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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 中国史 2019-11-08 03:27 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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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王朝最后的支持者们: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努尔哈赤怎么进的中原

导读:在对待汉族人问题上,他交替实行平等对待和民族歧视的政策。跟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征服中国的目标。他的一个儿子皇太极继承了他,并加快了征服的步伐。

汉满互相影响,促进了满州的崛起

满族人的成功故事始于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是一位勇武之人,他的祖辈父辈曾为明朝效命。明朝的政权是从蒙古人手中夺来的,蒙古人发源于北方,又逃回北方,所以明朝一直很关注它的北部边境。时间一长,明朝在边境地区维持大规模边防力量的政策使得守卫边疆的人与当地居民即满族人混合在一起。那些接受了满族人习俗甚至使用满族人姓名的汉族人失去了他们的汉族人特点。即使多数与满族人共处的汉族人抵制被满族同化,但他们在边境地区的存在以及他们在满洲的工商业活动也使满族人变得更加富有和更有力量。汉族人和满族人相互影响,汉族的生活方式再加上满族人的勇武,促进了满族人的崛起。

明朝统治者密切关注着边境上这种令人担忧的发展态势。为了防止任何一个满族部落取得主导其他部落的霸权,明朝蓄意挑起满族不同部落之间的竞争和冲突。它依靠一系列手段,包括直接军事干预和授予各个部落首领明朝官衔。有一次干预期间,明朝军队杀死了努尔哈赤的父亲和祖父,这也许是误杀。但这位年轻的将领发誓要报仇雪恨,他打击在军事上帮助汉人的部落首领,动员他的家族和部落,征服和吸收所在地区的其他部落,并于1586年杀死了与他为敌的另一个部落首领。这是他建立霸权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20年中,他控制了满洲,统一了各大部落,成为一位无可争议的满族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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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建立新的国家制度

1601年,努尔哈赤设计了一种新制度来组织他的族人,巩固他的权力。以蒙古人的模式为基础,努尔哈赤制定了八旗制度。最初,他建立了四个旗,到1615年,已经发展到八个。按照这一制度,每300名士兵或农民组成一个牛录;每五个牛录组成一个甲喇,每五个甲喇组成一个固山。每个旗用一种颜色的旗帜区分,由一名旗主指挥。有三个旗归努尔哈赤亲自指挥;其余的旗由他的儿子和侄子指挥。旗主是他们各自旗的最高军事长官,但他们都听命于努尔哈赤。不过,旗不仅仅是军事组织,它们还具有行政单位的功能。人口登记、税收和其他民事问题都在旗的领导下开展。因此,旗既是民事军事组织,也是政治组织。八旗系统也吸收非满族的人加入,这对于以血亲和婚姻为基础的旧的部落关系来说是一种进步。因此,在当时,从部落组织向官僚组织的过渡正在进行中,为建立满族国家做准备。

受称帝野心的驱使,努尔哈赤继续努力建立满族国家。他将部族政府重组成一种新的行政机构,在这个机构中,五位宗室首领组成一个议政会议。议政会议每五天开一次会,讨论国家事务。与旗的军事官员们一道,议政会议的成员们组成了国家的权力中心。一切最终决定都由努尔哈赤本人来做。为了建立国家,满族人还创制了一种书写系统,该系统使用蒙古语文字辅以点和圈,点和圈用来表示满语的发音。这一创造满足了国家的行政需要,使满族人能够用文字来记录自己的历史。随着这种发展,译自汉语的翻译作品进入了满族社会,包括翻译成满语的儒家经典和明朝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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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早期,努尔哈赤在满洲的权力扩张使他与明朝产生了直接冲突。在与明朝军队的战斗中,这位满族指挥官依靠他的八旗军来进行军事征服。与此同时,他试图不战而赢得汉人的支持。他向汉族将领明示,他们如若抵抗,必定被击败,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拼死防守的城市将面临无情的大屠杀,将被彻底摧毁。然而,如果他们选择不战而降,努尔哈赤保证,他们不但可以保命,还可以保持他们的汉族习俗,他们防守的城市也将免遭屠杀。而且,努尔哈赤还表示,合作的人还可能得到提拔。这种方式表明,努尔哈赤并不认为能够使汉族人接受满族人的生活方式;它还表明,努尔哈赤打算以平等身份对待听从他建议的汉族人。与此同时,它还表明,努尔哈赤将非常严酷地对待那些抵抗他权力的人。

17世纪20年代,努尔哈赤统治下的汉族人曾进行过两次叛乱。努尔哈赤镇压了叛乱,处死了许多汉族知识分子,他怀疑是他们煽动叛乱。随后,他采取了更加严格的隔离汉族人和满族人的措施。尽管意识到汉族人对其称帝野心的重要性,但他并不完全信任那些一有机会就可能与他为敌的人。因此,在对待汉族人问题上,他交替实行平等对待和民族歧视的政策。与后来的清朝统治者相比,努尔哈赤对待汉族人的政策是比较严酷的。跟成吉思汗一样,努尔哈赤未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征服中国的目标。他的一个儿子皇太极继承了他,并加快了征服的步伐。皇太极是一位旗主,并且此前就是议政会议的成员。他的继位代表着一种延续性。然而,在接受汉族制度和依靠汉族支持者方面,他比他的父亲走得更远。

明朝覆亡,满洲入主中原

满族人朝北京方向的扩张与明朝的内部衰落发生在同一时间。一种“普遍危机”削弱了曾经辉煌的明朝文明。皇帝无能、政治瘫痪(正如东林党文官与朝廷宦官之间的激烈斗争所显示的一样)以及诸如使农业减产的气候变冷等自然灾害,都对明王朝造成了破坏。一场由汉族造反者李自成领导的反明起义给了明朝最后一击。虽然李自成和他的军队十分强大,足以推翻明王朝,但他们缺乏建立国家的能力。满族人利用这种混乱,在一位汉族将领的帮助下,驱逐了起义军,在中国建立起他们的统治。

晚清中兴四大名臣

导读:他们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中国传统文化人格精神的典范式人物。他们的人生,他们的智慧,他们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以至他们虽已去世一百余年,但是每当提起他们,人们仍然津津乐道。

曾国藩(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汉族,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中兴名臣”之一。

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晚清重臣,军事家、政治家、着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自幼聪颖,14岁考童子试中第一名,曾写下“身无半文,心忧天下;手释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以铭心志。 1832年太平天国起义后,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抗拒太平军多所筹划。为抓住展示才能的时机,他经常为一件小事而与人大吵大闹;在当上巡抚,官及三品时,脾气却越来越小。“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日,不被人嫉。”这句着名的话就是他说的。1856年,因接济曾国藩部军饷以夺取被太平军所占武昌之功,命以兵部郎中用。1860年,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后,随同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襄办军务。曾在湖南招募5000人,组成楚军,赴江西、安徽与太平军作战。1861年太平军攻克杭州后,由曾国藩疏荐任浙江巡抚,督办军务。1862年 ,组成中法混合军 ,称常捷军 ,并扩充中英混合军,先后攻陷金华、绍兴等地,升闽浙总督。1864 年 3月攻陷杭州,控制浙江全境 。论功 ,封一等恪靖伯 。旋奉命率军入江西、福建追击太平军李世贤、汪海洋部,至 1866 年2月攻灭于广东嘉应州。镇压太平天国后,倡议减兵并饷,回民军,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破陕甘之乱军后,力主远征新疆。为表示自己讨平新疆叛乱的决心,左公于军中携棺而行。历时数年终平定新疆全境,无左公则无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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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他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洋务运动时创造了中国“四十六个第一”。曾经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慈禧太后视其为“再造玄黄之人”着有《李文忠公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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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香岩,又号壹公、无竞居士,晚年自号抱冰。汉族,清代直隶南皮人,洋务派代表人物之一,其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对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基本纲领的一个总结和概括;毛泽东对其在推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方面所作的贡献评价甚高,曾说过“提起中国民族工业,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教育方面,他创办了自强学堂、湖北农务学堂、湖北武昌幼稚园、湖北工艺学堂等。

晚清名臣曾国藩

导读: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人们关注的风云人物。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以并不超绝的资质,“文能应试,武能杀人”,后来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被誉为“中兴第一名臣”。那么在腐败成风的晚清,他又是什么样的清官类型呢?

我们从曾国藩生活状况来揭开他是否清廉的神秘面纱。先说曾国藩在做京官时的经济状况。道光二十年,曾国藩中了进士,被皇帝授予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的官职,这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处级研究员,经常要见各部的长官,有时候还要见皇上,经常给国家起草一些文章。但他的经济状况可以用一个字概括——穷。比如道光二十二年,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与仆人陈升发生了一场冲突。因为穷困拮据而脾气又大,曾国藩早已被陈升看不起,在这场口角冲突后,陈升卷铺盖另寻高枝去了。这件事使曾国藩颇受刺激,还写下了一道《傲奴》诗:“??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意思说,手里没钱,仆人都瞧不起自己,一个仆人比自己都傲慢。

另一件例证更有说服力。曾国藩为人重感情,对亲戚关系十分重视,稍有余力,必加周济。道光十九年十月曾国藩进京为官前,曾专门去看望几位母舅。当时他的大舅已年过花甲,却“陶穴而居,种菜而食”,过着半野人的生活。曾国藩不觉“为恻然者久之”。他的二舅江永燕送他走时,向他预约工作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作烧火夫也。”南五舅一直把他送到长沙,临别握着曾国藩的手说:“明年我亲自送外甥媳妇去北京。”那意思是到北京跟曾国藩享两天福。曾国藩说:“京城苦,舅勿来。”南五舅说:“好吧,但是我早晚得找到你当官的地方呆两天。”说话间已然泣下。曾国藩进京为官,使得所有亲戚对他寄予厚望,认为天子脚下的翰林公只要稍一援手,就能使他们的生活天翻地覆。然而,曾国藩当官已好几年,却没有余力周济他们。五年后江永燕贫病而死,没沾到外甥一点光。大舅依然没有房住,南五舅也没能到北京享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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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曾国藩这么穷呢?这就因为清朝的低薪制。用清代的一两白银能够买多少大米来进行换算,大概一两白银相当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曾国藩一年的工资大概相当于现在24000元人民币。这个钱如果对今天的一个京漂来讲都是非常困难的,何况曾国藩拖家带口。当时一个京官的支出是多少呢?在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全年花了458两1钱9分白银,财政赤字是333两5钱4分。

咸丰十年,曾国藩当上了两江总督。此时曾国藩的收入是多少呢?155两,和他做京官时期差不多。但这仅仅是一个名义上的工资。清代总督和巡抚最主要的收入是规费,用通俗的话讲就是灰色收入。总督级的官员,规费的平均年收入是18万两,相当于3600万元。如果曾国藩的收入真的这么多的话,他可以是全大清帝国数一数二的高收入者。收入能够有如此天翻地覆的提升,曾国藩的生活水平提升了多少呢?

曾国藩的生活水平确实和做京官时有天翻地覆的变化,但不是提高了,而是降低了。首先在穿衣方面:曾国藩在总督时期,不仅是穿衣朴素,而且到了不修边幅的程度。洋枪队的首领戈登,在同治二年到安庆和曾国藩有一次见面,戈登的随员写了一本回忆录,提到了这次会面。这些外国人惊讶地发现,堂堂两江总督,衣服陈旧、打皱,还有斑斑的油渍,就是吃饭的时候不小心落的油渍。当然,曾总督穿着朴素,也印证了他不摆官架子。其次是他给总督府女眷的规定可见端倪:因为曾国藩不允许在总督府内雇佣太多的仆人,人手不够用,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女眷自力更生,自己动手做家务活。同治七年,曾国藩给女儿、儿媳妇定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早饭之后要做小菜、做点心、做酒浆,叫食事。上午纺花或织麻,叫衣事。中饭之后做刺绣之类的细工。晚上还要做鞋,这是粗工。所以总督府的女眷从早上睁开眼到晚上休息,几乎歇不了。如此的总督府家眷,恐怕在大清王朝肯定找不到第二家。当时每天晚上,在南京的总督府里,曾国藩在一边秉烛批阅公事,他的女眷在一边点灯织布,应该说这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动人的画面,更是曾国藩的清廉佐证。

与此同时,曾国藩也有不光彩的一面。为报销军费给回扣。清代各部书吏都有不匪的灰色收入,甚至吏比官富。据《李鸿章全集》载:曾国藩、李鸿章委托关系跟户部书吏勾通,书吏的胃口很大,要求给一厘三毫的回扣。当时湘军、淮军要报销的军费是3000多万两银子,按一厘三毫算“部费”需要40万两,相当于现下人民币8000万元。当然,曾、李二人也并非等闲之辈,皇帝和慈禧太后都要对他们二位理让三分,书吏自然也给面子,最后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以回扣8万银子了事。

曾国藩在官场上最大的一笔应酬发生在同治七年,因为这一年他从两江总督调任到直隶总督,他到北京去陛见慈禧太后和皇帝。出京的时候,按照当时官场的惯例,要给在京的官员送笔别敬,也就是分手礼。花了14000两白银,他觉得还不是很丰厚,和别人相比,钱数还不是很多。曾国藩也大吃大喝,在同治十年,曾国藩有一次到苏州去检查工作,他每天大部分的日程是请客吃饭。到临走前,他也摆了两桌请苏州的官员。这种做派和晚清的任何一个官员的做派都是一样。同时曾国藩晚年也要给在京的京官送冰敬、炭敬,总数达几千两白银。

总体来说,堪称晚清完人的曾国藩并非完人,他的清官形象也有污点。但在腐败成风的清代官场大环境下,他清廉得问心无愧,最起码没有把钱纳入自己的私囊。从另一方面看,他的“清廉”和中国传统历史上的清官有区别。其实,历史上像海瑞这样清可见底的清官屈指可数,更像是百姓一厢情愿的“木偶”。曾国藩曾说“尤不愿得清官之名”,就是说他不想让别人认为自己是一个清官。他遵循官场的明规则和潜规则的做法,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他自己和官场的冲突,有利于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资源,为社会办一些大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说,曾国藩这种内清外浊、内方外圆的清廉更显真实。

曾国藩为什么不当皇帝

弱国无外交。曾氏处理此案的苦衷,就因当时的清王朝实际上只有一个空架子。以曾氏的为人,能不知其后果?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实属无奈。

1870年6月21日发生的“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它涉及法国、英国、美国、俄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指派直隶总督曾国藩赶往天津进行处理。由于他采取了委曲求全的方针处理教案,导致民怨沸腾,一时间成为千夫所指的罪人,甚至连他自己也大有“外惭清议,内疚神明”之感。曾国藩后来调任两江总督,不久便撒手人寰。可以说办理“天津教案”的苦果导致曾国藩名声大跌,给曾国藩蒙上了无法洗刷的耻辱。

早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天津时,法国侵略者就将作为英法联军议约总部的望海楼行宫强占为领事馆。1862年,法国传教士在与望海楼隔河相望的天津城东关小洋货街建造仁慈堂一所,专门收养中国孤儿。1869年又在望海楼旁强占土地建造望海楼教堂。不久,法国驻津领事丰大业又拆毁了望海楼行宫,盖起了法国领事馆。1870年夏,仁慈堂疫病流行,数十婴孩相继染病死亡。教会便将几具尸体装入一个洋货箱中夜间埋于坟地。不料却被野狗扒出,“死人皆由内先腐,此独由外先腐,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人们又挖出不少货箱,均一棺数尸,胸腹皆烂,肠肚外露。与此同时,天津不断发生有人用药迷拐幼孩事件,乡民拿获用药迷拐幼童之匪犯三人,其中一人为法国天主堂教徒,被天主堂经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要去。此时民众愤怒,怀疑教堂虐杀儿童,“挖眼剖心”,而且与迷拐儿童有关。同月18日,民众又抓获一名迷拐儿童的案犯武兰珍,其供认系受教堂门丁王三指使,“令其出外迷拐男女。前在穆庄子拐得行路一人,曾得洋银五元”。消息传开,民情汹汹,士绅集会,书院停课,反洋教情绪高涨,全城笼罩在仇教的激愤之中。

6月21日,天津道员周家勋率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带疑犯武兰珍赴教堂指认王三。群众也涌向教堂,结果一无所获,只得带犯人到三口通商大臣衙门,与崇厚“议以不了为了,即可完案”,“拟即出示晓谕,并将武兰珍先行正法”。午后,群众与教堂中人发生口角,教士谢福音向崇厚求援,崇厚急令刘杰与巡捕二人前往弹压。此时丰大业携手枪冲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衙门,秘书西蒙执刀随行。丰大业一见崇厚就出言不逊,崇厚“告以有话细谈,该领事置若罔闻,随取洋枪当面施放,幸未打中”。崇厚退入后堂暂避,“该领事进屋,将什物信手打破,咆哮不止”。此时衙门外群众越来越多,崇厚复出相见,告以民情汹涌,暂不可出。丰大业不屑一顾:“尔怕百姓,我不怕尔中国百姓。”“既而飞奔出署,行抵浮桥,适逢知县在彼弹压,当面劝阻”。丰大业“又向其放枪,未中,误将刘杰之家人打伤”。群众怒不可遏,当场将丰大业、西蒙殴毙,投尸河中。随后群众鸣锣聚众,奔赴望海楼等处焚毁法领事馆、天主堂、仁慈堂,并从仁慈堂地下室查出幼孩百五十余人。英国四处礼拜堂、美国两处礼拜堂被毁。混乱中,群众先后打死外国职官、教士和修女,连同丰大业和西蒙在内共计20人。其中包括法国人13名,比利时人2名,俄国人3名,意大利人和英国人各1名。这就是“天津教案”,或称“火烧望海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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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发生后,中外震惊。英、美、法、德、俄、比、西七国驻京公使联合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要求惩办教案人犯,随即调派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6月23日,清政府急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查办。曾国藩此刻正在病假期间,尚未痊愈。临行前,“阻者、劝者、上言者、条陈者纷起沓进”,多数主张不可前往,幕僚史念祖甚至认为赴天津办案“略一失足,千古无底”。曾国藩涉足政治多年,对其中的利害关系不会不知。然而他并没有犹豫,一方面在于朝廷倚重,职责所在;另一方面他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事态以最稳妥的方式得到解决。他给两个儿子留下了带有遗嘱性质的书信:“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

曾国藩到天津后,知道此案曲在洋人。丰大业率先寻衅,数次开枪,激起众怒,理应持平办理。然而他也深知外国强盛如故,津案又涉及法、俄、英、美、意等列强,“万一牵动各国同时推波助澜”,“中国此时之力何能遽与开衅”?权衡再三,终于决定“不欲以百姓一朝之忿,启国家无穷之祸”,遂奏明“立意不开兵端”。至于结案之法,“终不外诛凶手以雪其冤,赔巨款以餍其欲”。首先,对于最为关键的拐骗犯的罪行和证据,他予以忽略。

他在给朝廷的奏疏中写道:“教民迷拐人口一节,王三虽经供认授药武兰珍,然尚时供时翻……亦无教堂主使之证据。至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名口,逐一讯供,均称习教已久,其家送至堂中豢养,并无拐骗情事。”而天津知府张光藻给曾国藩的密禀称:“从天主教救出的幼孩,其中有供系迷拐而来者。”烧毁教堂之日,“众人搜获教民王三送县,提犯指从对质,供明伊以利诱武兰珍迷拐人口,先拐一人,给大洋五元。每早在天主堂外交武兰珍药一包,令其出外拐人”。至于王三向他和武兰珍所提供的迷药,据供是由谢神父所授。由此看来,迷拐之事似乎言之凿凿。

其次,对于教堂“挖眼剖心”的传言,认为全系谣言,毫无实据,必无其事。“大约挖眼剖心之谣,近来各省皆有,民间习闻此说,各怀猜疑。而天主教堂又过于秘密,平民莫能窥其底里,用是愈疑愈真,遂成牢不可破之见。及确寻证据,皆影响含糊。其初入津郡,绅民拦舆递禀百数十人,细加研求,终难指实。经此番推问士庶之心,似已稍知挖眼剖心等事空言不尽可靠”。

其次,“严拿凶手,以惩煽乱之徒;弹压士民,以慰各国之意”。曾国藩“坚嘱拿混星子及水火会”,至八月初四日“拿犯已八十余人”。因教案中洋人伤毙二十一人,曾国藩决定查拿二十一名之数,“足与相抵”。面对“棘手甚多,愈办愈窘”的局面,他即“激励承审各员严切研讯,商定变通办法”。其变通办法之一为“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但求确系下手正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

再次,处理天津地方官员。法国公使罗淑亚抵达天津后与曾国藩会晤,提出四项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究凶手。7月20日,罗淑亚照会曾国藩,词气凶悍,谓如“不将天津府县及提督陈国瑞抵命,即便宜行事”。虽然曾国藩认为“欲令府县抵命,坚持不允”,但还是以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办理民教启衅一案事前疏于防范,事后又不能迅速获犯,即行革职,交刑部治罪,陈国瑞交总理衙门查办。

曾国藩这种强人就案,杀民以谢敌的委曲求全做法,引起民众的愤慨和一些官吏的谴责。消息传开,举国哗然。“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旅居北京的湖南同乡宣布把他从同乡会中除名,并且砸毁了曾国藩手书的“湖南会馆”匾额。后来清政府改派李鸿章为直隶总督负责处理此案,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处理“张文祥刺马案”,但仍暂时留驻天津。和曾国藩一样,李鸿章仍坚持判处十六人死罪,另四人因属误杀俄人暂缓执行,后来改判斩监候和杖流。二十五人充军,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发配黑龙江充军,陈国瑞免于处分,赔偿法、俄、英、美等国白银五十余万两,并特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始得结案。

“天津教案”的处理不当,导致曾国藩名毁津门。所谓“中兴名臣”曾国藩,“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从总体上来看,曾国藩忠实地执行了“委曲求全”的方针,对外国教人一味偏袒,对涉案人员以命相抵伤毙洋人,自然是处理不公,为“时论所弃”亦是自然。然而就当时的局势而言,其处理结果也是必然。天津教案发生当时,正是西方列强加紧侵略中国之日,清朝的国家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对于清朝与西方列强之间的冲突和争端,在两国国力明显不对等的情况下,要求平等地按规则处理涉外案件,简直是一句空话。这也就为“天津教案”的处理不当奠定了基础。况且当时各国军舰到天津海口和烟台进行武力恫吓,以“即行开战”为要挟,清廷不会不屈服,只能答应法方提出的苛刻条件。清廷的主和态度,曾国藩自然不能违背。可以说,换作当时任何一人来处理此案,都不可能做到完全的公平公正,甚至连代替曾国藩处理教案的李鸿章也是按照曾国藩的方针进行的。

曾国藩在收到处理教案的圣旨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此去津门,有去无回”。为此,他写下了遗嘱,决心宁牺牲“衰朽之身”,也要履实君命。在坚持自己的办案主张,维护国家尊严和民族利益还是为“使国家和民族免遭战火”而向法方屈服的两难抉择中,曾国藩左右为难。然而最终公正、人情、国法只能向“形势”屈服。这就注定了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只能以悲剧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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