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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史 2019-12-23 06:0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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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西域研究贡献中国智慧——王炳华新疆考古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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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特别的绘画展览,画作中的石窟造像,均来源于山西太原天龙山石窟,但是却被收藏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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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军,江苏省昆剧院院长、国家一级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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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9日,名为“追寻瑰宝——天龙山石窟流失海外佛造像绘画作品展”在太原美术馆开展。山西画家张晋峰历时7年创作的78幅绘画作品让这些流失海外的石窟造像以绘画的方式“重回故里”。

王炳华在古墓沟墓地现场

最初知道《说戏》这本书是在一位设计界朋友的微信朋友圈。2017年年尾,一则关于年度“中国最美的图书”评选揭晓的新闻跳入我眼帘,在25本获奖图书中,这本《说戏》也位列其中。

北京正阳门外,距离“中国公路零公里点”标志不足800米的地方,迎来了一家大型综合类书店——PageOne北京坊店,这是继三联韬奋书店、雁翅楼中国书店、花市新华书店之后北京的又一家24小时书店。

玻璃展柜内,残破的石窟现状照片和精美、飘逸的流失海外造像画作一起呈现。展柜下面的卡纸上,清晰地标注着造像年代和现藏国家。柔和的灯光下,北齐、唐代的佛像画作立体感极强,沧桑感十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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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戏曲人是安于在自己空间内自娱自乐的。近年来,虽然国家对戏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观众数量也有所上升,但是,不得不承认,戏曲这门艺术依旧像一座高大而坚固的城池,里面的人对她有多爱,外面的人对她就有多陌生。对于今天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来说,戏曲或许与现代社会和现代人没什么关系,至于戏曲的艺术魅力,他们不理解,更无意去了解。

实体书店也是文化空间

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市区西南40公里处,是中国四大石窟之一。天龙山石窟始凿于1400多年前的北朝东魏时期,历经北齐、隋、唐历代开凿,共存石窟25座,石窟造像1500余尊,浮雕、藻井、画像1144幅。各窟的开凿年代不一,以唐代最多。其中东魏石雕比例适度,形象写实、逼真,生活气息浓郁;唐代石雕体态生动,姿势优美,刀法洗练衣纹流畅,具有丰富的质感。天龙山石窟具有颇高的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为中国古代雕塑艺术的典范,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被誉为“东方雕塑艺术的宝库”。

《探索西域文明》孟宪实 朱玉麒 主编 中西书局

而由昆曲表演艺术家柯军和知名记者王晓映共同着写的这本《说戏》则试图打破戏曲人自筑的这座城池,走出去,只为让更多的人走进来。他们采用的方式首先是,打通不同介质对美的追求,通过极具设计感的书籍之美深入昆曲表演的腹地,然后是尽情展现昆曲“大美”的多个层面,进而辐射到昆曲的社会层面。全书从11出折子戏切入,细腻到手眼身法步的微观定焦来讲解昆曲的唱做、昆曲的技艺;并展示昆曲的唱辞、昆曲的工尺谱、昆曲的服饰;乃至于辐射到昆曲的传承,昆曲演员与观众的互动,甚至普通观众的昆曲戏画,试图让这门拥有600年生命的、最精雅的古老艺术能够走近更多现代人。

PageOne北京坊店,是一座有着巴洛克式风格的建筑,共有三层,面积近3000平方米。“我们精选了近35000种中文书籍、文创产品和近25000种外文书籍,并在不同的区域进行主题陈列。”该书店负责人刘刚说,“在北京的原点,我们24小时守候那些热爱读书的人们。”

19世纪20年代,外国侵略者对天龙山石窟进行了掠夺和破坏,大量石窟精品造像流失。据不完全统计,天龙山石窟约有160余件佛像流失海外,去向明确的有130余件。散落在欧美和日本等国的30多个博物馆及藏家手中。

王炳华先生是新疆考古人的代表。自1960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王先生在新疆考古一线工作了40个春秋。2000年退休之后,他更是笔耕不辍,教书育人,继续着西域研究之路。新疆的考古学,从来不独属于新疆。新疆是丝绸之路上的桥梁,而新疆考古则为发现欧亚大陆上的文化联系提供了关键的证据。王先生在其考古生涯中,足迹遍及新疆各地,取得了无数的开创性成果。同时,王先生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新疆,他的发现与研究为丝绸之路古代人类文明交往提供了来自中国学者的贡献。

对美的极致追求,是柯军的艺术理念,体现在舞台上,也体现在做事上。这本《说戏》显然贯彻了他一贯的追求。一页页均为手工装订,毫不隐藏地将装订线露出来;切口设计也颇为原生态,大胆地以毛边示人;缟素的封面上隐约透着毛笔书写的白色“说戏”二字,白底上的白字,颇有无中生有之感;书内的排版设计,着意留白、疏密错落;每出戏附着这折戏的唱辞、工尺谱,均为柯军自己小楷书写。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唱辞以书页隔层隐约示人,正面展示的则是柯军自己对所饰人物的读解、圈注,颇有寓意。无意中传达了一种理念:以传统为底色,以今人再读解为显相。这恐怕也是一切经典作品再创作的正途。《说戏》是一本颠覆传统装帧理念的、极具设计感的书籍,但显然,这本书从古籍善本中汲取了太多的灵感。所以,从我们悠久的、古老的文化中汲取丰富养料,化为现代人可感可赏可赞的事物,其实是通用于任何艺术门类的。

一进入书店,便惊艳于其新颖别致的布局。书店的顶棚如浩瀚星空,两侧高6米、长50米的高大书墙直抵屋顶,视觉冲击力十足;敞亮的玻璃橱窗,炫酷的发光墙体,个性十足的书架,白色的柔光灯映射出简练的几何图案, 完全不像传统的书店,而是一方艺术天地。

多年致力于石窟造像及壁画创的张晋峰出生在太原西山脚下,从小就对本土文化兴趣浓厚。他说,天龙山石窟造像风格独特,也正是因为它的美丽,石窟遭到盗采、破坏,大批造像流失海外。每每看到那些残破的佛像和洞窟上的累累凿痕,张晋峰说他“心中就有说不出的痛”。

新近,中西书局为纪念王炳华先生80华诞,出版了《探索西域文明》一书。掩卷沉思,王先生的考古之路清晰可见,他的钻研精神鼓舞人心。

在这本《说戏》中,从形式到内容,不仅美与传承的理念无处不在,并且传承后再创造的理念也同样清晰。之所以叫“说戏”?是因为“说戏人”这一角色自戏曲成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缺席过,他们在戏曲的发展史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戏曲是“口传心授”的艺术,在这其中只有“人”才是传承的核心,而说戏人的口、身、心是否三位一体决定了传承的不同境界。柯军,作为一名当今中国卓有成就的昆曲表演艺术家,也作为一名“非遗”的昆曲传承人,他精选了自己昆曲生涯中的11出折子戏,囊括《宝剑记·夜奔》《桃花扇·沉江》《铁冠图·对刀步战》《铁冠图·别母乱箭》《长生殿·酒楼》《牧羊记·望乡》《牧羊记·告雁》《九莲灯·指路闯界》《红楼梦·胡判》《邯郸梦·云阳法场》《邯郸梦·生寤》,也涉及到林冲、史可法、周遇吉、苏武、富奴、贾雨村、卢生等各色戏中人物。他不仅说故事、说人物,也说情感,说价值观,并通过体验每一个人物的心理、命运来解析文本,最终落脚到说昆曲的唱念做表、昆曲的传承上来。读完《说戏》,我清晰地确认一个事实:昆曲精微的程式技巧、一招一式均由人物而来,心的体验和身段的掌控从来都是昆曲艺术的正反两面,缺一不可。就好像柯军在说《夜奔》时言道:“大段的唱腔念白,繁重的身段舞蹈,情感浓烈,情绪复杂,载歌载舞,特别耗费心力和体力。”而昆曲传统老戏的舞台魔力也恰恰于此——丰富程式对人物心境、环境的细腻表达,唱做一体对演员心力、体力的挑战。

“我们这里是一个书店,更是个文化空间。”刘刚认为,实体书店的存在意义不仅仅是卖书,它应该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地标,讲座、沙龙、读者会等文化活动都将是这里的风景。

从2011年开始,张晋峰往返各地、频繁探访天龙山石窟,搜集、整理流失海外的石窟造像照片,绘制造像画作。为能精准地绘制出流失造像的神韵,7年间张晋峰凭着老资料、网络图片和朋友们从世界各地博物馆中拍回的照片,完成了创作。7年间,张晋峰不记得自己去过多少次天龙山石窟。每当创作遇到瓶颈时,就会跑到石窟里面,看着石窟造像残缺的身体,看着被砍去佛头后留下的斧头印,他就觉得这些石窟是有温度的,就会给他提供创作的灵感。

天山中的行者 北疆考古的开拓与新概念的提出

“男怕《夜奔》,女怕《思凡》”。武生出身的柯军,12岁即被昆曲选择,从“怕《夜奔》”开始,浸泡于昆曲四十年,他越来越深谙昆曲的魔力和魅力,心中也越来越滋长了对昆曲的“怕”。用他的话说,“怕是有所爱,有所敬畏,有所担心和担当”。对昆曲复杂的情感,让柯军对昆曲有责任、有义务,而在传承和推广昆曲上,他也有自己的主张。

每扇窗外都是美丽景致

展厅内,最为出名的一幅画作是21窟北壁中央的坐佛造像,真品在美国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张晋峰说:“这是着名物理学家杨振宁在美国时看到的,当他知道是来自太原天龙山石窟的造像后,在20世纪90年代和去年,两次来到天龙山石窟。”

新疆号称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这里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所,更是游牧文化与绿洲文化交融之地。早期西方探险家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塔里木盆地及其周缘地区,新疆北部的考古则是一片空白。王炳华最早的考古工作便是围绕天山以北的游牧文化遗存展开,为新疆考古打开了新的局面。

《说戏》中,我们能够看到柯军对传承的一丝不苟和自我挑战。在说《邯郸梦·云阳法场》一折时,札记《三师传戏》有一个细节,可以看得出戏曲传承过程中个体的差异性,也可以看得出他从不放低昆曲传统自有的标准。《云阳法场》在昆曲的传统演法是卢生被五花大绑,双手缚于身后,但是在包传铎老师教戏过程中,提出为了便于载歌载舞,保持好身体的平衡,将敷于身后的双手改为绑在了身前。但在排练中,柯军的另外两位老师郑传鉴先生和张金龙老师对此改法提出质疑,最终柯军恢复了将手背后、难度更高的传统演法。还在张金龙老师的指导下,针对卢生的身份增加了不少表演的技艺,以表现人物惊恐、挣扎的情绪。在郑传鉴老师的指导下加深了人物分析和表演定调。多师之徒的幸就是能够从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其长,然后最终还是做自己。想必,柯军也会继续这样教给他的学生。

这书店还有一大亮点就是可以看“风景大片”,无论站在二层,还是伫立三层,从书店的每个如超大屏幕的窗户往外看,都能观赏到不同的景致。宏伟如正阳门、天安门,雄冠京城的“中国尊”,还有像水墨画一样恬淡的老北京民居,都会像电影镜头一样呈现在你的眼前。正如书店的设计师董功所说:“书店的空间正是城市的延伸,游走在其中,读者会和这个城市发生关系。”

一长串名单、一幅幅画作、一张张照片……天龙山石窟造像无声地展现在观众面前,往来的人们轻声细语,不时在画作前驻足、拍照。

昭苏土墩墓与乌孙文化:伊犁河流域考古的开拓。1961年,王先生与王明哲、雅可夫对伊犁河流域9县的土墩墓进行了调查并开展试掘。1962—1963年,王先生又与易漫白、王明哲等在昭苏县夏台发掘了一大型土墩墓。这次发掘无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式拉开了伊犁河流域考古发掘工作的序幕。同年,王炳华在特克斯县采集到青铜器11件,指出过去认为“游牧区历史文化遗存贫乏”是一种误解,并提出了乌孙考古文化的概念。这些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确立了对伊犁河流域考古的基本认识。

柯军《说戏》中对传统戏本着“考古队”的心态,一丝不苟地传承,除此之外,他还将一些早已失传的剧目通过捏戏的方式创作出来,他希望这些戏能够通过不断打磨,成为昆曲折子戏的新经典传承下去。在《说戏》中,《桃花扇·沉江》《红楼梦·胡判》《邯郸梦·生寤》均是编剧张弘老师和他共同新捏出来的。但是,所有方面的新创都是秉承昆曲的传统规律,所以,它们经受得住观众的检验。尤其是《沉江》,自1993年搬上舞台,历经时间、市场的考验,今天看来它已经成为了可以往下继续传承的新经典。《说戏》这本书再次告诉我们,只有“理想的传承者”才有资格谈创新。

PageOne北京坊店以“建筑中的建筑”为核心理念,让大空间与小建筑有效融合,形成了“书店中的书店”这一独特的阅读体验。

看到展厅内历史和现实的强烈对比,年近八旬的老画家陆贤能泣不成声,观者为之动容。山西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吉魁表示,对山西人来说,借助这种艺术形式填补天龙山石窟的残缺,可算是一种慰藉。

“黄金”古墓与塞人文化:阿拉沟考古的收获。1976—1978年期间,为配合南疆铁路施工,王先生在天山峡谷中的阿拉沟主持发掘了墓葬85座。其中,阿拉沟东口墓葬出土了虎纹金箔、狮纹金箔等大量金器以及黑地红彩云气纹漆器、凤鸟纹刺绣等。王先生参考史料文献提出了“塞种文化”的新概念。阿拉沟发掘成果刊布后,黄金大墓的消息引起了轰动。然而在王先生看来,阿拉沟考古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墓葬中出土文物的多元性以及与周边地域的联系。这些伟大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丝绸之路上已经有了广泛的文化交流,同时也揭示出天山峡谷在丝路上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柯军与别的戏曲传承人最大不同是,在属于戏曲的这座高大坚固的城池中,他不仅是这座城池的自足者,还是守护者、考古者、传承者,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有点出位、有些大胆的推广者。十几年前,他将昆曲送进校园;并顶着巨大非议将昆曲送进地铁;还与上昆联合,联手推“高铁昆曲”,都曾引起南京市民、沪宁大学生们的热议。他是那么迫切地想让更多的现代人发现昆曲的美。某些时候甚至放低身段,跨出这座城池,跨过横亘在古典和现代之间的高墙,他也是不悔的。

特色阅读空间成文化新地标

用天龙山石窟实景图片搭配流失海外造像绘画的形式展示,佛像慈悲、安详的神情和石窟残缺的现状反差强烈。

通往精神世界:呼图壁康家石门子岩画的发现。1987年,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先生发现了位于天山腹地的康家石门子岩画。岩画总面积达120平方米,画满了各种人物形象约300人,十分壮观。其中有不少男性生殖器刻画突出,甚至有交媾场景。王先生认为,岩画揭示了古人生殖崇拜的思想。此后,王先生还对阿勒泰山洞窟生殖崇拜彩绘、小河墓地中反映的生殖崇拜和数字“七”崇拜等文化思想进行了研究。由此可见,古人精神世界也是王先生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

在《说戏》中,我仍然能感受到他在推广昆曲上的大胆和不走寻常路。书中在说戏之余有一条柯军与一名自闭症儿童陆诚的互动线索贯穿全书,他们交流的桥梁就是昆曲。正是这条线让《说戏》这部本来只是昆曲界的书变得与众不同,并让这本书散发出一种人文关怀。 2008年第一次受柯军之邀随母走入昆曲剧场,陆诚还是个严重的自闭症儿童。一路走来,昆曲与陆诚作伴,他由入迷到到深度着迷,再到通过昆曲第一次主动社交,到成为昆曲的领掌人、推广义工、江苏省昆“兰苑小花郎”。陆诚的生命意义都发生了改变,他由一个有社交恐惧的孩子,变成了彻彻底底昆曲的孩子,有自己的昆曲圈和以昆曲为媒介的朋友圈。昆曲滋养了他,他看昆曲、在家演昆曲、还拿起笔画昆曲,是昆曲唤醒了他沉睡的灵性。或许在很多人看来,陆诚仅是个案,但在柯军看来,却不是个案,昆曲实实在在就是有这样的力量!

在北京城的心脏地带,这样一家书店能维持下去吗?“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房屋出租的商业关系,而是以文化价值传播为主的项目。”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主任孙劲松介绍。

张晋峰说,虽然散佚他方的佛像难以回到故土,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尝试让大家看到天龙山流失海外造像的“回归”。但张晋峰更希望用这种强烈对比唤醒民众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同时引起更多人对文化传承的思考。

追寻人类足迹 青铜时代墓葬及古尸的发现与研究

没有良好的传承就没有昆曲的发展和未来,而传承什么?怎么传承?如何去理解传承?传承与传播的关系是怎样的?都是每一位昆曲人值得思考的问题。《说戏》是柯军将昆曲融于生命、将舞台熔铸于笔端的一本书籍。它让我们细细品味,柯军是如何跨过高墙、跨出戏曲这座城池,向世人展现昆曲光芒的。

“北京是一座有温度的城市,这座城市特有的古色古香文化和时代创新精神,需要阅读来传承和流传。”北京市新闻出版广电局局长杨烁表示。作为北京核心城区,西城区要在每个社区建设大面积的文化站、图书馆等阅读空间并不现实,在“书香西城”推进中,他们放开思路,尝试整合区内各种公共文化资源,激发社会力量参与,打造各具特色的公共阅读空间。

事实上,作为文物保护者,天龙山文物管理所长期致力于石窟保护、“复原”,乃至国宝回归。天龙山文物管理所长于灏在天龙山工作20余年。在和石窟朝夕相处的过程中,于灏对石窟造像的感情更甚于常人。于灏介绍说,目前,他们正和美国芝加哥大学合作,用数年时间对流失海外造像进行三维数据扫描。在此基础上,双方对石窟进行数字复原,计划今年底启动海内外巡展。于灏说,在石窟造像本体还未回归的情况下,希望通过数字复原形式,让天各一方的造像相聚,再现信息完整、精美绝伦的造像艺术。

早在丝绸之路开通以前,新疆就是古代人类往来的重要通道。自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在罗布淖尔、吐鲁番等地发现“与阿尔卑斯人种型相似”的古尸后,相关问题便一直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然而,一些过分片面地强调西来因素影响的观点,又带来了新的问题。王先生在新疆青铜时代墓葬及古尸方面的发现和研究,为破解新疆古代人类的谜题提供了一把钥匙。

(《说戏》,柯军、王晓映着,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7年10月第一版,698.00元)

自2014年4月开放首个特色阅读空间——北京砖读空间后,西城区在统筹空间资源、建立特色阅读空间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和尝试,从地安门雁翅楼24小时营业的中国书店到白云观北里的白云驿站,从繁星戏剧村书吧,到什刹海边的皮影文化酒店,再到PageOne、甲骨文、模范书局,一个个各具特色的阅读空间在西城区悄然涌现,众多特色阅读空间已然成为首都文化新地标,成为人们精神的家园。“现在市民步行10—15分钟就可以找到一个读书点的目标在西城区正在逐步变成现实。”孙劲松自豪地说。

哈密五堡古尸的发现。1978年,在阿拉沟考古接近结束之时,王先生沿着天山向东赴哈密调查古代遗址,发现了五堡墓地。1978—1991年期间,他在哈密五堡主持过三次考古工作,共发掘墓葬114座。经碳14测定,墓葬年代距今约3000年。墓葬出土遗物相当贫乏,但令人惊异的是,在墓地中总共发现70余具干尸,其中有11具相对完整。此后,哈密古尸因其时代较早且数量较多而受到广泛关注。

走进楼兰:古墓沟墓地的收获。楼兰的再次发现无疑是新疆考古史上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自20世纪初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到访楼兰后,楼兰考古一度陷入沉寂。直到1979年,王先生率队进入位于罗布泊西北的孔雀河河谷进行考察,发现了古墓沟墓地。除了为人津津乐道的“太阳墓”,古墓沟的另一重要发现是出土了一具发色金黄的女尸。随后的解剖分析说明头骨具有明显的欧洲人种特点。随着中国中央电视台与日本NHK合作拍摄的展开,楼兰古尸的消息迅速传遍了世界,立即成了热点话题。

破解“吐火罗”: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的提出。随着楼兰古尸的发现,中外学界将其与吐火罗人联系起来,引起了一阵热潮。吐火罗问题是一种来自语言学的推论,认为有一支古老印欧人曾向东迁徙到今新疆一带。王先生并不认同这种假说,尤其是对将跨越数千年的不同王国、不同民族均称为“吐火罗”,甚至与新疆现代民族联系的观点和倾向,更是难以接受。王先生从考古研究的角度入手,对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整理,提出这一考古文化具有塞人文化的重要特征,又明显受印度、伊朗文化影响,体现出异质文明碰撞后的冲突与融合,不应将其简单地认定为“吐火罗”。为了搞清吐火罗问题,王先生曾组织跨学科的学者进行讨论,他称这是一种“考古研究的文化哲学思考”。

在沙漠最深处 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计划

塔里木盆地中的绿洲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孕育着灿烂的古代文明。然而,由于自然环境的变迁,很多汉唐时期古代遗址都淹没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深处。重新发现楼兰仅仅是一个成功的开始,随着条件的改善,王先生终于能够带着新中国考古人的梦想踏入西方探险家曾经深入的禁区。

中日尼雅考察。尼雅遗址位于民丰县以北的沙漠之中,是汉代精绝国所在。王先生作为考古所所长,自1991年起开始主持中日合作尼雅考察的学术工作。1993—1996年期间,考古队在尼雅遗址进行了调查和重点发掘。尤其是1995年发现尼雅一号墓地,其中M3出土文物异常精美,引起了很大轰动,尼雅王陵的发掘被评为当年的考古十大发现,“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更是成为家喻户晓的国宝。

中法克里雅河流域考察。在王先生的主持下,具有中亚考古丰富经验的法国研究中心315所与新疆考古界合作,在克里雅河流域进行发掘研究。1991年,王先生作为考察队队长进入克里雅河流域工作,对喀拉墩遗址进行了调查。在项目走上正轨之后,王先生卸去了队长的职务,专心负责尼雅方面的工作。克里雅考古队此后在喀拉墩进行了发掘,又在喀拉墩西北、克里雅河三角洲发现了圆沙古城。

丹丹乌里克的再发现。1996年,在唐研究基金会的支持下,王先生计划寻找沉睡已久的丹丹乌里克遗址。考察队计划从策勒县达玛沟向北穿越沙漠进入丹丹乌里克,但由于沙丘阻隔只能折返。随后,王先生自油田借了两辆沙漠车,送张铁男和伊力进入了丹丹乌里克。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穿越沙漠进入该遗址。

走访小河。小河墓地是一段最为神秘而又令人神往的传说。1934年,贝格曼在向导奥尔德克的带领下发现了小河,他随即被墓地宏大的规模、奇特的列木所震惊。但此后再也没有考古学家进入此地。2000年,王先生希望能在退休之前完成他作为新疆考古人的这一梦想,寻找小河。考察队骑骆驼进入沙漠,艰难行进5天后成功发现了小河墓地。这一消息迅速引起了轰动,媒体争先报道。终于,小河墓地的面纱被再次揭开。

在考古中发现历史

除了激动人心的考古发现,王先生在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很多贡献。他作为考古学者的同时,也具备极为深厚的文献功底。在王先生的治学中,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结合成为一大特色。例如,对汉代伊循城的研究,便是结合传世文献和实地调查,得出伊循城即在今米兰绿洲的结论。对土垠遗址的研究,则是运用黄文弼所发掘的汉简资料,确定其为汉代居庐訾仓。关于唐代柘厥关的研究,是利用了当时尚未刊布的巴黎图书馆所藏库车出土文书。而对唐西州白水镇的研究,则利用了敦煌吐鲁番等地出土的文书。

塔里木盆地及周边绿洲承载着众多的人口,有着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遗存。王先生对塔里木盆地的调查和研究尤其关注古代人类与环境之间的互动。他总结出塔里木盆地的五种古代绿洲社会类型,认为环境变化和人类生存空间的转换,是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人类社会有组织的大规模活动在很多情况下是自然环境改变的决定性因素。这一认识颠覆了很多传统观点。

丝绸之路的开拓,使中原和西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王先生用考古资料展示了汉文化在西域的影响和发展;他通过对阿拉沟等地出土文物的研究指出,在春秋战国时期来自中原的丝织品就已经广泛传播至古代新疆甚至更远的地区;他在尼雅遗址精绝王陵的发掘和分析中,也清楚地揭示出汉文化的影响。

回顾王先生50余年的新疆考古与研究之路,我们可以看到他在新疆考古领域的伟大开拓。他对新疆考古的贡献是全面而深刻的,使新疆考古再次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而这其中一以贯之的是王先生始终践行着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想。

(作者:刘子凡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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