军轻率冒进,落入其早已布置好的陷阱,自然难逃覆灭厄运。

关于第一次用兵当中被俘清军的遭遇问题,前辈学者似未寓目。笔者综合各种材料作一考述,以补史之阙。喀喇乌苏之战中清军除阵亡者外,其余悉数被俘。这些被俘清军有的被当即释放,由大策凌敦多布派喇嘛清点人数,提供给粮食、衣物由木鲁斯乌苏北上返回。另有色楞等一部分清军俘虏被准噶尔人带入藏地,其中有428人关押在一起。班禅额尔德尼为解救这些清军俘虏,曾多次出面向准噶尔人请求,而准噶尔人则借口这些俘虏没有足够的衣服,难以御寒,释放后将会被冻死,班禅额尔德尼表示如果没有衣服,他可以供给。准噶尔人只好答应他的请求。康熙五十八年正月二十二日,这些清军俘虏被释放。藏人对这些俘虏十分友好,“遣放之日,唐古特人纷纷赐衣,暗赐银钱、糌粑面” 。这批清军经巴尔喀木路,于同年三月抵达打箭炉地方,由年羹尧派员接收。其间有在察木多地方患病暂住的,也得到了当地喇嘛的热情招待,留下调养月余,痊愈后又给他们炒面、奶油、茶叶,照顾十分周到。藏军在喀喇乌苏之战中的避战行为和藏民对清军俘虏的友好态度,表明了大部分藏族民众是心向清朝一方的,不愿与清朝为敌。

色楞等人未被释放,康熙五十八年二月,准噶尔将领三吉和郭莽喇嘛率兵将色楞带往准噶尔本部,在行路过程中,夜间用缰绳将色楞双手捆住。某夜,色楞将捆手的缰绳在火上烧开,顺势砍死两名看守,企图逃走,但没有成功。准噶尔人将色楞抓获捆缚起来,此后不再供给食物,十几天后色楞终被饿死。另有西安督标后营马兵朱文秀等15名清军士兵被准噶尔人带往准噶尔本部,在途经阿里的时候,阿里总管康济鼐杀死准噶尔人,解救了他们,此后他们就一直留在阿里居住,直到清军入藏驱逐了准噶尔势力之后,他们才被康济鼐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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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帝第一次用兵西藏以惨败而告终。入藏清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北京后,满朝震惊。对踌躇满志、等待捷报的康熙帝来说,更无异于当头一棒,但其长期以来对准噶尔军的轻视以及志骄意满、过分乐观的情绪也就此烟消云散。康熙帝与大臣们开始重新认真考虑驱准保藏之役。第一次征伐西藏的官兵在逆境之中英勇作战,精神颇为可嘉。康熙帝认为入藏将士有功无罪,并给予了高度评价:“朕之世代养育精兵,不惜生命,整百日余昼夜交战,古来无有。” 他决定再次用兵。康熙五十七年康熙帝任命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兵征讨西藏。康熙帝作了周密的部署,战事进展非常顺利,取得了驱准保藏之战的最终胜利,这也得益于吸收了第一次用兵失败的教训。

大秦帝国灭亡的三个预言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

2016-06-28 23:05:59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公元前221年,无所不用其极的秦王嬴政终于实现了他统一中国的梦想。也就在这一年,嬴政自认为德兼三皇,功过五帝,于是就更改称号为“皇帝”,中国历史上的这些形形色色的“皇帝”,也就是打这儿来的。接着,为了进一步显示出自己的与众不同,他就不走寻常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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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先是将自己的命、令分别改为“制书”、“诏书”,自称作“朕”,并追尊他的父亲秦庄襄王为太上皇。这还不算完,他还自负地整了这么一套说辞诏告天下:“人死之后,依据行事定立谥号,是儿子评议父亲、臣下评议君上,非常没有意义嘛。从今往后,朕命令废除谥法。朕就是始皇帝,后世依次记数,由二世、三世直到万世,如此无穷地传承下去。”

这个秦始皇想得太完美了:只要他们家族血脉不断,秦朝天下永远是他们家的。可是这人生不如意之事者十之八九,恐怕他秦始皇到死也没弄明白吧。还有更悲哀的是,有些事情操心费力地做了,倒往往适得其反,比如他想用严刑峻法整得天底下的老百姓都对他彻底服气,结果弄得人人对他咬牙切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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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使求仙图,出自明?张居正《帝鉴图说》,讲述秦始皇想长生不老,派徐巿带童男童女入海寻找仙山,求长生不老药之事。这个秦始皇还特别迷信,根据《史记》中的记载,从前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的时候,着名的阴阳五行家邹衍创立了一种关于金、木、水、火、土五德终始运行的学说。等到秦始皇当政的时候,就有一些齐国人拿这个出来说事儿,秦始皇觉得很有道理。他自己也琢磨了一阵,他认为周朝既然是得火德而王天下,而他大秦取代了大周,能够灭火的那就是水嘛,所以就推论出秦当为水德。

而水德尚黑,这样就要求衣服、旌旄、节旗都崇尚黑色,如此一来把个国家搞得是一团漆黑。当初,燕国人宋毋忌、羡门子高一类特邪门的人,说啥这世界上有一种成仙之道,能助人老死后尸解骨化升天,搞得跟真的一样。那些燕国、齐国的迂腐、怪异之士都争相学习和传授这种虚无缥缈的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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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三人成虎”,本来没有老虎,可是有三个人分三次都跑过来跟你说“老虎来了、老虎来了”,那你就要怀疑自己的理性判断了。说来,这秦始皇就是贪心不足,在人间享尽了荣华富贵却还不满足,非要求个长生不死,或者做个快活神仙。

他哪里经得起那些方士们的一番忽悠。当他出游到海滨时,那些据说精通神仙方术的人,比如齐国的徐巿等等,就一起都冒出来开始可着劲儿地忽悠秦始皇,请求他准许他们斋戒、清心、洁身、素食后,率领童男童女几千人到海上去寻找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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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他迷得就是这一道,当然就爽快地答应了。结果,他们入海的一行好几拨儿人均因为风势不顺而返航,不过他们还继续忽悠皇帝说:虽然没能最后到达仙山,可是已经望见仙山了呢。于是皇帝就派他们接着去找,可惜这一去就音信全无了。

再后来秦始皇又出巡到达帝国北疆的竭石,他想做神仙的心还不死,于是就又派出燕地的一位名叫卢生的方士再去海中求访仙人羡门子高。他还就不信了,难道他堂堂一个秦始皇是那些齐王、燕王之辈可以同日而语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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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卢生最后总算平安地回来了,可还是空手而还,不过这家伙为了好交差,倒也整了一出好戏来忽悠这个好“五迷三道”的秦始皇,说是从海中得到一本宝书《录图书》。秦始皇接过手抄本《录图书》一看,但见上面赫然写着五个扎眼的大字——

“亡秦者胡也”!于是这秦始皇当即愣了半晌,心里嘀咕着:宝书啊!绝对宝书!朕昨个儿做梦还梦见胡人来犯我大秦来着,没想到今天就有幸得到了这宝书的指点,幸甚幸甚,幸甚至哉!秦始皇像,出自《三才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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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患于未然,秦始皇当即就派出了大将蒙恬派出三十万大军向北横扫匈奴,先是夺取了被匈奴人攻占已久的河套地区,接着又下令修筑万里长城,以防备匈奴人的不断骚扰。可是,令秦始皇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个卢生弄拙却成巧,他这大路边上捡来的模棱两可的一句话,却真的就成了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谶语:那就是,亡秦的虽然不是什么“胡”人,却是一个名字叫“胡”的人!

那么,这个人到底又是谁呢?这个人就是秦始皇的小儿子——胡亥,也就是秦二世。为什么说亡秦的是秦二世胡亥呢?这还应当从秦始皇之死说起。秦始皇三十七年,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第五次东巡的路上终于一命呜呼。这时候,权奸赵高勾结丞相李斯与当时在场的秦始皇20多岁的小儿子胡亥,一起制造了史称“沙丘之谋”的篡权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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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他们在将胡亥推上皇帝宝座的同时,还一并矫诏赐死了公子扶苏与长年在外戍边的大将蒙恬。可是,自从这个秦二世胡亥上台以后,这个秦朝的暴政就更加严重了,而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是一片白色恐怖。胡亥在诛杀宗室也就是自己的宗亲手足的同时,也给这些朝廷官员来了一次大换血。搞得整个帝国是人人自危,更别说普通老百姓的遭遇了。

最终,秦二世元年七月,在大泽乡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最后,等到公元前207年8月时,一方面秦军主力部队在巨鹿一战中受到了项羽所率领的楚军的重创,秦将章邯最终不得已而向起义军投降;另一方面,刘邦所率领的起义军兵锋已经直指关中,眼看就要从武关破门而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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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已经害死了丞相李斯的赵高坐不住了,他先是因害怕二世的责怪而不敢上朝,最后实在没辙,竟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把秦二世给彻底收拾了。皇帝都能让他给弄死,这可不是闹着玩的,而且也是一件很有难度的技术活。不过人家赵高那是啥人啊,专攻权术的专家啊,人家早就做过一番充分的准备了。

那就是,他有一天突发奇想,就为了考证一下究竟有哪些朝廷官员是忠实于自己的,便让人把一头鹿牵了出来。他就指着这鹿跟胡亥说:这是马!而胡亥可不认:这明明是一匹鹿嘛!但是赵高就非说这是一匹马。两个人针对这个是鹿是马的重要问题开始争执不下,最后赵高就请大臣们来帮着裁决一下。自然,那些说是鹿的大臣后来都没得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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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不可一日无主,赵高又重新把另一位秦王室的成员子婴给扶上了最高权力的宝座——这时的赵高还算识时务,眼看秦帝国就快成一个空架子了,于是他干脆把个秦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称号给去掉了,而仍以旧称称为“秦王”。这一招也算是“丢车保帅”吧。

但这个秦王子婴也不是吃素的,他仅仅只作了五天的秦王,就设计把这个祸国殃民、弑君弄权的赵高给整死了。然而,这个时候大势已去,任何补救都为时已晚。这是9月份,子婴杀死赵高时手上的那些血腥气还没有去掉呢,刘邦的大军就已经打到了咸阳城下,无奈之中的秦王子婴只得自缚绳索向刘邦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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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一世的秦王朝就这样彻底地灭亡了,可以说导致它直接灭亡的人,就是秦二世胡亥,尤其以他在位时的种种暴虐行为,我们就可以认定他乃是亡秦的罪魁祸首。一句“亡秦者胡也”,就这样成了大秦王朝无可逃避的宿命。至此,我们不能不说,历史真的是充满了诸多惊人的巧合,让人为之感叹的同时,更费人思量。

中印之战:张国华为何称不要考虑伤亡

2016-06-28 23:05:53 来源:中国历史故事广告id2-600x50

面对赫鲁晓夫的偏袒,毛泽东表情严肃

四十多年前,在祖国西部边疆,曾一度狼烟四起、风声鹤唳。印度政府置中印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于不顾,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侵犯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战,全胜收兵。自此以后,西部边疆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稳定。当年在中国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主席亲自指挥了这场反击战。当战斗硝烟渐渐散去,西线恢复平静,毛泽东回首战事,不仅感慨道:“这一次我就参加了。总理、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军委的同志,我们都参加了,我们是在北京,没有上前线就是了。”凡事总有一个过程。中印边界冲突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早在建国之初,即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乘中国抗美援朝,无暇西顾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的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克制和忍让态度。1954年10月尼赫鲁总理应邀访华,受到中国政府的隆重接待。毛泽东对尼赫鲁谈中印友好的同时,也谈到两国间的分歧,当面表示:“朋友之间有时也有分歧,有时也吵架,甚至吵到面红耳赤,但是这种吵架同我们和杜勒斯的吵架,是有性质上的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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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签订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协定,这有利于消除引起怀疑、妨碍合作的因素。我们共同宣布了五项原则,这也是很好的。”毛泽东心中十分清楚:“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两三个月,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毛泽东亲笔写下的这段话,于1959年5月间通过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转达给了印度方面,等于向印度交了“底”,目的就是一个,希望印方自重,和平共处。但是印度当局对好言相劝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1959年8月25日,在中印边界东段的朗久发生了双方军队的第一次武装冲突。10月,印度又在西段挑起了空喀山冲突。一向视领土为血肉的毛泽东不能再沉默了。尽管中苏关系已经恶化,他还是愿意向他们客观地通报情况,以便得到他们的理解。10月2日,中苏领导人在中南海颐年堂举行正式会谈。中方出席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毅等。苏方除赫鲁晓夫外,参加会谈的有苏斯洛夫、葛罗米柯、波诺马廖夫和安德罗波夫。会谈的中心议题就是中印边界冲突问题。

赫鲁晓夫好似公正地说:“你们中国应该和印度搞好关系,印度是一个中立国,尼赫鲁是比较开明的,应该团结他。发生中印边境军事冲突是不对的。由于领土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后来被赫鲁晓夫诬称为“中共放出来的一只虎”的陈毅首先站起来反驳:“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分明是印度挑起这场冲突。印度军队越过其边界,也越过麦克马洪线,在中国边境内建立哨所,向中国边防军开枪。”周恩来也不客气地补充说:“印度开枪射击6个小时以后,我们才还击,怎么能说是中国挑起的呢!”陈毅接着气愤地指责赫鲁晓夫:“你们9月9日发表的那个《塔斯社声明》,是偏袒印度、指责中国的。”赫鲁晓夫抵赖:“我们根本不知道情况,印度说你们打死了他们的人。”陈毅:“我们9月6日给你们打了招呼,你们应该知道这个情况。9月8日你们跟我们说拟发表《塔斯社声明》,我们劝你们慢一点,并且告诉你们,我们中方也要发表一个文件,请你们看了我们的文件以后再表态。退一万步说,就算像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情况,那么你们也应当慎重些,等弄清情况再表态。但是,你们根本不听我们招呼,急急忙忙抢先发表了你们的《塔斯社声明》,这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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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你来我往,气氛顿时紧张起来。赫鲁晓夫满脸涨得通红,指手画脚起来:“我虽不知道你们的情况,但是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陈毅眼睛瞪得溜圆,怒不可遏:“你我都是打过仗的人,谁死伤多并不能说明谁就对,这个道理你不懂吗?”周恩来表态说:“我们不去占人家一寸土地,也不能让人家占我们一寸土地,我们绝不能干那些丧权辱国的事情。”周恩来再三强调,“中方对印度一直采取团结的政策,但对它不讲理的地方,对它违反国际公约的事情,则要反对,要斗争。斗争的目的是为着要团结它,不能一味迁就它。”陈毅紧接着说,《塔斯社声明》就是迁就主义。赫鲁晓夫越加激动,指着陈毅叫起来:“我怎么是迁就主义?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这又引起陈毅、彭真尖锐的驳斥……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闭口不言,他厌恶赫鲁晓夫的做派,知道说什么都是“对牛弹琴”。只是到会议快结束时,他才很克制地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管不了,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情况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毛泽东讲话一板一眼,表情严肃,但语气委婉。如此,赫鲁晓夫只好吐了口气说:“既然这样,那就没有什么可以再谈的了。”会谈终于不欢而散。两天后,赫鲁晓夫一行离京回国。赫鲁晓夫从北京回到海参崴后,10月6日发表演讲,不指名地影射攻击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这是不理智的。”回到莫斯科以后,他10月31日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演讲,再一次不指名地攻击中国是“冒险主义”、“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这表明,赫鲁晓夫对中印争端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毛泽东几经权衡,终于定下“打”的决心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的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杭州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胡乔木等人。会议主要讨论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和流血事件。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个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并说明,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提出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例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地抽着烟。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避免冲突的困难和一线指挥员的要求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还不干,我单方后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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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1959年11月7日,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致函印度总理尼赫鲁,建议两国武装部队立即从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脱离武装接触,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尽快举行会谈。但是,印度总理尼赫鲁竟拒不接受,反而认为中国软弱可欺,加剧了在中印边境进行的武装挑衅。在尼赫鲁拒绝中方建议之后,为了两国的共同利益和亚洲及世界的和平,毛泽东决定:中国部队单方面从中印边境后撤20公里。1960年1月,中方又下令采取了一系列非常措施,即在我方实际控制线20公里内不开枪,不巡逻,不平叛,不打猎,不打靶,不演习,不爆破;对前来挑衅的入侵印军,先提出警告,劝其撤退,劝阻无效时,才依照国际惯例解除其武装,经说服后,发还武器,让其离去。中国军队的这一系列措施,在国际舆论界反响强烈,普遍认为中国军队所具有的忍耐和克制,是着实让人惊叹的。

自从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已快两年了。两年来,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1960年4月,周恩来飞赴新德里,同尼赫鲁举行边境问题高级会谈,尼赫鲁态度无丝毫转变,再次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那是125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一个福建省大小的中国领土啊,中国政府岂能拱手相让?1961年,中国政府多次向尼赫鲁提出和谈建议,并实行隔离政策,均被一一拒绝了。进入1962年,局势越发紧张起来。6月,印度军队加快了武装入侵中国的“推进”速度,东段已越过麦克马洪线,进入西藏山南的扯冬地区。截至1962年8月底,印军在中国境内部署了100多个据点。这些据点最近的距中国哨所几十米甚至几米远,形成“面对面”的对峙,有的楔入中国哨所之间,有的还插到了中国边防哨所背后来了。印度军队一步逼近一步,显然要打上门来闹事了。1962年10月18日,由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会议,它将对中印边界问题做出重大的决策。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毅、贺龙等党和军队的最高领导,同时有关将领罗瑞卿、杨成武、张国华、王尚荣、雷英夫参加,外交部的章汉夫和乔冠华也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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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会议的毛泽东要乔冠华和雷英夫报告中印边境冲突的情况和各方面的反映。他俩汇报完,周总理接着发言,他着重分析了有关中印边境问题的形势,说明从各方面看我们不进行自卫反击不行了,因此建议立即进行自卫反击作战。会议在作了深入的分析讨论之后,一致同意周恩来的意见。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越演越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俗话说不打不成交,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境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说完,会议便接着讨论中印两军的实力对比和能否打得赢的问题。张国华在参加完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后,留在内地养病。生活刚刚平静一点,就被中印边境冲突打乱了。中央领导和军委总部不时传唤他。毛泽东问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不打得赢呀?”张国华肯定而自信地回答:“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能打得赢。”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自己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土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总有一天,我们会夺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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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在对形势作了一番分析研究之后,一致认为战胜印军是有把握的。但毛泽东一再提醒大家,我们没有同印度作战的经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一定要精心布置,打好这一仗。至于反击作战的方案,同意总参和张国华司令员共同拟制的计划。根据总参提出的建议,反击时间为10月20日,前线总指挥为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离开颐年堂前,陈老总和贺老总都向张国华详细了解边防备战情况。张国华话不多:“我们已按主席说的边防部队在精不在多,作了调整。 要打就是泰山压顶之势。”

陈老总和贺老总交换了想法,用他所特有的四川口音,响亮地说:“要挑兵选将,干部不仅要军事上行,而且要有政治头脑,又要勇敢。”贺老总的烟斗吱吱地冒着烟,他用烟嘴的一头点着张国华说:“如有临阵脱逃的,就要像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张国华在笔记上快速地作着记号,插空提出他的建议: “我想不仅要准备反击入侵印军,还要准备打击逃往尼泊尔境内叛匪的回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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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又就兵力、干部、物资和思想准备提出自己的看法。很快,一支代号为四一九部队的作战指挥机构组成了。中央的决心定下之后, 张国华准备飞临前线,具体指挥中印边境东段达旺方面的自卫反击战。出发前,中南海召见他。中央常委会议正在进行。毛泽东站在巨幅地图前,一手夹着烟,另一只手作了个搂的手势,说:“我们插进去,不打。”他变换了一下姿势,像是自言自语:“21平方公里,2000多人,作个愿望是可以的,但事实上办不到。”烟头连续亮了几下,他沉思良久,忽然喷出一口浓烟,指着印军据点大手劈了一下,同时提高声音说道:“扫了它!”

说完,他自己也露出笑意。其实,毛泽东为打与不打也犹豫了好几个夜晚。顾虑是尼赫鲁当时声望很高,军力相比又是弱者,很容易引起不明真相的国家的同情。总参谋部发布作战预令后,毛泽东仍在考虑打不打的问题。在分析了尼赫鲁最大的王牌是中国不敢打他后,反而坚定了打的决心。同时中国将打算告之赫鲁晓夫,赫鲁晓夫仍持各打五十大板的态度,并没有公开地表示反对,还向中国驻苏大使说,苏联也得到了类似情报,如果中国遭到进攻,反击是自然的事。而美国已把主要精力放在准备对苏战争上,不能以很大力量援助印度。中国外交官们也正向第三世界游说自己的观点。此时的反击对中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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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书记邓小平补充:“要争取时间。”他又侧过脸问张国华:“粮食够不够?”张国华回答说:“光军区生产的粮食还有两亿多斤。”邓小平很满意:“好,这是有战略眼光的。”军委秘书长罗瑞卿问道:“你有没有把握?”张国华爽快地答应:“有。”“根据呢?”“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常委会一直开到深夜,领袖们从大略方针谈到枝末细节。张国华一边强记,一边又要提供情况,散会时,头已疼得要裂开似的。高血压病又犯了。他不吭气,很快登上飞机。

10月18日,张国华到达拉萨的当天,军区常委扩大会议紧急召开。先由军区参谋长王亢传达中央指示:“首长认为这次作战像平型关战斗一样,意义重大。打得要狠, 打死了还要再踩他两脚。中央确定,前面靠西藏军区指挥,有关战术上的部署调整等事宜,均由张国华司令员决定。过去总部规定在50米以外不打枪不再执行。”张国华站起来,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他学得惟妙惟肖,包括毛泽东用手缓慢一劈的动作。他讲得很快,提了一连串问题后又低声说了几句,看来,这才是他自己要说的主要的几句话:“事关重大,影响深远。我的决心是:准备干掉他1300人,根本不要考虑伤亡,1300也好,2300也好,打一个补一个,始终保持四个大团满员。”将领谈论战斗预想时,总会感到格外地欢愉,即使在下命令:“为了加强指挥,我们都可以下去,必要时,副司令员可以到团里去加强。”他再次环视会场,话语里充满了鼓动性: “现在是非常时期,一切都要围绕打仗,一切服从前线,把自己担负的责任落实下去,负责到底。现在北京就看我们的了,是共产党员表现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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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相信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张国华于19日进入前方指挥所麻麻。战前,指挥所的气氛是紧张的。他有时专心研究地图,有时离开地图踱着步子深思。“慎重初战”是个很不好驾驭的车头。初战必胜又是最起码的要求。与印军毕竟是初次交手,它是“太极派”,还是“少林派”呢?估计不会有国民党的主力强, 但也不能估计过低,要猫当老虎打,像对付国民党的中等部队。当时上级有一种意见,为了慎重,只打敌其一点,吃掉敌人一个营。这是个很保险的方案。张国华考虑再三,吃掉一口营,不痛不痒,要吃就吃它一个旅!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另一位领导时,另一位领导浑身震了一下:“这太冒险了!万一……”还有一位领导不无担心:“现在仗要打大了,是不是战役发起时间向后推迟两天, 以便部队做好充分准备?”张国华没有表态:“看看部队准备情况吧。”阴法唐政委代表新组建的四一九部队师团两级领导再次进言:“张司令员,战役发起时间不能推迟!”“理由呢?”张国华不露声色。“我一万多人进入战场,在森林里隐蔽了一天一夜,不动烟火,再推迟两天很容易暴露作战意图。那时再进攻还有什么突然性!”

张国华一拍桌子:“不再推迟,要让敌人还没穿裤子就当俘虏。”两种意见反映到中南海。有的领导也认为张国华是冒险。毛泽东不喜欢墨守成规,把另一种意见的文稿推到桌子另一边,颇有愠色:“他是前线指挥员,让他打嘛!打不好重来!”方案定了,干部会上,他激越的声音把出击前的喧闹压下去了: “现在当面敌人不是1300,而是2500,准备打它3000,如再增援就按它5000打。 3至5天解决问题,不要怕伤亡,准备伤亡2000,要打得好,打得快,速战速决, 务必全歼。打起来不受'麦线'约束,但要报告中央。打不好是前边的人负责,补给不好是管后勤的人的责任。哪个搞不好,要追究哪个人的责任。打不好,消极说法是未完成任务;积极说,是不够共产党员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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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后他毛泽东布置,要多准备些猪肉,要把各团电影组组织起来,把军区文工团调来前方,以励士气。10月20日7时30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 解放军的炮火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到9时30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张国华耸耸肩,笑了: “这样容易取得的突然性,我当兵33年,还是头一次!”23日,中央致电称赞:“作战部队在高原严寒的困难条件下,斗志昂扬,艰苦卓绝,勇猛作战,干脆地歼灭了敌人。”军区前指刚刚收到这一鼓励电,还没来得及转发,又收到中央收回该电的通知。张国华心口一紧:出什么事了?等他收到第二份电报时,心中的疑团还是没有解开。后一封电报只比前一封电报多了两句话。一句是“捷报频传”,另一句是颇带感情色彩的“中央、军委极为高兴”。为什么又收走前封电报呢?张国华估计,看这口气,很像是毛主席亲自加的两句话,毛泽东的高兴溢于言表,他希望电报能更大地鼓励前线士气……是的,一定是的!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三个旅,生擒包括王牌旅长达尔维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占整个中印边境反击战战果的80%。中方作战部队也付出了代价,伤亡1460人。重要的是,在和平时期取得了作战的经验。战后,许多战斗骨干被输送到其他部队。1963年,张国华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为中央警卫团抽调了12名参加过战斗的连排长。

毛泽东的结论是: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1963年2月,张国华回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秘书通知他,主席要亲自听他汇报。张国华有些发怵:“叫别人汇报吧。”“不行,主席点名要听你讲,说你一直在前线,最有发言权。”张国华心里忐忑不安。他知道主席听部下汇报时,最喜欢插话提问,即兴发挥。他生怕哪个细节疏漏,对答不妥……也只好加紧准备汇报提纲。准备完了,他还觉没把握,就把提纲送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审阅。罗秘书长在上面批了几个字:“此件看了,很好,请照此向中央工作会议汇报。”2月19日下午,汇报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当他走向怀仁堂讲台时, 那安然自若的神情忽然间又变得紧张起来。好像所有的目光都向他射来,对着他笑。他朝左边一看,又朝右边一看,自己的座位竟被安排在两位主——毛泽东和刘少奇中间。 他也记不得是怎样走到自己座位上去的。只记得人在太紧张时反而抛弃了一切杂念。他开导自己: 麦克风又不是机关枪,怕什么!反正是我亲身经历的事,就照直说。他谈到有些部队参战太仓促时,毛泽东果然插话说:“那个五十五师,从青海的西宁出发,用卡车送,就是在路上动员的,差不多一到就打。一三○师在四川是个生产部队,放下锄头就上车,一到就打,就在汽车路上做动员工作,很仓促。”毛泽东一指张国华说:“就是你这个将军也是临时派去的嘛。”毛泽东鼓励张国华继续说。当他说到“这场斗争是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时,毛泽东又愉快地插话:“要注意军事,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各大区、省委的同志都要准备打仗,要练兵,每年要有8个月。”毛泽东侧过脸,笑眯眯地望着张国华半开玩笑地说:“你也是书记嘛!一打仗,你那个病也就好了。”毛泽东磕磕烟灰,又补了一句:“当然有病还是要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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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华接着说:“中央军委和总部在作战中的每一重大转换时节, 都给我们做了及时、具体又详尽的指示……”毛泽东插话:“我这次是参战了的。还有少奇、总理、小平……”张国华汇报说,这一次打近仗多,毛泽东说:“要注意近战、夜战。对帝国主义,我不相信近战、夜我搞不你不赢。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人怕近战、夜战,怕手榴弹,怕拼刺刀,怕几十公尺或者一百公尺这样的射击。”张国华:“在交通运输上,我们是依靠土法,依靠自己,依靠群众。没有空军支援,靠地面; 没有公路,靠人、畜;没有体积小、重量轻、有营养的干粮,靠糌粑……”毛泽东:“在这一点上,他是现代化,我们是原始化。 但革命的原始化战胜了反革命的现代化。”最后,毛泽东高屋建瓴地评价中印边境之战:“打了一个军事政治仗,或者叫政治军事仗。这一仗,至少可以保持中印边境10年的稳定。”历史完全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事实上,从1962年至今,四十多年了,中印边境一直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这个局面的取得与这一仗有着密切的关系:没有这一仗,是难以维持这么长的和平稳定的。不久,罗瑞卿将参战部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情况向毛泽东详报。毛泽东若有所思:“过去岳飞说过,'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前两句有片面性。那时金兀术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我要说,撼山易,撼解放军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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