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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史 2019-11-08 03:2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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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

郑成功和施琅

导语:施琅第二次降清,属于被逼上梁山,谈不上个人品质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郑成功盛怒之下,轻率地错杀施琅的父亲弟弟,才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军的怀抱。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无论是谁。只要维护两岸统一,就会名垂青史,受到中华民族的爱戴。

谈到海峡两岸的英雄人物,人们会对驱除荷兰殖民侵略者、收复台湾的郑成功油然而生敬意,而对于平定台湾的传奇人物施琅大将军则知之不多、不深。读完安然所着《施琅大将军——平定台湾传奇》,掩卷而思,一个完整、真实和高大的施琅形象在我的脑海里浮现。

施琅,生长在明清之际,各种社会矛盾错综复杂。这使当时各种人物的抉择颇伤脑筋,同时,也使得后人研究这段历史时感到扑朔迷离,难以准确把握。安然摆脱了所谓正统观念。对施琅反复多变的前半生,给予了恰如其分的定位。

施琅的多变,是应时而变。一变:1646年,郑芝龙见清兵席卷中原,南明政权大势已去,率心腹部将500人,分乘5艘战船抵达福州投清。其中包括施琅。二变:1649年,担任清朝总兵的施琅在广东陷入绝境之际,出人意料地得到郑成功的礼遇。于是,他就跟随郑成功走上了反清复明的道路。他的部将数千人成为郑成功的重要力量。施琅为郑成功献计献策,并亲身参与袭取厦门,立下卓着战功。三变:由于郑成功与施琅个性反差、矛盾激化,造成施琅的父兄被杀。施琅遂离开郑成功,第二次降清。安然的评价是公允的:施琅第二次降清,属于被逼上梁山,谈不上个人品质问题。主要原因在于郑成功盛怒之下,轻率地错杀施琅的父亲弟弟,才导致施琅这样一位杰出的海军将领投入清军的怀抱。

评判一位历史人物的功过,是不能夹带个人感情色彩的。事实证明,施琅正是由于降清,才担当重任,充分地施展才能,成就丰功伟业。康熙元年七月,清政府提拔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率领官兵一万人左右。从此,清朝组建了第一支水师部队。施琅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水师提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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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琅的首步妙棋是一举攻下郑氏集团经营多年的厦门、金门二岛。康熙二年四月,施琅率快艇20多艘,从海门突袭郑军,打死打伤200余人,活捉参将黄九等20余人,鼓舞了将士的士气。施琅善于准确地判断形势,及时调整战略战术。十月,施琅率军先后攻下郑军苦心经营多年的厦门和金门。同时,他注重分化瓦解郑军,并收到了奇效。先是,郑军都督杜辉率领将领102名、兵丁1096名、战船62艘,向清军投降。接着,威远将军翁求多率领6万多兵民降清,成为郑军投降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然后,留守铜山的黄廷臣率家属及官兵3万多人降清。

郑军只剩下台湾及周边的澎湖等若干岛屿。郑经全力经营台湾,进入“明郑时代”的繁荣。康熙三年,郑经把郑成功命名为东都的台湾,改名为东宁,以台南为行政中心。引进大陆的坊里制,建立地方行政系统。台湾自为一体,形成割据形势。

在割据、还是统一问题上,施琅表现出非凡的远见。康熙三年六月,水师提督施琅认为:“郑经遁台湾,若不早为扑灭,使其生聚教训,而两岛必复为窃据。当乘其民心未固,军情尚虚,进攻澎湖,直捣台湾。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在清朝,施琅成为提出进攻台湾、彻底解决台湾问题第一人。

施琅的见解得到清政府的认同,施琅得到清政府的器重。康熙三年七月十八日,清政府授施琅为右都督,并任命他为靖海将军。进攻台湾的统帅,授予专征大权,领兵进攻台湾的郑军。然而,不久清政府改变了对台湾郑氏政权的策略,改武力征战为招抚,没有收到任何效果。再加上平定“三藩之乱”,清政府不得不把台湾问题搁置下来。

康熙二十年正月,郑经病逝,由郑经的次子郑克塽继位。此后,台湾郑氏集团日益腐败,军心涣散,政局动荡不安,民不聊生,饿殍遍地。这个割据政权已经丧尽民心,成为台湾和大陆沿海地区人民灾难的祸根。郑氏集团中掌握实权的侍卫大臣冯锡范从私利出发,拒绝清政府的招抚政策,勾结日本对抗清政府,企图成立所谓“台湾国”,实际上把台湾郑氏集团推向了灭亡的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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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郑氏集团的错误决策,促使清政府坚定了出兵台湾的决心。康熙二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康熙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总兵官,加封太子少保衔,命令他“到日即与将军、总督、巡抚、提督商酌,克期统领舟师进取澎湖、台湾”。施琅启程离京前,康熙专门设宴为他饯行,叮嘱道:“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之至意。”施琅肩负清朝的重托。

经过精心筹划,康熙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施琅率清朝水师2万多人,各种战船236艘,驶出铜山港,向澎湖进发。六月二十二日,施琅下令,清朝水师排成“五点梅花阵”,对澎湖发起总攻。经过激战,清军击沉和俘获郑军大小战船近200艘,打死郑军将领300多名,打死郑军12000多名。澎湖郑军官兵5000多人投降。63岁高龄的施琅挥师渡海作战,指挥有方,奖惩严明,以较小的代价,全歼郑军主力,展现出非凡的毅力和智谋。

更难能可贵的是,施琅对于台湾,采取了与厦、澎截然不同的方针。为了实现平定台湾郑氏集团的计划,他决定采取攻心策略。他主动探望俘虏的郑军,优待降军和俘虏,积极瓦解郑军。他向郑军将士宣布:我率兵出征,乃为朝廷收复所失之地,非为图报私仇也。杀我父弟的仇人郑成功早已死去,我施琅断不会报复。我不仅不会杀台湾人,如果郑氏肯投降,我也不杀,而且要保奏他们继续为官……各自决定去留,绝不为难;愿意留在清军中效力的,表示欢迎,并与清军士兵同等的饷粮;不愿投军的,即发给银米,派船送走。施琅的政策,得到郑军将士的欢迎。郑军将士到处宣传,“施琅不会妄杀一人,只要投降,即可受到优待。”这种宣传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台湾民众莫不解体,惟恐王师之不早来”。

施琅的攻心策略果然奏效。康熙二十二年闰六月初八,郑克塽派遣郑平英等人赴澎湖施琅军中献表请降。郑氏集团决定放弃抵抗,归降清朝。康熙二十二年八月十三日,施琅终于踏上宝岛台湾鹿耳门,受到台湾军民的热烈欢迎,实现了毕生的愿望。施琅的招抚获得成功,兵不血刃,完成大陆台湾的一统。康熙欣喜地赋诗日:

万里扶桑早挂弓,水犀军指岛门空。

来庭岂为修文德,柔远殊非黩武功。

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牙帐受降秋色外,羽林奏捷月明中。

海隅久念苍生困,耕凿从今九壤同。

施琅在台湾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开展贸易,举办教育,减轻赋税,“十年生聚,十年教诲,市井乡都诗书振响,少习长成,甲科辈出;而武职戎功。又指不胜屈”。

正如安然在《施琅大将军——平定台湾传奇》所说:施琅兵不血刃进据台湾,不仅节省了大量物力和财力,而且使台湾民众免于兵火的蹂躏,广大百姓的生命财产免受损害,有利于清政府对台湾的治理及台湾的经济发展。还应当补充的是,施琅不仅完成了祖国统一,而且开辟了一种全新的统一模式。

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趣历史网摘编自《博览群书》2008年第11期,作者:赵书刚,原题:《伟哉,施琅》

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数以万计

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导读:雍正帝一生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做事要求实际而不应该有虚念,这是雍正帝的再三要求。他刚一即位,便针对腐败衰颓之风进行了坚决地惩治与清肃。他直截了当地告诉文武百官:“朕平生最憎虚诈二字”、“最恶虚名”。一“憎”一“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虚伪、欺诈等腐败风气的批判态度。

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雍正帝是中国历史上无人能及的勤政皇帝,他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折,少则一二十件,多则三四十件,为此常常工作到深夜,有时他的批语甚至比奏折本身的文字还要多。今天,在留存下来的清宫档案中,就有数以万计的雍正帝批过的奏折。由此可以看出雍正帝务实的作风。具体地说,雍正帝的务实精神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虚假不实的奏报,在封建官场上比比皆是。因为有那么一批所谓巧于仕宦的官员,往往能通过弄虚作假吹拍弹唱阿谀奉承而获得那些好大喜功的君王的赏识,并从中捞到好处。然而,这一套在以务实精神治天下兴邦国的雍正帝那里,却是行不通的。在清代,官场上曾流行着这样一种陋习,文武百官刚刚到任时,几乎都是极力地述说当地的吏治民生如何地糟,等过了几个月,就一定奏报说,通过雷厉风行的整顿,情况已经如何地好转,以此显示自己的才干和政绩。对这类奏报,雍正帝毫不客气地指出:“只可信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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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绝不放过浮夸粉饰的奏报。

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对于大臣奏折中的浮夸成分,雍正帝总是毫不客气地明确指出,并进行尖锐批评。雍正二年,河南巡抚石文焯奏报说,全省各州县的蝗虫灾害已扑灭十之八九。雍正帝通过查问河南的其他官员,察觉到石文焯的奏报不是实情,于是尖锐地批评石文焯说:如果不是你在欺骗朕,就是你本人被下属欺骗了!可是,这个石文焯不知悔改,他调任甘肃巡抚之后,依旧故伎重演。雍正四年夏天,甘肃大旱,七月下了一场小雨,石文焯赶紧奏报说:已是丰收在望,这都是皇上敬天爱民的结果。雍正帝看了很不耐烦,挥笔批道:“经此一旱,何得可望丰收?似此粉饰之言,朕实厌观。”雍正四年七月,巡视台湾的监察御史索琳上折说:台湾地方官兵严加操练,精益求精,可保海疆万载升平。看了这一言过其实的奏报,雍正帝警告说:凡事最重要的是务实,不欺不隐才算良吏,“粉饰、迎合、颂赞、套文陋习,万不可法”。

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奏折是君臣之间沟通情况,上传下达的工具。清朝文武大员的奏折,都是派专人送到京城,直接送到皇宫大门。因此这是非常需要人力、物力与财力支持的。一个官员,一年究竟应该奏报几次合适呢?雍正帝在给宁夏道员鄂昌的一条朱批中曾这样明确指示:遇有应该呈报的事情,就是在一个月内上奏几次也是应该的;如果没有什么可奏报的,哪怕是几年没有折子送来,朕也不会怪罪你的。他反复强调:“只务实行,不在章奏。”有的官员无事找事,频繁上奏,用意是与皇上联络特殊感情,向皇上讨好,雍正帝对这种怀有投机心理的官员常常予以斥责。雍正三年二月,广东巡抚具呈三件折子,雍正帝看后发现,折内所谈之事早就上报各部了,于是批道:已经报到部里的事,又何必多此一奏。是不是你广东省内没事可报而又非要找事上奏才好。这么远的路途,专门派人送来这等无用奏折,不知你用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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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作为一个务实的皇帝,常常训导臣工要灵活用谕,因时因事贯彻朝廷旨令,而不可一味迎合、生搬硬套。他强调处理政务一定要“因地制宜,化裁取当”。雍正帝甚至要求内外大吏,不要因钦发谕旨而影响了自己的主见,这点他在给湖北巡抚马会伯的一件朱谕上说得十分明白:朕凡所谕,皆因人因事,权宜而发,有合于彼而不合于此,有可行于此而不可行于彼者。因此,他要求臣工不能“随朕一时谕他人之谕,来惑自己主见”,并进而指出,只有秉公报国,才会有“根本主见”。雍正帝早就发现,有些地方官员凡事都要请皇上指示一番,自己不拿主意,只看皇上的脸色说话,听皇上的口气行事,没有明确指令宁可等待也不动手。对于这种现象,雍正帝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人实际是在推卸责任,为自己留后路,是在为自己做官。

主张务实的政治,反对沽名钓誉。

雍正帝在继位一周年的时候,告诫臣下说: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脚踏实地去办事,做实事,而不是耍花招,讲空洞的好听的话,去博取一个虚假的美名。朕自从登基以来,时刻想的是吏治澄清、兵民乐业的事,不是为图好名声。雍正帝对官场中流行的追求名实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满,一针见血地指明官员讲的“实”是个人的“货财”,而不是国计民生的“实”;官员讲的“名”,是官爵,是钓誉,而不是由于实心从政而应得的美名。他反对不顾民生吏治的“名实兼收”和官员的沽名钓誉。这对当今的社会是很有警示意义的。

封建官场一般存在着报喜不报忧的想法和做法,雍正帝认识到这种现象不利于了解真实的情况。因此,雍正帝反复告诫内外百官,务必据实上奏言事,万万不可隐饰,并且对报喜亦报忧敢讲逆耳忠言者多加褒奖。

清朝雍正帝勤政批过奏折数以万计:一扫衰颓之风。雍正执政期间,署理四川陕西两省军政要务的总督岳钟琪,就因为“报忧”而多次受到雍正帝的夸奖。雍正三年,岳钟琪将川陕两省乱摊乱派的名目进行综合,发现共有三十多项,他把这一情况如实奏报朝廷。雍正帝称赞岳钟琪毫不护短,一片苦心,朱笔批示“此奏甚属公诚”。雍正帝还指出,不但四川、陕西有乱摊乱派的现象,其他各省都一样。随后,雍正帝选派一大批官员调往四川、陕西,让岳钟琪坚决果断地替换各府州县的不法贪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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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帝作为一国之君,对自己不很了解难以决断的事情,往往坦率地承认,而不轻下结论草率颁谕。一次,雍正帝收到一件有关料理台湾事务的奏折,他看后认为“其中多有可取之处”,但他并没有立即下令推行,而是十分慎重地批示:朕不知地方情形,不敢轻易颁旨。雍正帝把这件奏折转给福建总督满保,让他与提督、总兵等经办台湾事务的官员共同商讨,选择其中可行的去办。

雍正帝曾多次颁发谕旨,要求身边大臣看见“朕的过错”直接指出,“使朕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雍正帝即位的第一年,就命令朝中文武大臣每人写一份奏折,专门给皇上挑错,并交代说:挑的错哪怕是不太合适,朕也不会怪罪,但若是瞻前顾后用一些空话来搪塞,却是万万不可的。有一个叫周英的人,雍正帝派他到西藏去统领军队,后来发现周英这个人能力不行,办事浮躁;地方官员反映也不好。雍正帝很坦率地对身边大臣说:派周英到西藏,属于用人不当,这是我用人上的错误。雍正帝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他相信自己可能犯错误,尤其在于一旦发现错误,他能够公开承认并立即加以改正。

纵观雍正帝执掌朝政的十三年,在治理国家方面的的确确是一个务实的君主。雍正帝的务实,不仅在清朝十二帝中,就是在古代中国的二百多位皇帝中也是相当突出的。清史学者孟森说:“自古勤政之君,未有及世宗者。”“其英明勤奋,实为人所难及。”雍正帝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惩治腐败弊症、振作朝纲、整顿吏治是一剂切中要害的良药;在一定程度上革除了帝后期遗留下来的弊端,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清王朝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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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陈永华

导读:陈永华父名陈鼎。陈鼎明朝天启七年1627中举人;1644年中进士。甲申之变后回乡躬耕,永历二年,郑成功攻克同安,授陈鼎为教谕。西元1634年,陈永华出生。后来,清军攻陷同安,陈鼎在明伦堂自缢。当时陈永华十五六岁,为博士弟子员。清军入城后,陈永华出逃。当时郑成功占据厦门,图谋恢复明朝江山,于是延揽天下士子。兵部侍郎王忠孝推荐陈永华,郑成功与他谈论时事,后并且高兴地说:“复甫,你是当今的卧龙先生。”后授予参军,并以宾礼相待。但据考证,陈永华此人平时不善言谈,只有在部分政见等政治方面的谈论才能发挥。

永历十二年,郑成功与诸将讨论北征之事,很多人都认为不行,只有陈永华力排众议,认为可行。郑成功很高兴,于是派他留守厦门,并辅佐世子郑经。郑成功对郑经说:“陈先生是当今名士,我留下他辅佐你,你应当以老师之礼待他。”1662年,郑成功攻克台湾,授予咨议参军。1662年5月,郑成功病死台湾,其子郑经继位。郑经很是倚重他,军国大事必询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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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历十八年,金门、厦门丢失,陈永华随郑经回到台湾。第二年,晋升勇卫,并加监军御史之职。1665年,陈永华向郑经提出了“建圣庙,立学校”的建议,认为这刻不容缓。但是,郑经的回答却是“荒服新创,不但地方局促,而且人民稀少,姑暂待之将来”,认为此事为之过早。陈永华引经据典,力陈教育之重要。他认为,台湾沃野千里,远滨海外,民风淳朴,如果可以举荐有才能的人来辅佐政事,,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养生息,便可以赶上中原地区。所以,应当择地建立圣庙,设立学校“以收人才,庶国有贤士,邦本自固,而世运日昌矣”。郑经被说服,同意设立学校,发展台湾文教事业,并授命陈永华负责有关事宜。

陈永华于是创建了一套自上而下较为完整的教育体系:全台设立“国子监”,作为台湾最高学府,各府、州、县分别设立“府学”、“州学”、“县学”。此外,还要求高山族同胞居住区的各社也要设立“小学”,由此方便高山族子弟入学受教育。同时,为了减轻高山族同胞的负担,陈永华鼓励他们送子入学,特地规定,凡是高山族子弟“就乡塾读书者,蠲其徭役”。把教育与选拔人才相结合,而且大力推行大陆的科举制度。在此之外,规定台湾境内儿童必须“八岁入小学,课以经史文章”。他还推行三年两试,“照科、岁例开试儒童以提高教育水平。他还推行了举荐人才的制度,州试有名送府,府试有名送院,院试取中,便可以准充入太学,仍按月月课。然后,三年取中试者,补六官内都事,擢用升转”,成为官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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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陈永华在承天府宁南坊择地开始建造圣庙学院。1666年 春正月,圣庙建成,旁建明伦堂。三月,又建学院,陈永华亲任主持,聘请礼官叶亨为国子助教。由于在学校初建,中原文化。永历二十年,他又主持修建了台湾第一所孔庙,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永历二十八年,由于发生了三藩事件,清廷因为无暇东进,郑经会师伐清,克臧监国,永华以东宁总制使留守台湾辅佐。几年之后,清廷处理完内陆叛乱之后,开始着手处理台湾事务,加之郑经在军事上不利,从大陆撤退,陈永华自惭护驾西征无效,十分心忧,终加上感染流行病,不久即病逝,与夫人合葬天兴州赤山堡大潭山,即今台南县柳营陈永华乡果毅后,后来清朝把他的骸骨迁葬回泉州,现存的仅是空冢。在他死后,台湾郑氏朝廷给他谥号“文正”。

吴三桂被灭族

导读:公元1644年3月19日的凌晨,明帝国走到了油枯灯灭的最后时刻。此时的大明皇宫里一片死寂,饥饿愤怒的农民军已经相继攻陷了外城,冲天的火光将紫禁城映照得更加金碧辉煌。崇祯皇帝听着宫外传来隐约的厮杀声,在火光的映照下踉踉跄跄地走到了煤山,结束了自己三十四岁的生命,也结束啊了一个延绵276年的庞大帝国。

就在崇祯怀着绝望的眼神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平西伯辽东总兵吴三桂正亲率关宁铁骑星夜奔驰,准备进京勤王。当吴三桂的大军到达河北丰润的时候,崇祯帝身死国灭的消息便已传开,李自成和他的百万大军已经攻入了明帝国的首都,成为这个皇城新的主人。闻此消息,吴三桂赶紧调转马头,回防山海关。跟随吴三桂后脚跟到达山海关的,还有李自成的四万两白银和父亲吴襄的劝降信。此时的吴三桂已经是无国可依、无家可归,大明朝已经亡了,皇帝已经死了,包括自己在北京城里的家人也已成为李自成大顺政权下的臣民。面对李自成的百万兵锋,吴三桂的三万关宁铁骑根本就无回天之力。既然做不了忠臣,那就做一个孝子。吴三桂在经过艰难的道德挣扎后,接受了李自成册封,并亲自率领三万关宁铁骑再次向北京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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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几天前,吴三桂也是率领这支军队星夜奔驰驶向北京,十几天后,吴三桂同样也是率领这支军队开往北京。不同的是,十几天的吴三桂是率领这支军队准备跟李自成做殊死搏斗,十几天后的吴三桂是率领这支军队向李自成投降。然而,历史永远都是如此的诡异。十几天前,那次行军最终无功而返;十几天后,这次行军依旧半途而废——吴三桂永远都到达不了北京城,那个他曾经的家。在得知父亲被关押,爱妾被霸占之后,吴三桂被愤怒冲昏了理智,率军杀回山海关,将守城的大顺军全部斩杀。为了避免吴三桂倒向关外的清朝,李自成暂且压下怒火,再次派了使者前往山海关。几天后,劝降使者的人头和吴三桂写给父亲的诀别书被一起呈上了李自成的案头。

吴三桂的不识抬举彻底激怒了自认为天下无敌的李自成,这位即将登上帝位的农民军领袖决定亲率十万大军歼灭吴三桂,彻底解决这个新兴帝国东北角的隐患。于是,愤怒的吴三桂和愤怒的李自成终于被拖进了同一历史漩涡,因为个人情感的羞辱而产生的愤怒让这两个中年男人开始了一场巅峰对决,也葬送着两个原本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后来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吴三桂在李自成大军的威逼之下逼迫降清,最后在花甲之年又被康熙灭门,吴氏子孙被诛杀殆尽,包括尚在襁褓中的婴儿为也能幸免;李自成在山海关惨遭大败,不但丢掉了宝贵的帝位,而且还葬送了珍贵的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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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至此,掩卷叹息!高富帅的吴三桂和屌丝逆袭的李自成都没能成为笑道最后的赢家,两个被愤怒冲昏头脑的男人最终因为丧失理智而丧失一切,成为人生彻彻底底的loser。对于吴三桂来说,他手里本来有着一副绝好的王牌,无论是关宁铁骑还是山海关,都是多尔衮和李自成梦寐以求的东西,可惜因为自己一时的愤怒而将这一副好牌给打烂了,最终落得个身死族灭的下场。如果对吴三桂的人生进行复盘,我们会发现,他最大的失误在于彻底跟李自成闹翻,以致于不得不逼着自己接受多尔衮的条件——剃发降清。失去爱妾的愤怒,让吴三桂一再拒绝李自成抛出的橄榄枝,并彻底激怒李自成,从而引发了李自成亲率大军讨伐的结果,让本来可以在大清与大顺间保持中立的关宁铁骑彻底失去了平衡。此后,吴三桂要么跟李自成血战到底,要么彻底降清,但无论哪种选择,对吴三桂而言,都不是最佳的选择。

那么,吴三桂最佳的选择是什么呢?他是否有机会抓住这个最佳选择呢?其实,吴三桂的最佳选择是既不归顺大清也不归顺大顺,而是成为多尔衮和李自成之间的第三方力量,成为制衡整个战局的中间力量。这样,吴三桂就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砝码,无论是多尔衮还是李自成,如果想要问鼎天下,都不愿意见到吴三桂倒向对方阵营,所以肯定会对其拉拢示好,对其所提出的要求一定也会尽量满足。当年袁世凯就是采取了这种策略来威逼革命党和清政府,最终迫使二者接受自己的条件,让自己成为这场革命最大的赢家。吴三桂的悲剧在于自己的感情用事,因为爱妾被霸占,所以就彻底将与李自成谈判的大门紧紧关闭,哪怕后来李自成一而再再而三地示好也不为所动,结果把自己硬生生地推给了更为狠毒狡诈的多尔衮。因为与李自成的决裂,让吴三桂从被拉拢的对象沦为被打击的目标。所以,当李自成大军兵临山海关城下的时候,吴三桂只能再三求助于多尔衮。在亲笔写给多尔衮的请兵信中,吴三桂向昔日不共戴天的宿敌发出了请求,希望多尔衮念他亡国孤臣的忠义,出兵施以援手,剿灭叛贼,消灭李自成,事成后,将裂地以酬。

在这封请兵信中,吴三桂还保留了作为大明将领最后的自尊——绝不是降清,是请兵,请求清朝出兵帮他复仇,恢复明朝的统治。可是此时的吴三桂已经没有了讨价还价的筹码,在回信中,多尔衮提出了招降吴三桂,借兵一事只字未提。在吴三桂此前的戎马生涯中,对于清朝的降书,他根本不屑一顾。野蛮的女真族怎能跟我大明天朝上国同日而语,他吴三桂是大明帝国朝野闻名的忠臣孝子,又怎么会接纳“投降”这个肮脏的字眼?可是今时不同往日,皇帝死了,父亲被抓,无论是忠臣还是孝子,吴三桂一样都没办法保全。4月21日上午,李自成率领大军对山海关发动了全线的攻击,由于实力悬殊,孤军奋战的关宁铁骑伤亡惨重,山海关危在旦夕!面对千钧一发的危局,身陷绝境之中,已经容不得吴三桂身上那股天朝上将的骨气,因为第二天,李自成大军的洪流将淹没他所有的退路。无奈之下,他只能接受多尔衮的招降,成为女真族扫除占领中原的一颗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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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2日,天边刚刚显露曙光,多尔衮率领的清军终于进入父兄梦寐以求的山海关。从此,丰腴的中原腹地就如同一个放下抵抗的女人,随时女真人的猎物。入关后,多尔衮俨然以统帅的角色命令吴三桂率领自己的关宁铁骑作为先锋,出城与李自成大军激战。无可奈何之下,吴三桂带着关宁铁骑首先冲入了敌阵。战斗结束后,跟随他多年的关宁将士几乎全军覆没,作为前锋的关宁铁骑被消耗殆尽,吴三桂最终没能如愿保住这支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军队。迈过了忠臣孝子的道德门槛,最终却没能保全自己的军队,此时吴三桂孑然一身,再也没有退路。4月23日,在溃逃回京师的路上,李自成杀死了吴襄,三天后,吴家三十余口在北京被满门抄斩。失去了军队,失去了家族,吴三桂己经一无所有。如果说掌控山海关时,作为一颗决定性的祛码,吴三桂可以左右着历史的天平,那么当他将李自成使者的头颅砍下的时候,历史己成定局——他吴三桂做不了忠臣,也当不成孝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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